1449年，朱祁镇和他的二十万大军在河北一带被瓦剌军击败。明军遭遇毁灭性打击，同时朱祁镇也被瓦剌人所俘虏。
瓦剌人原本想借朱祁镇来勒索明帝国，但没料到明帝国的文官集团又重新拥立一个皇帝，便是21岁的朱祁钰，即朱祁镇的同父异母弟弟。
不过也先还是其他瓦剌人都不擅长围攻战，所以瓦剌军队没能攻下山西的大同和宣化，最后瓦剌只能先带领朱祁镇返回蒙古高原。
3个月后，1449年10月，也先率领大军卷土重来，这次也先集结了约三万人以上的兵力，瓦剌大军兵临帝国首都北京城下，瓦剌且在北京的西北郊区一带扎营，并随时最好进攻北京准备。
这是明帝国甚至汉民族最危急的一刻之一，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之所以将国都定在北京就是这里处于战略要地。虽然北京靠近边境，而且北京以南还有广袤疆域。
但一旦北京沦陷，不但是对帝国的奇耻大辱，更会让瓦剌一路势如破竹杀入内地。因为内地没有再像北方那样坚固且复杂的防线了，而且各省守军也不再是像长城那里抵御蒙古的最精锐部队。
所以当时有明帝国官员建议在土木堡大败后将帝国首都迁移到南方的南京，那也是帝国最初的首都。但这个愚蠢的提议就被于谦和其他主战派否定。
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因为在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失败而迁移到江南地区的帝国都没能再收复失地，如东晋、南宋和后面的南明。这些帝国的结局要么到灭亡为止领土都局限在南方，要么最后被游牧政权彻底消灭。
总之没有一个再能恢复以往疆域的国度。届时明帝国南下极有可能会再次复制这种结局。所以明帝国主战派决定绝不退缩，誓死捍卫北京城。
一方面皇帝朱祁钰和于谦抽出北京城内剩下的全部兵力准备迎战，另一方面下达命令让全国各省的守军前往北京城增援他们对抗蒙古。
为了应对瓦剌入侵，明帝国的战车装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形制构造也多种多样，各具特色。
景泰元年 (1450年)，定襄伯郭登请求 制造装备火器与冷兵器的偏厢车，兰州守备李进请求制造独轮小车，车上装备神机箭，属小型战车。1451年六月，石亨制造了1000辆偏厢车;箭匠周四章制造了一种装备众多神机箭的正厢式战车;吏部郎中李贤也设计了一种四面安板的火器战车 。
1449年10月，也先率领大军进攻北京城。决定帝国命运关键的北京保卫战打响，但瓦剌人此时依然没有优秀到足以攻破北京城墙的攻城经验。
也先对北京城的每一次进攻都被明军击退，当然这不但跟蒙古人缺乏攻城技术有关系，也北京城的明军顽强的死守也占最大因素。
明帝国军事高层们清楚此时出城跟瓦剌野战胜算并不是很大，所以利用蒙古人的短板——不擅长攻城，以守城战方式来对抗蒙古人。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土木堡之战还是北京保卫战，这并非汉族和蒙古两个民族对立那么简单。其实帝国军队也有不少蒙古将领和士兵。
比如参与指挥北京保卫战中重要战斗的孙镗（1391年-1471年）就是为帝国效力的蒙古人，他出生于今天内蒙古的托克托。但他却接受的是汉化教育，名字也是汉语的。他和草原上生活的蒙古人生活轨迹完全不同。
北京保卫战时，孙镗与瓦剌军激战于北京黑山、西直门外，既而追战于涿州。孙镗曾在战斗中被也先的军队包围，一度濒临战败被全灭的危险，幸亏援军赶到也先才被迫撤走。
帝国还有一个叫于忠的蒙古将领，他的蒙古本名伯颜答里。他之前跟随皇帝朱祁镇参加土木堡战役，明军大败时他做了瓦剌人的俘虏。
因为于忠通晓蒙古语，又懂汉语。瓦剌高层安排他作为替朱祁镇到帝国代话的使者。并且也在草原上参与照料朱祁镇的工作。
还有不少为明帝国效力且参与土木堡之变和北京保卫战的蒙古人我就不一一列举。
为明帝国效力的蒙古人虽然跟草原上瓦剌蒙古人是一个民族，但却是不同信仰和文化。
明帝国之所以有这么多蒙古将领和官员，皆是因为明朝推翻蒙古在中原统治的时候。虽然有大批蒙古人逃回蒙古高原，但仍然还有大量蒙古人滞留中原，这批人为了生存被迫归顺了明帝国，没两代人时间这批蒙古人生活方式和文化就变得跟汉人相差无几。
这就像地中海那边，欧洲人占领穆斯林的地盘后，强迫穆斯林改信基督教，把他们同化为欧洲人。穆斯林征服欧洲，反之对基督教徒也一样。
瓦剌军对北京城的进攻屡屡失败不但使其损失了不少人马，而且粮草也快吃完了。更要命的是，北京城以外其他地区的帝国军队就要赶到这里投入针对他们的战斗。
因为北京城半天没法攻下，瓦剌军士气开始低落。镇守居庸关的帝国将领罗通趁机率军主动出城野战，连续跟瓦剌军进行了三次激烈战斗中，三次战斗都将瓦剌军打了个大败。
根据晚明某笔记的记载，明代驿道系统及军事专用道路，东西长10900里（约合5450公里，3386英里），南北长11750里（约合6768公里，3650英里）。据某位现代学者的估算，明代水陆驿道的总长度达到了143700里（约合71850公里，44645英里）
明帝国政府编纂的《寰宇通衢》记载全帝国所有驿道里程及1706个驿站。发驿遣使，必须持有注明时日和出行方式的牌符。如果是准给用兵之时的话，牌符上会印上马匹的图样。
如果使臣逾制索要驿马，则会受到笞八十的刑罚。与「急脚递」一样，身负公差的官员也有行程的限制。每条线路都按照所需时日计算了里程。
譬如，一个官员坐船从北京去南京需40日，到扬州则少一日，多一日则可抵苏州。从北京到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也都是40天的路程。到边疆地区的城市的路程则要长得多。
从北京到四川省首府成都需145天，到广西省首府南宁需147天，里程数之最要数到广东省沿海城市潮州，需149天。首先从北京出发，行走113天后抵达省会广州，此后还要往东进入丘陵地带，经过36天的跋涉，穿越1155里（约578公里）的崎岖山路。如果走海路或则的话，行程可大大缩短。
明帝国运河的规模决定了维持其通航需要的大量人力物力。15世纪中期，需要动用121500兵力将11775船官粮通过运河送到北京，装满那里的官仓。护送兵船的还有隶属兵部的600艘「马快船」。不过，官船的数量有限，在繁忙熙攘的运河上还有数以万计的私船。
明代中期的一位士人曾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东南漕运岁百余万艘，使船往来无虚日，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率此焉道。运河的恢复给商业运输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而初步将整个国家连接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
届时明帝国就像土木堡之变时期的瓦剌，在自己的地盘上作战。虽然敌人的战火烧到自己国土，但是自己坐拥巨大的主场优势，明帝国也很好的发挥了出来。
这次瓦剌军知道不但他们征服不了北京更别说整个明帝国，甚至等所有帝国军队汇聚在一起他们都要葬身于此，而且他们手里的朱祁镇也一点利用价值也没有了，帝国都有新的皇帝，更不可能被他们要挟。也先带着朱祁镇和他的军队撤退。
北京保卫战
由于也先在不但攻打北京城失败，还使得他损失了不少经验丰富的战士。他不由大失所望，很快转为恼羞成怒。他在河北一带以少胜多大破明军并俘虏了帝国皇帝，这场胜利让他有了带领蒙古重新征服中原的想法。
也先和手下蒙古人们已经看见了帝国的首都北京城，这里曾经也是蒙古人在中原统治时期的都城。有意思的是对于蒙古人而言这算他们的“失地”。
朱祁镇被帝国朝廷请下皇位，帝国对蒙古战略改变为以守代攻，再加上明帝国仍然有许多训练有素的士兵。这些因素使得也先的计划成为泡影。
也先越想越气，甚至土木堡的胜利都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除了一个活捉皇帝和斩杀敌人的虚名以外。
所以也先和瓦剌军队将这股大火发泄在了无辜的明帝国百姓身上，瓦剌军撤退时将沿途经过的明帝国管辖的社区和机构统统摧毁，当地黎民百姓和官吏们统统被蒙古人所屠杀。
这些住在这里的汉人百姓很不幸都成了瓦剌军的刀下鬼，由于明帝国皇陵修筑在北京城外的郊区，瓦剌军还顺带焚烧了永乐皇帝、宣德皇帝的陵墓，由于撤退仓促来不及开棺鞭尸，只能将其地面建筑烧毁。
蒙古人当时就这么想：既然我无法摧毁明帝国并奴役他们的百姓，那我就能带走我所带的一切，不能带走的我统统毁掉！
北京保卫战就这样以明帝国胜利而告终，但明军胜利原因一是拥有巨大兵力优势，毕竟明军总共集结了22万人，进攻者瓦剌才3万余兵马。其次明帝国虽然打赢了，但北京城周边和其他边境地区被瓦剌破坏得相当严重。所幸瓦剌没有更加深入明帝国腹地。
帝国军队胜利后，他们也没有专门继续追击瓦剌，而是第一时间做好善后工作和继续防备蒙古，帝国朝廷也没有松懈，毕竟土木堡大败没多久，瓦剌军会随时从北方再次打来。
而且土木堡让明军意识到他们此时野战能力是多么不足。
之后一年里，明军和瓦剌在长城一带进行了对峙，双方没有起大规模武装冲突。1450年，也先依然没有放弃南下征服明帝国的想法。
他仍然不死心的带着朱祁镇来到山西边疆，还抱着一丝侥幸让朱祁镇娶叫门希望能够打开城墙让蒙古骑兵进入。
果然朱祁镇再次没能起到帮助瓦剌军进入长城以南的机会。由于也先太久没有取得进一步对明帝国的战略胜利，所以和也先联合的其他蒙古部落这时候也丧失了跟明帝国继续作战的动力。
于是也先打算跟明帝国求和，届时皇帝朱祁钰答应了瓦剌的求和条件。但朱祁镇不愿意答应也先提出蒙古与明朝通商的协定。
可当时朝廷认为为了避免和瓦剌继续敌对，再打下去也耗费帝国更多的人力与财力，干脆同意瓦剌提出的贸易条件。于是明帝国与瓦剌的战争结就这么结束了。
长城边疆也恢复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宁静，有近一百年明帝国与蒙古国再未起大的战争。
而也先再次发挥了朱祁镇最后可以利用的价值——那便是无条件释放朱祁镇。
朱祁镇此时对于瓦剌来说彻底算是多余的存在，首先战争已经结束，若再扣留可能有不必要地麻烦。其次，照料朱祁镇也要有一笔庞大的开支。最后释放朱祁镇可以算是给明帝国卖了个大人情。
至于也先不杀朱祁镇的原因更能想得通。首先杀死朱祁镇，会给未来明帝国攻打瓦剌制造借口，也意味着双方关系要到水火不容地步。
再则杀死朱祁镇甚至都会引起蒙古人的不满，毕竟朱祁镇还在蒙古结识了不少当地朋友和蒙古权贵，他们皆被朱祁镇的王者风范给打动。
何况朱祁镇被也先俘虏时，也先提什么条件比如叫守将打开城门的这种损害明帝国的事情朱祁镇都照做了。可以说朱祁镇相当顺从也先，也先要是杀朱祁镇道德上也说不过去了吧。
也先释放朱祁镇最大的原因就是制造明帝国的内战，也先一定甚至14世纪末期到15世纪初期的蒙古历史，当时蒙古败给明帝国的原因不光是明军强大还有蒙古内部一盘散沙，权贵们相互争汗位给了敌人可乘之机。
如果朱祁镇回到明帝国跟他弟弟朱祁钰争夺起了皇位，那可至少让明帝国再次伤筋动骨，而且比自己出兵付出代价要划得来的多。事实证明后面真如也先预期所想，但也先本人也已经看不到朱祁镇和朱祁钰斗争的这一切了。
1450年，在蒙古被关押了一年多的朱祁镇被也先无条件释放，据说朱祁镇在返程路上，一队蒙古人马追上了他，朱祁镇吓得还以为是捉他回去的，原来是朱祁镇在蒙古结识的朋友担心他路上吃不好给他来送食物的。
朱祁镇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北京城。但等待他的不是热烈欢迎和慰问，而是朝廷官员上下的冷淡，和朱祁钰的不安。
甚至朱祁钰得知朱祁镇要被也先释放的这个消息后都非常不愉快，甚至希望朱祁镇永远被蒙古人关押。
朱祁镇一回到国，朱祁钰不但不将皇位还给他，而且还将他关押在一个叫南宫的宫殿里。禁止他和一切外界人员流通，而且还派帝国最精锐的情报部门锦衣卫时刻监视。
朱祁钰和朱祁镇堂兄弟间起了对立
关押朱祁镇的南宫周围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原因是朱祁钰担心有人躲藏在那里。
或许回到明帝国这一刻才是朱祁镇最绝望的时候，他当时都可能没再考虑是否能夺回皇位，朱祁镇的生命安全或许都得不到保障。
两年后，1452年。皇帝朱祁钰废除了原来的帝国储君朱见深，朱见深的是朱祁镇的儿子，被朱祁镇指定为皇太子。但朱祁钰希望自己家里的人继承皇位，所以不经过任何法律就废除了朱见深的储君位置。
但朱祁钰终究也没有自己的皇位接班人，他和皇后及妃子们生出的几个儿子也都夭折了。
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灭亡拜占庭帝国这一年里。也先在蒙古高原僭越自称大汗，他再也没把黄金家族的后人放在眼里。
之前中亚霸主帖木儿做到了比也先更大的成就，但他依然没有废除中亚地区的黄金家族成员，也没有僭越自称大汗。可见黄金家族名望多大，也先这一行为给他招来了悲剧。
1455年，也先自称可汗后两年他惨遭人暗杀，死后尸体也被挂在树上。妻子和几个家庭成员也被人掳走。
也先死后，他的儿子阿玛桑赤继承了他的位置。在1456~1468年之间，瓦剌在他率领下入侵了中亚的察合台汗国。
而瓦剌政权在蒙古高原的统治也没能延续长久，在15世纪后期。蒙古正统黄金家族后人孛儿只斤·巴图孟克（人称达延汗）在比他年长不少岁的妻子满都海帮助趁着瓦剌人内乱将他们驱逐出了蒙古高原。
达延汗后来也成为了明帝国的一大劲敌，当然这是后话。而瓦剌像之前的游牧先辈柔然、契丹一样西迁。大部分人瓦剌人在今天中国新疆和中亚立足，后来他们在18世纪衍变成了清帝国的劲敌准噶尔汗国。
还有一些瓦剌西迁到了更远的俄罗斯，他们在东欧定居，被俄罗斯人称之为卡尔梅克人（Хальмгуд）。这些蒙古人在俄土战争期成为俄罗斯的重要兵源，但一些卡尔梅克人对战争已经疲倦所以选择离开俄罗斯再次回到蒙古和中国。
卡尔梅克人
也先死后两年，1457年。本来身体就不好的皇帝朱祁钰突然病重，他病得都只能卧在床上无法动弹。届时一个叫石亨的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将军他看准时机，他为了继续升官发财所以谋划帮助已经失去皇位多年的朱祁镇重新当上帝国皇帝。
于是石亨在经过太后允许下率领军队前往囚禁朱祁镇的南宫，当朱祁镇听闻军队动静时他被吓了一大跳。深怕以为朱祁镇派人来杀害他，结果得知原来是将军石亨要拥戴他成为皇帝。
接着朱祁镇被接出南宫，然后告别了他七年的囚徒生活。然而卧病在床的朱祁钰仍对此事不知情。殊不知帝国的皇帝再次更易。
有一天帝国文武百官像往日一样上朝。但他们发现朝堂上坐在宝座身穿龙袍的人竟然是似乎快被人们淡忘地前皇帝朱祁镇。所有帝国大臣们才知道发生了政变，而且这场政变非常地悄无声息，也没有发生暴力冲突。
这便是“夺门之变”，中国历史上最简单的政变。
朱祁钰
当身体稍微康复了一些的朱祁钰准备再次回到皇宫执政时，他从旁人口中得知了宫里发生政变，起初他以为是大臣于谦篡位。但很快得知原来是自己的堂兄朱祁镇夺回了他的皇位。
朱祁钰很快从惊讶转为愤怒，很快又从愤怒转变为悲哀，最后到了无奈地步。这一刻，朱祁钰也不再是帝国的皇帝，甚至他的执政生涯在后世历史上也被帝国史官抹除。
现在朱祁镇和朱祁钰的角色对调了过来，很快轮到朱祁钰被软禁，本来身体不好的朱祁钰遭遇此事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不久病逝，享年29岁。也有说法是被朱祁镇下令秘密处死。
再次成为明帝国皇帝的朱祁镇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清算从前以于谦为首的支持朱祁钰的那群大臣，哪怕这些人在帝国危难关头中挺身而出立下大功。
于谦这个59岁的老大臣被关入监狱，他没有权力为自己辩护，经过审判他的罪名为“谋反”，并判处死刑。
1457年正月二十三日，为于谦行刑当日，昔日的帝国捍卫者如今却沦为罪臣。刑场上无数的百姓围观在周围，为这位于谦大人求情，更有人当场悲恸大哭。
但皇帝朱祁镇诏令如铁，群情激奋却也不能拯救这位大功臣。当时行刑的刽子手也何尝不知道于谦是有功之臣，但却死于自己刀下。
于谦最后还是被行刑处死。之后锦衣卫众人奉皇帝命令去查抄于谦的家产。这些人满怀期待进入于谦府邸，他们原本打算在这次查抄过程发一笔横财。
但结果却令人意外，于谦这么大的官家中却没有珍藏什么财宝，尽是于谦生前珍藏的书籍。当一名锦衣卫士找到于谦一个封存仓库的门，他们原本以外门后就是财宝。
结果破门后才发现这里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是生前皇帝朱祁钰赏赐于谦的一些官服，但就是这些官府于谦一件都没有使用过。
这次抄家行动后锦衣卫们也陷入茫然，他们接着凑钱赠给于谦家属给他们当在流放路上的盘缠。
之后京城里还有人不顾得罪现任皇帝和政府去为于谦收尸，有个人锦衣卫士每天都去于谦坟墓前祭拜，哪怕被政府人员发现处罚挨打，他仍然每日去祭拜。
于谦虽然在当时法律上是罪犯，但是他在帝国大部分人心中仍留有忠义形象。
说到这里，于谦到底死的冤不冤。答案当然冤，没有死在敌人蒙古的手里，生命和荣誉却被自己国家给抹去。
但从另一种角度分析，于谦被处死这件事再正常不过。朱祁镇是皇帝，于谦是大臣。虽然于谦是为了国家才废除朱祁镇的皇位，让朱祁钰继位。但是这么做已经伤害了朱祁镇的个人利益和尊严。
朱祁镇再怎么样他也是皇帝。他在南宫当了七年囚徒生活，估计早已对朱祁钰和推翻他的大臣们恨之入骨。所以朱祁镇再次当上皇帝，必定清算于谦。
况且按照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大臣应该死忠于皇帝，于谦作为臣子背叛了朱祁镇，被处死不冤。
而在北京保卫战和夺门之变中立下大功劳的将军石亨，按道理他是最大赢家，但结局也跟输家一样。石亨因为贪污腐败，且铺张浪费而伏法。石亨家里修的房子比紫禁城还豪华，这对皇帝而言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1460年，石亨和他几个家庭成员和亲信被皇帝以散播谣言、祸国殃民罪名给判处死刑。
那么皇帝朱祁镇又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人提起他大多数会想到他领导的败仗即丧师辱国的土木堡之变。不得不说这场战争对他的后世评价造成极大影响，也成为了他洗刷不掉的黑点。
但看待历史要客观，朱祁镇也并非昏君，更非一无是处的君主。关于他的政绩，文章里我已经列举了平定麓川、邓茂七之乱。在土木堡之变前三次北伐蒙古均取得小胜。
朱祁镇还确立了“冠带荣身”的社会赈灾体系。冠带荣身是明政府正式确立的一项全国范围内赈灾动员令的表彰制度，主要是指对那些能够为灾民提供粮食，对灾情进行支持的富户（普通民众）授予一定品级的“冠带”，让其可以享受朝廷“功名”，免除其家庭若干年杂役，这在当时是极具吸引力的。
在古代，自然灾害的发生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救治，对封建王朝来说是致命的。如果遇到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很可能会酿成民变。
所以朱祁镇的这一项措施，让一个本来是富户自发性的或经地方官府动员后发生的单个的赈灾行为，正式成为对参与赈灾的富民集体表彰性的动员令，有效地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都降到最低。
同时又和帝国第一位皇帝朱元璋建立的政策有效互补，完善了明帝国的福利机构。朱祁镇还曾试图效仿他的先帝朱棣那样派遣使者下西洋造访穆斯林世界。
再次成为皇帝的朱祁镇还下令废除了帝国残忍的为皇帝殉葬制度。还特赦了被朱棣皇帝推翻且被囚禁的建文皇帝后人。朱祁镇的这一举动，被当时首席大臣李贤看成是尧、舜之举，是良善的一面。
明帝国末期历史学者傅维麟在他著作《明书》评价朱祁镇：皇帝经常下达免除租税的命令，让大臣们如救火一般去实行，根据他的人数不下矩万，也可以说是关心百姓的事情，慷慨为怀的了。正统初年，皇帝年幼有太后执政，所以有小人虎视耽耽不敢放纵，所以政治称为小康了，到太后去世。土木堡之变时国家危险，但民生治理方面依然没有耽搁，大概是继承祖父拯救民众留下的政策，在皇帝被蒙古人俘虏这段时间帝国还有没有实施。皇帝复辟之后的敬天勤民，亲贤臣远小人。皇帝曾说：我小心翼翼没有一天忘记自己在艰难的时候。因此要明白精严号称太平。至于礼孝庄，谧号恭让，到建文皇帝之后以至停止殉葬嫔妃高出千古夫。皇帝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很宝贵，在社会动荡时常遇到危险和磨难，但历尽艰难险阻之后就会成为贤人。这跟古人常说‘君王在大难不死后就会使得国家兴盛’是一个意思。然而皇帝身陷南宫而最终能夺回皇位，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傅维麟《明书》评价朱祁镇原文：终帝之世蠲租之诏屡闻，命官赈救若焚溺切身，稽其数不下矩万，亦可谓留心民事，恺悌为怀者矣。正统初，帝在冲年权总太后，小人眈眈不敢逞，故政治称小康焉。及太后崩而狐呜虎噬咆哮。帝则土木之变社稷几危，然原情揆势，盖为缵祖烈振生民计，与游畋殊而不知非其时矣。及复辟之后敬天勤民，进贤远佞。尝曰：朕小心翼翼未尝一日忘艰难时。以故明慎精严号称治平。至于礼孝庄，谥恭让，出建文后以至止殉葬嫔妃高出千古夫。帝以一人之身前后不啻径庭，盖前以未愔世故屡明彝之危，后以险阻备尝成贤明之治。古云殷忧启圣，多邦兴邦，帝之谓矣。虽然皇皇帝主身陷毳庭而卒独能返，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朱祁镇的父亲即前任皇帝朱瞻基在他当太子时候评价：“虽美天资，尤湏学问。古人云，蒙以餋正。将来尚赖卿等讲论赞辅以成其德。庶几天下受福。皇长子天性纯厚，仁明刚正。”
毛主席都点名表扬过朱祁镇，他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朱厚照）、明英宗（朱祁镇）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1464年2月23日，复位八年的朱祁镇因病去世，享年38岁。谥号“英宗”，17岁的皇太子朱见深顺理成章继成为帝国新一代皇帝。朱祁镇的死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么接下来分析下土木堡之变明军惨败的原因，首先朱祁镇身为此次战役全军最高统帅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过度高估自己和轻视瓦剌人。但随军参与的帝国大臣和将领们也要负重大责任。
比如张辅，他是明帝国老将，他曾立下赫赫战功，帮助朱棣征服越南，按道理他的军事经验应该相当丰富。但是在土木堡之变时，张辅竟然在全程没起到任何作用。朱祁镇在行军和布阵过程中犯下军事错误，张辅竟然没吭一声。
而清代编纂的《明史》记载张辅在土木堡之变中看出明军的问题，可最后依然没有给皇帝指出，还是没有发挥作用。张辅和诸多帝国老将在土木堡之变时表现得相当诡异。所以他们也要负一定责任。
但很多人只知道土木堡是明军输了，但没思考明军为什么会输或则怎样才能打赢。土木堡之变时，明军野战能力早已衰退，《明代军事概述》说过明军在朱棣之后战斗力开始严重下滑。
事实上在朱棣执政后期开始明军战力不断下滑，从明军在唐赛儿起义，越南，麓川等战役已经可以看出。明军军事拉胯根本不是朱祁镇一朝的事情。
文章前面就分析到朱祁镇继位初期，帝国诸多弊端已经暴露。
朱棣在位时放弃长城以北部分地区也是重大失策，这会使得丧失缓冲带让蒙古轻而易举兵临北京城附近地区。
1449年时，朱祁镇面对瓦剌挑衅后，如果他下令坚守京城不出以守城战为主对抗瓦剌，像北京保卫战那样击退瓦剌完全没问题，至少能让瓦剌无功而返。
但凡事无法开上帝视觉，谁叫朱祁镇错在高估明军正面抗击蒙古游牧的能力将大军开出长城外和蒙古决战。谁叫朱祁镇之前几乎每个帝国皇帝都御驾亲征讨伐蒙古过，让朱祁镇也效仿之。
土木堡之变一定程度上也要有朱棣在位期间的一些失误政策来负责，土木堡之变距离朱棣去世才过去25年，好歹乾隆皇帝去世后41年才发生鸦片战争。
不少人还将明朝衰落原因归纳于土木堡之变。实际上这么说就暴露不了解明朝历史。所以才会错误地将土木堡之变性质和唐朝安史之乱性质等同。
土木堡之变发生于1449年，明朝灭亡于1644年。土木堡之变后明朝还延续了近两百年。文章说过明帝国总共有200万名军人，光京城地区就有20万到50万之间。所以一次大败不足以让帝国元气大伤。
土木堡大败之于明朝就像汉武帝晚年漠北之败之于汉朝，大非川之败之于唐朝。区别就是汉朝和唐朝皇帝没被俘虏，但战败对帝国造成损失充其量只是伤筋动骨。 土木堡之变发生当年，明军还在北京保卫战中大胜蒙古人，算是找回了场子。
明帝国真正衰败要到16世纪了，1550年嘉靖皇帝期间的庚戌之变中，蒙古俺答汗包围北京城，朝廷紧急调遣附近各地卫所的军队入京，协同卫戍部队拱卫京师，竟然凑不齐5万人。而理论上， 光当时登记在册的京城卫戍部队，就有10万之众.
帝国朝廷支付大量赔款和答应不平等贸易条件才换取蒙古退兵，这次蒙古围城明军连一次北京保卫战这样的胜利都未打出。
明朝官方史书发挥出阿Q精神还将支付给俺答汗的赔款写为“市赏”。 据《草原帝国》声称当时蒙古首领俺答汗总共在嘉靖时期袭杀了明军二十万人，伤亡不亚于土木堡之变。
明朝东南沿海也被倭寇掠劫，在 1555年夏， 一小股 50～70 人 的倭寇从东南沿海入侵，从杭州到安徽，再杀到南京城下，然后从秣陵关到宜兴，最后退至武进，杀人掠货，如入无人之境！据称被这股倭寇杀害的百姓4000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朝野舆论大哗。而在当时，南京注册的守军有12万，竟然全都龟缩在城内任由敌人横行，蹂躏乡里
嘉靖时期明军战斗力和集结能力真是落后，且俺答汗时的蒙古远不如也先时期的蒙古。侧面说明土木堡事变对明朝影响根本被夸大了。
但土木堡之变对明朝甚至是全体汉族人性格影响转变很大，文章最后我挑几点重要的说。
第一点，土木堡之变后明帝国专门注重于防守。所以明帝国政府开始组织士兵和民众在和蒙古边疆上连绵不断修筑堡垒——这就是万历长城。今天看到的长城基本上都是明朝时期修筑的，可见明朝多么依赖于长城。甚至明朝同时期西班牙人De Rada评价明朝军事“中国人一定也不好战，他们非常依赖长城，因此夺走他们的堡垒就可以在平原上战胜他们。”
长城虽然浩大，但是由于北方边境线太长，不可能每个角落都有士兵镇守。所以游牧民族只要有有办法钻空子依然可以攻破长城，正因为土木堡之变对北方蒙古展开消极进攻，帝国军队担心再次重演土木堡之变所以遇到困难不想再去挑战所以越战越弱。以至于发生蒙古兵临北京城，倭寇兵临南京城的事情。
第二点，朱祁镇之后的明朝皇帝不再像祖先那样御驾亲征到战场上杀敌，除了明武宗朱厚照以外别说皇帝远离武功，就是帝国上至政府，下至百姓都变得重文轻武起来。正是因为他们怕重蹈土木堡之变的失败，后来日本的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朝鲜国王向明朝求救。一开始朝廷大臣们还商议不要去管理此事，要不是万历皇帝坚持要求出战，明朝也许还不会出兵抗击日本。说明当时明帝国的臣民们别说蒙古人就是还没成大气候的日本人都惧怕。
皇帝朱厚照喜欢带兵打仗，有次还御驾亲征击退了蒙古入侵获得应州大捷。但当时已经重文轻武的明朝大臣就认为朱厚照这是逞强行为，所以明朝官方史书对朱厚照评价不高。本来汉民族也可以像欧洲和日本那样保留尚武习俗，汉唐时期的汉人正是如此。明中后期再次将汉族拉回到了重文轻武的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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