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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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赐神仙地
人文鼎盛时
01
东晋永和三年（347），分始丰县南乡置乐安县，属临海郡。这是仙居设县之始。
在传统的“台州六县”里，仙居立县时间排在第四，继天台、临海、宁海之后，在黄岩、温岭之前。
相较于其他五县，历史上仙居的开发是滞后而迟缓的。
因为台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东面临海，北、西、南三面由天台山脉、括苍山脉、雁荡山脉包围，致使台州和内陆交通不便，相对闭塞。秦汉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台州和中央政权的有效交往，都是通过海路进行的。
仙居处于台州西部，周围被天台山、括苍山、大雷山包围，更加闭塞，水路只有一条永安溪可通临海，顺江而下，直至出海口。
台州土著是瓯越。三国东吴政权割据东南，大力开发江南地区，水陆并进，大肆侵占瓯越生存领地，捕杀反抗者，不断向腹地渗透。在占领区增设郡县，加强统治。
永嘉南渡，大量北人南迁，东晋朝廷继续开发瓯越地区，增设郡县。在这个过程中，土著瓯越要么在反抗中灭亡，要么在合作中逐渐同化。
乐安县就是在此背景下增设的。“乐安”是祈祝语，朝廷希望此地管理有序，定居于此的子民都能安居乐业。
拨开历史，这其实是一段非常残酷的镇压史、汉化史。
吴越国宝正五年（930），乐安县改为永安县，祈祷永保平安。
北宋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以其“洞天名山屏蔽周卫，而多神仙之宅”，下诏改永安县为仙居县。《嘉定赤城志》和《万历仙居县志》记载，这一年，当地人王温拿出新酿酒，请两个癞者（麻风病人）泡澡治病。第二天，两个癞者都变成美少年，感谢而去。癞者泡过澡的酒有异香，王温和妻子、子女舀来喝了，酒糟给鸡犬吃，结果，王温全家和鸡犬都升天成仙。
从仙居得名来看，晚至北宋时期，仙居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县，山广林深，人烟稀少，外人对其充满浪漫色彩的想象。
此前600多年，孙绰在《游天台山赋》中描述天台为“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宋真宗改名“仙居”，大概也是这种心理。
虽然如此，仙居在某些方面却远远走在台州前列。
史籍记载的仅有的唐代两名台州籍进士，都出自仙居，分别是项斯和孙郃。那句“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快人快语，至今仍振聋发聩。
延至两宋，仙居出了180多名文武进士，人数仅次于州治临海。
这样说来，仙居又是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地方！
02
我曾问仙居的一些文史工作者，作为台州地缘最封闭的一个县，两宋时期，仙居进士数量为何如此之多。他们风趣地回答，正是因为封闭，出路少，社交少，仙居人才会一门心思读书或练功，努力考取功名，做一番事业。
这话说得轻巧，其实不然。如果没有一代代志士仁人的勠力向学，仙居文教，哪会如此之盛。
纵观两宋仙居史，文脉传承，清晰可见。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底，陈襄（1017-1080）出任仙居知县。他在任三年，大兴县学（官办学校），鼓励青少年读书学文化。他作《劝学文》，句句苦口婆心：或以利诱，“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或以讼忧，“汝邑民不知予心，乃相扇炽，构讼成狱，自以为能……盖不知读书为善之故也”；或告长者，“今汝父老归告其子弟，远令来学，予其择明师而教诲之”。
▲《宋古灵陈先生教语》，原碑现存于仙居南峰山寺院内
当地学子吕逢时听说要办县学，第一个报名，并拜陈襄为师，学习经学。后入太学，与郑獬（1053年中状元）成为好朋友。多年后，驸马都尉钱景臻拜在他门下。钱景臻和三门老乡罗适都曾向朝廷推荐他，不过他无心当官，隐居白岩山终老。
陈襄虽然只当了三年仙居知县，但他首倡县学，影响深远。他关心台州教育，离任后，天台知县石牧之在县先圣庙建学宫，他为之作《天台先圣庙学宫记》记其事。
陈襄之于仙居，犹如郑广文之于台州，是世代为学者的灯塔和楷模。仙居后来历代继任者，每及办学之事，必以陈襄为先导。
一百多年后的乾道年间（1165-1173），进士方斫出资在家乡创办桐江书院，义务教育子弟，声振东南。乐清状元王十朋闻讯而来，理学大家朱熹送子入读。桐江书院一时人文荟萃，被誉为“江南第一书院”。
方斫先祖方干是晚唐进士，受孙郃之邀，从桐江（富春江）之畔迁居仙居。“桐江”之名，是为纪念先祖。
如今书院依然，在皤滩乡山下村和板桥村之间。朱熹手书“桐江书院”“鼎山堂”的匾额，高高可见。
▲桐江书院
又过百余年，元兵南下灭宋，毁县学，废科举，文化暗淡。
当此时，翁森（1255-1326）在家乡双庙创办安洲书院，亲自讲学，先后“从学者达八百多人”。
安洲书院由此成为仙居事实上的最高学府。
此时读书，与功名无关。它更多的功能是使人明理，传承文化。在此民族存亡之际，翁森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创作《四时读书乐》，高唱“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法国作家都德在《最后一课》里，为国土被侵占，学校禁止教授法语而黯然神伤。翁森为能传承中华文化，而鼓吹读书之乐，弦歌不辍。这是《四时读书乐》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文心尚在，文脉不断。文化在，根就在。
仙居傲骨，由此可见一斑。
近几年，仙居县双庙乡自觉继承“翁森”文化遗产，不遗余力地挖掘、整理、激活“翁森”价值，修建翁森故居，起名翁森街道，引进翁森文化研究专家，着力打造“翁森故里”文化品牌。翁森“四时读书乐”的思想，焕发出新的光芒。
▲翁森故居
03
仙居人的傲骨，在监察部门官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其历史上，当过监察部门官员的有五十多人，这些人大多刚正不阿，敢于犯颜直谏。吴芾是最早最有名的一个。
吴芾（1104-1183）是仙居县田市吴桥村人，绍兴二年（1132）进士。他与秦桧是老朋友，当秦桧专政时，无数人迎合秦桧，他却有意疏远，装作不认识一样，结果被秦桧罢免。秦桧倒台后，他才被重新起用，任监察御史。
吴芾性格刚直，常得罪人，在官场上起起落落。但他一如本心，坦然处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视官物当如己物，视公事当如私事。必不得已，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上官。”这是他的为官之道。
稍晚于吴芾的张次贤（1163-约1222），也是一名铁骨铮铮的监察官员。他是仙居县安洲西门人，字子齐。
在到中央监察部门任职之前，张次贤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他的妻子是谢深甫的女儿，谢道清的姑姑。庆元元年（1195）春月，他在徽州绩溪县尉任上，妻子随夫到绩溪安家。第二年6月，生儿子庆孙。这本来是好事，但不幸接踵而至。7月，妻子病逝；50日后，庆孙夭折。“婉淑之姿，和柔之德，期于偕老，痛天命之叵测。”他在《宋故孺人谢氏墓志铭》中沉痛地写道。
▲《宋故孺人谢氏墓志铭》
人生大喜大悲，张次贤在3个月内经历一遍。打击之大，可以想象。此后多年，有人说他消沉了，有人说他疯癫了，但无从考证。
有史可查的是，嘉定十二年至十四年（1219-1221），张次贤历任监察御史、右正言兼侍讲、左司谏。在这三年里，他先后弹劾了太常少卿蔡辟、礼部郎官陈贵谊、赣州知州柴中行等18名官员，敢于直言，无所畏惧。地方志称颂他“立朝峻节，矢心烈烈”。
仙居县城西南街曾立有一座“正谏坊”，正是为褒扬张次贤而建的。
无独有偶，在县城东街，也曾有一座“正谏坊”，褒扬的是另一位铁面监察官员郭磊卿。两坊遥相呼应。
郭磊卿（1186-1239）是谢道清的舅舅，细究起来，他和张次贤还有点亲戚关系。张次贤和郭磊卿父亲郭晞宗还是好友，一起在仙居南峰山上赏月赋诗。
郭磊卿字子奇，号兑斋，仙居县南峰船山人。他的耿直、不怕死，从两件事上可看出来。宋理宗即位后，把有扶持之功的亲信余天赐提拔到参知政事的位置。余天赐“人材猥劣”，朝臣们认为他难堪大用，但不敢反对。郭磊卿时任右正言（正七品），连上三道奏疏，弹劾余天锡，理宗皇帝不得不罢了他的官。丞相史嵩之滥用职权，郭磊卿写好奏疏，准备第二天早朝弹劾。不料，史嵩之耳目众多，打听到了此事，他们连夜起草文书，给郭磊卿官升一级，调为起居郎。郭磊卿气得说不出话来，愤然离京。不久后，被活活气死。
监察部门官员，品级不高，容易得罪人，搞不好还有生命危险，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正气凛凛的监察官员，也能改变朝局，让弄权者非常忌惮的。
郭磊卿的品格魅力，使当时天下人皆“想望其风采”。
《宋史》把郭磊卿和曹豳、王万、徐清叟等人并誉为“嘉熙四谏”。黄宗羲在《宋元学案》里称郭磊卿和徐元杰、刘汉弼等六人为“端平六君子”。
郭磊卿逝世后，宋理宗皇后谢道清怀念他“立朝鲠直”的风骨，赐谥号“正肃”，并在他的出生地立“正谏坊”作为纪念和表彰。
这些监察官员为后来人树立了榜样。王纯、应大猷、李一瀚、吴时来等仙居走出去的明朝官员，都曾在监察部门工作过，以直言为世人所称颂。
04
仙居人敢于直言，做事也直爽。比如汤归堰，因为两个朋友义举，泽被后世八百年。
羊溥和好友汲渊有家田“三千亩”（宋朝1亩约等于500平方米。下同），两人商量，从大溪引水到本村，以确保旱季农田有水灌溉。引水渠长十多公里，涉及各村农田，两人用自家良田置换；筑堰和建渠的费用，两家合出。
经过三年努力，至宋宝庆二年（1226），堰和引水渠筑成。
询问当地进士顾拙轩，取什么名字比较好。顾拙轩说：“彼桑林之祷，人颂汤不衰。是雨自天，而功归汤，盖因其能救旱也。”他认为，此堰建成，归功于羊、汲两人，因此借典故取名为“汤归堰”。
如今，汤归堰仍拦筑在位于杨砩头村的朱溪港上，引水渠自西向东，流经“杏村、西垟、怀仁”等村庄，至东升村汇入永安溪，灌溉周边八九千亩良田。
为造一方福利，宁散尽家财，这样的直人直举，史册不载，实在可惜。所幸羊溥作《汤归堰记》，自叙始末，后人才知其义举。
05
晴耕雨读，诗书传家。
仙居自立县以来，经七八百年积淀，到了南宋，才形成气候，各姓聚居，人文鼎盛。
《嘉定赤城志》记载，嘉定十五年（1222），仙居有本地户籍人口57764人，客籍人口13131人。
在此前后，仙居在册官、民、学、寺田32.4968万余亩，在册地12.6468万余亩，在册山林24.0026万余亩。
只要不碰到极端的旱涝季节，农家子弟，解决温饱，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南宋时期的南峰山，离城近，风景好，是文人墨客登临赏玩佳处。
▲南峰山一景
在妻子亡故之前，公元1190年前后，张次贤有一次同陈庸、郭晞宗等乡贤前辈到南峰山游玩，喝酒赏月，作诗题跋，文采潇洒。他在《同陈提举庸郭安抚晞宗玩月南峰》中写道：“山中有佳客，山上月增明……把手情何极，呼童问曲生。”
陈庸、郭晞宗（郭磊卿、郭哲卿父亲）为官政绩卓越，都是当世名流。
陈庸(1120-1194，字时中）是吴芾的学生，与朱熹、王十朋等人是朋友。他为官清正，重视家乡教育，创办了碧栖堂书院。
他与后来写出《菌谱》的陈仁玉是同宗族人。
陈仁玉（1212-不详），字德公，居仙居南峰山麓。祖上都是武人，爷爷陈括、父亲陈清卿是武进士，叔叔陈正大是仙居唯一一位公认的武状元。他还是郭磊卿的外甥、谢道清的姨表弟。他出生在武人之家，一生未考取功名，开庆元年（1259），赐同进士出身，最终官至兵部侍郎。
德祐二年（1276）正月，太后谢道清下诏降元。陈仁玉与权台州知州事王珏商议，拒绝降元，并招募义民筑城，死守台州城。二月，台州城被攻破，王珏战死，陈仁玉退隐石塘（今温岭石塘）山中，临终时告诫子孙永不仕元。
陈仁玉因此成了宋末抗元英雄。
与陈仁玉的正面形象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吴坚。吴坚（1213-1276），字彦恺，仙居县官路后里吴村人。他娶郭磊卿女儿郭安娘为妻，是谢道清的表妹夫。
南宋末年，吴坚临危受命，两度出使元朝军营议和。德祐二年二月，南宋灭亡之际，朝臣四散，他又和谢道清内侄谢堂等充当祈请使，赴元大都（今北京）呈降表。之后，被羁留大都，当年病故。
后世史学家大多认为吴坚为人胆小怕事，无所作为。虽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但《宋史》无传，地方志也无传（1987年版《仙居县志》，始录其传略）。
这样定位吴坚，其实并不客观。吴坚初入仕途，任昆山主簿，工作就很出色。《昆山郡志》《咸淳玉峰续志》等记载，他“厚风俗、正人伦、明义利”“辟奸邪为先务”，“在任多所增创”，离任后，昆山人民为他树碑立传，入祀名宦。
也有人说，岳父郭磊卿弹劾权贵、宠臣，毫无避讳，吴坚作诗规劝，是懦弱的表现。他的规劝诗是：“家有余忠上所知，殊恩岂独眷中闱。巍冠已许挂神武，散笔不妨窈翠微。余事只消寻炼鼎，闲居恰好试新衣。更宜筑屋烟云上，门外莫关谁是非。”
从这首诗中，并不能看出他胆小怕事。当时情况是郭磊卿弹劾余天赐受挫，义愤难平。吴坚写诗首先是为了宽慰岳父，而不是火上浇油；其次，他委婉地提醒岳父，您是皇后的亲舅舅，说话做事更应注意分寸，以免遗人外戚干政之嫌。
在郭磊卿被史嵩之气死后，他的哥哥郭哲卿（1179-1253）也意识到外戚的敏感身份，急流勇退，归隐山林。宋理宗顺水推舟，命州县“优给俸禄”，并夸兄弟俩“郭氏一门多奇节”。
吴坚是皇后谢道清的表妹夫，也是外戚。在退休后，又被起用。明知南宋大势已去，他仍然两度出使元营，议和不成，又接受呈送降表的任务。这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所能做到的。
吴坚为人忠厚，应该是事实；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应该是事实；没有文天祥那样破釜沉舟、振臂一呼的勇气，应该也是事实。
但是，南宋灭亡，吴坚没有责任，他只是为它画上了句号。画这个句号的人，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多少风流人物，随着南宋的灭亡而淡出历史的视野。
青山悠悠水自流。
登上南峰山，千年前的南峰塔依然挺立，南峰寺依然静卧。寺和塔建在山巅，南峰寺西南处一栋题额“两相宜”的小楼，相传原是郭哲卿的“继一处士草堂”。现在看小楼里的装饰，应当是一间茶禅室。这大概是取张次贤《过郭继一处士草堂》“茶熟琴三弄，诗成酒一卮”之意。
▲南峰山桃花洞
小楼南面崖壁下，就是著名的桃花洞。
桃花洞是宋代仙居进士蒋应雷的先祖所凿。因为洞前“每当二三月，桃花盛开，烂漫若锦”，故名桃花洞。根据文献记载，此洞凿成时纵深10米，宽50米，高7米。后来，蒋应雷辞官归隐，在洞侧修筑鉴玉堂书院，学生遍及两浙。桃花洞因此成为文人学士歌咏游宴之地，闻名遐迩。
陈仁玉曾是南峰山的常客，曾有诗云“蹇独立兮山上,空山无人兮寒松自声”。他在石塘逝世后，归葬桃花洞侧，也算是落叶归根。
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桃花洞，已面目全非，现洞纵深一二米，宽四五米，高不足二米，远非当年规模。洞对永安溪，洞口几处摩崖，文字漫漶，已不可辨。
▲桃花洞口的摩崖
硝烟散尽，如今的南峰山，是市民登山锻炼、盛夏消暑的公园。塔在，寺在，洞在，树木蓊蓊郁郁，牌坊古朴厚重。永安溪上听涛声，三月春暖桃花开。
这里的风景，还是很美！
（感谢张峋先生提供翁森相关信息、郑昌来先生分享两宋拓片）
参考文献资料：陈耆卿《嘉定赤城志》，林表民《赤城集》，《万历仙居县志》《光绪仙居县志》《台州市志》（2010年版），马曙明 任林豪《台州编年史》，叶哲明《三国风云人物》等。
仙居文脉盛于宋
弦歌不辍九百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文教空前兴盛的宋代，浙东南一个小县城——仙居，在历史洪流中实现了从“僻陋之地、民不知教”到“文脉大盛、群星璀璨”的蜕变。
据民国《台州府志》，宋代仙居共有进士183人，仅次于临海（229人），其中文进士79人、武进士104人。这些士子在朝廷为官，大多爱民如子，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勇斗奸佞。
北宋中期，陈襄开文教之风
庆历八年（1048），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年轻官员来到仙居。
他叫陈襄，福建人，后来成为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名臣，也是北宋中期著名教育家、理学家和诗人。当然，这些是后话。
任仙居知县，是陈襄首次远赴他乡任职，当时他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地方官。而彼时的仙居，“民风朴野，罕知读书，民穷多变，监狱患满”。
陈襄到任后，首抓教化，改文庙、创学宫，张贴文书要求乡民遣子弟入学。但他没想到，这件利国利民的实事，当地百姓并不买账。历一年有余，入学者寥寥无几。
如何转变乡民思维、让人们重视教育？在信息不畅的时代，陈襄的做法，“广告”效应堪比今时今日的名人带货。
皇祐二年（1050）新春，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来县衙向地方官拜年。陈襄抓住这一时机，命人当庭宣讲他亲自写的《劝学文》。
“夫人之为善，莫善于读书为学，然后而知礼义孝悌之教。故一子为学，则父母有养；一弟为学，则兄姊有爱；一家为学，则宗族和睦；一乡为学，则闾里康宁；一邑为学，则风俗美厚……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哉……”
全文短短数百字，通俗易懂，言辞恳切，既提到读书有机会入仕、光耀门楣，更强调读书对提高个人修养和地方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最后，他请求“今汝父老归告其子弟，远令来学”，并承诺“择明师而教诲之”。
老人“感泣叹嗟，从之翕然”，在走亲访友时口口传颂，《劝学文》很快成为民间热议话题，读书的重要性逐渐深入人心。此后，仙居百姓纷纷送子上学，县学就这样办了起来。
陈襄不仅为县学延请名师，还身体力行、带头施教。当地有求教问难者，可在他处理政事之余“入问于庭”；下乡察访民情时，遇到山谷中办有学堂，他便下车为儿童讲学。仙居兴学后，不光台州郡的人来，缙云、建安诸郡也“举子相次而至，慕义讲学”。
针对当时仙居社会的一系列问题，陈襄又写下《劝谕文》，希望百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凌善、无以富吞贫”。这是一篇著名的政论短文，以振兴社会道德教育、美厚社会民风、复兴礼义之俗为题，对后世影响极大。
皇祐三年（1051），陈襄奉召入京，升任秘书省著作郎。据《宋元学案》卷五，陈襄临行时，仙居百姓“攀车遮道，几不得出境”。
而他也写下了《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收录于其诗文集《古灵集》，其中提到了不少任职仙居时的逸事，如“我爱仙居好，隆儒鲜大方。诸生令讲艺，童子俾升堂。买地兴民学，驱车下党庠。三年邑未化，官满意彷徨”。
虽然在仙居任期不长，陈襄的功绩却影响深远。此后，仙居办学之风日盛，“弦诵相闻，人才蔚起”。尤其到了南宋，仙居科举呈现人才辈出、灿若群星的盛况，陈襄有首发之功，当地人尊其为“仙居文教之祖”。
南宋中期，桐江书院名噪江南
在宋代的教育体系中，官学与私学相辅相成，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汉唐时期士族垄断的局面，开启了教育平民化时代。
陈襄在仙居兴办县学，规劝庶民子弟治学，是北宋地方官学的典范。而到了南宋，政权定都临安后，台州成为辅郡，大兴儒学之风。除官学外，民间书院不断涌现。这一时期，仙居的私学同样取得瞩目成就。
在今皤滩乡山下村与板桥村之间，有一座桐江书院，北望永安溪，东有鉴湖烟柳，西南有道渊山、眠山、赤山，“三小山峙立其前，状如鼎足”，环境清幽、钟灵毓秀。这座书院与宋代两位文化名人朱熹和王十朋，有着很深的渊源。
绍兴二十六年（1156），朱熹和王十朋相聚仙居皤滩，在方氏义塾探讨诗文。翌年，王十朋被宋高宗亲擢为进士第一（状元），官秘书郎。这段佳话，是后人依据桐江书院内楹联“文公访道地，殿元受业家”记述的，“文公”指理学家朱熹，“殿元”即状元王十朋。
朱熹与王十朋在简陋的义塾讲学，激发了仙居当地贤士扩大教育规模、创办书院教化一方的决心。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方斫在方氏义塾的基础上，兴建了气势恢宏、布局精巧的桐江书院。
据史料，方斫为晚唐诗人方干第八代孙，潜心六经，在宋高宗绍兴年间就已成名，“蔚为诸儒领袖”，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受特科进士，官至嘉州文学，时人称“东南学者表正之师”。
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上，到仙居拜访致仕隐居的吴芾，吴芾介绍他与方斫相识。
朱熹对方斫办学十分赞赏，应邀到书院讲学，并手书了“桐江书院”“鼎山堂”两匾相赠。相传，朱熹还亲手在书院前栽下五株苦槠树，鞭策学子们甘于寂寞、奋发向上，可谓对书院寄予厚望。
随后，朱熹送儿子来桐江书院就学。清光绪年间《板桥方氏宗谱》收录了一首《送子入板桥桐江书院勉学诗》，据传为朱熹所作：“当年韩愈送阿符，城南灯火秋凉初。我今送郎桐江上，柳条拂水春生鱼。汝若问儒风，云窗雪案深功夫。汝若问农事，晓烟春雨劳耕锄。阿爹望汝耀门闾，勉旃勉旃勤读书。”
此后，方斫又以其学术修养，吸引了一批名儒到仙居传经布道，推动了儒家思想在仙居的传播，并通过与朱熹、王十朋、吴芾、陈庸等人的交往，在浙东南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圈。
“名人效应”让桐江书院声名鹊起，“四方之学士文人，负笈从游者尝踵相接”。
书院不负众望，人才辈出，有淳熙二年（1175）进士黄宜、淳熙八年（1181）特科进士方刚、端平二年（1235）特科进士方一新、景定三年（1262）武科进士方初、咸淳元年（1265）武科进士方裕等。
桐江书院分担了当时朝廷培养科举人才的责任，促进仙居当地科举取得突出成就，又以其学术的独立性，使新兴的理学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在浙东南文化教育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被誉为“江南第一书院”。
自宋至清，政权更迭，桐江书院曾遭兵燹，但屡毁屡建。历代从桐江书院走出去的进士有10多人，举人、贡生、秀才不胜枚举。
至今，书院遗址犹在，院前的古苦槠树郁郁葱葱。
宋末元初，翁森隐居教授
“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风轻云淡，鸟语花香，春日读书之雅趣，令人心驰神往。
很难想象，这组歌咏读书情趣的七言组诗《四时读书乐》，创作于家国风雨飘摇、文教受到重创的时代。作者翁森是仙居双庙人，宋末元初教育家、诗人。
宋元鼎革之际，蒙古统治者以废除科举排斥汉人进入统治阶层，社会读书风气日渐淡薄。翁森虽博通经史、学识渊博，但誓不仕元、蛰居乡间。看到仙居学风日下，自宋代兴盛的文脉不绝如缕，他十分痛心，因而走上了隐居教授的道路。
▲翁森像，位于仙居县双庙乡
元至元年间（1264-1294），翁森于仙居县东南创办安洲书院，以朱熹白鹿洞学规为训，以儒学教化乡人。
翁森办乡学，有两个重要的理念。其一，他认为读书明理应抛却世俗功利，不能因科举兴废而改变初心；其二，他认为读书应是令人愉悦、心旷神怡的。
与学子们共读的时光里，四时之景不同，读书也各有逸兴。他有感而赋，吟咏了《四时读书乐》，分《春》《夏》《秋》《冬》四首。这组诗脍炙人口，劝学于生活意趣之中，引得天下读书人传诵。
▲翁森故居内的画像《翁子课童》
七百多年来，《四时读书乐》曾被画家作成诗意图，被书家传写，被工匠书于壁画上，或雕刻于器物、建筑上，所留下的文化遗迹，丰富多姿。这组诗作还被清代《四库全书》收录。
而翁森创办的安洲书院，虽地处边鄙，却发展成为当时台州最负名望的书院之一。据《光绪仙居县志》，仙居乃至台州各地从学者，先后达八百多人。耕读之风可谓彬彬称盛。
与翁森同一时期的临海诗人杨同翁、书法家周润祖、诗人项炯、学者陶德生等名士大儒，都曾从学于翁森门下，足见书院影响之广。元代临海学者陈孚在《安洲乡学记》中写道，“独骇夫江之南台之无学也，犹幸翁子之乡之有也”。
学堂书院起初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安洲书院却在传统文化式微的年代，引领学子们进入非功利读书的更高境界。而一代名儒翁森，在乱世中静心治学，投身家乡文教，留下传世名篇，对宋代仙居文化的传承以及元代台州文化的振兴，厥功至伟。
参考资料：《北宋士大夫地方教化研究》/战秀梅、《陈襄研究——论陈襄的政治主张和诚明之学》/马晓静、《桐江书院考》/胡佳、《翁森对元代台州文化的贡献考论——从近年出土的墓志切入》/张峋等
寻访仙居宋塔——南峰塔和福应山塔
隔溪两相望
悠悠觅古韵
九百多年前的一天，时任仙居县令的陈襄来到县城外东南三里的南峰山上。这不是他唯一一次游览南峰山的记录，也不是他唯一一次写下关于南峰的诗。但这一次，他写了一首充满忧愁的诗，“今日游南塔，愁还不自胜，年华催鬒发，身计忆岩棱。道业惭诸子，根源畏老僧，何当论去就，细问是龟朋。”（《游南塔》）
诗中，满是陈襄的惆怅。刚过而立之年的他站在南峰山顶，为自己的年岁增长、前途莫测感慨发愁，又担心自己才疏学浅、误人子弟。但实际上，作为仙居的“文教之祖”，陈襄在仙居为官三年，为当地的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曾在《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 其六》中写道：“诸生令讲艺，童子俾升堂。买地兴民学，驱车下党庠。”可见当时仙居的文道益广，学心弥锐，学风已经焕然一新。
主政仙居期间，陈襄将东山改称福应山，还主持在福应山上修建了福应山塔，与南边的南峰塔隔溪遥相呼应。《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台州部仙居县福应山条有记载建塔事宜：“宋皇祐间，县令陈襄令邑人建浮屠于上。”南宋《嘉定赤城志》云：“居人建浮图其上，自是取青紫不乏焉。”青紫，本是古时公卿绶带之色，因此常借指高官显爵。即陈襄希望借此塔庇佑仙居士子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魁星点斗，此地能够书香代代相传，文脉绵延不绝。
山不在高，有塔则灵
南峰山和福应山皆是低矮小山，高度不过百，山体起伏和缓，山中植被茂盛，泓峥幽雅，别有一番意境。穿行林间，涉级而上，不久便可分别抵至山巅，于山巅处可分见两塔。
上世纪80年代，仙居县开始古塔保护工作，分别于1984年（南峰塔）和1988年（福应山塔）进行维修。2013年，南峰塔与福应山塔一同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修复之后的古塔，清秀规整，依稀保留着宋代古韵。
南峰塔高23.6米，为楼阁式七层砖塔。底层边长4.74米，塔平面为六边形，呈须弥座形式。经修复现为水泥塔身，但在老照片上，我们能够看见，原来的塔身由条砖砌筑而成。1984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对南峰塔进行详细勘察测绘。塔的腰檐用平砖和菱角牙子砖相间叠涩挑出；檐下置砖斗拱，承托出檐；每面明间设壶门形的门洞，转角为八角倚柱；顶部则用砖叠收，上置塔刹。
▲南峰塔
同为宋塔，福应山塔与南峰塔都是江南常见的建筑形式，承袭了江南古塔空筒式结构和古塔须弥座式的塔基。不过，两塔也不完全相同。福应山塔高26.0米，底层边长2.3米，对比南峰塔更加纤细挺拔，在建筑形式上也有独特之处，如底层塔心室为砖砌穹隆顶结构。福应山塔的塔身是以砖为主的砖木混合结构，每层有平座，腰檐，每面为壁龛，转角置八角倚柱。塔刹原为金属铸成，1991年维修时修复，为陶瓷葫芦顶。
▲福应山塔
在历史上，这两座塔还承载着重要“风水”作用。《康熙仙居县志》曾载，“（福应山）半县治之龙首也。虬松古柏，浮屠亭榭，为一邑胜”。《光绪仙居县志》也说，“（福应山）阴阳家谓其居邑龙首，得地之胜”。作为“龙首”，建一塔于此，即实践风水学的“龙首当镇”之说。南峰塔亦如是，当“兴文风”之法。仙居《郭氏宗谱》卷一记载，“建浮屠一座于南峰山鉴玉堂之侧，高接云霄，以镇一邑之文风”。
塔因山而建，山也因塔而名。特别是南峰山，两宋时期即为仙居的一方名胜。南峰塔作为南峰山的标志性建筑，在文人的诗篇里留下诸多踪迹。如刘光在《题南峰蓝光轩》写到“百尺擎空窣堵波，群峰奈此独高何。”窣堵波，是梵语stūpa的音译，即佛塔，也就是南峰塔。此外，还有郭磊卿《题南峰山鉴玉堂》诗云：“鸟飞塔畔云低树，忽听清流棹客船。”赵彦龄《题南峰精舍蓝光轩》诗云：“塔影远连空翠坞，钟声高入蔚蓝天。”云云。
东岭晓春，桃花题刻
什么季节的南峰山、福应山最美？去过的人会告诉你，是春季。
福应山是东岭的主峰。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春间士女竞拾翠（春游采百草为娱乐）于其巅”。此时的福应山草长莺飞，葱蔚洇润，男男女女们便走出家门，一边踏春登巅，一边采集各种植物。于是便有了“晓春”之景，“东岭晓春”也成为旧时仙居八景之一。
而福应山上最佳的赏景地是哪里？早在北宋年间，时任台州通判的庞元中就已经为我们标记好了，非“尽美亭”莫属。彼时，庞元中周游台州各地、疲劳不堪的庞公达到仙居福应山，顿时精神大振，“则徘徊四览，啸咏终日，欣然忘其归，信乎美哉”。于是他建议将南峰塔南边的亭子改名为“尽美”。时人张景修记录下此事，发出“仙居，邑之美者也，而一山尽焉；福应，山之美者也，而一亭尽焉；尽美亭者非尽一山之谓，尽一邑之谓也。”的感叹，并留下题诗一首，“南亭不减北邙高，美景因公见一朝。已看溪山如在画，更传风雅似闻韶。栽桃定有仙家住，种竹宁无隐者招？秀气当为多士福，未应都放与渔樵。”（《福应山尽美亭》）
向西南方向望去，南峰山的春天则更加烂漫。《光绪仙居县志》记载，“（南峰山）下瞰大溪，绀碧掩映，擅山水之胜。每当二、三月，桃花盛开，烂漫若锦。”待到春光明媚，南峰山便桃花遍野，灼灼芬华，可谓一大胜景。宋时，应这桃花盛开之景，进士蒋应雷的祖父在南峰山的南面开凿了“桃花洞”。后来，蒋应雷辞官归隐，又在桃花洞附近建造了书院。因蒋应雷“教授门徒遍两浙”，且“屡征不起”，理宗敕其为鉴玉堂。无数文人到此来访，桃花洞也成了文人歌咏游宴之地，声名在外。如今，在桃花洞的石壁上，依然能找到题刻的痕迹。
除了尽美亭、桃花洞与鉴玉堂，南峰山、福应山上还有许多人文史迹。南峰山上有兴道院、古灵祠、涵清亭、蓝光轩、趋稼轩、采芝堂、济美堂、翠微阁、碧栖山房等，福应山上有宋代建造的福应尼院，福应山东面曾有偃松阁、文昌阁、旋息亭等古迹。只可惜，这些古建大多早已倾圮不存，唯有在典籍的只言片语中窥见它们的存在，了解曾经的辉煌鼎沸。
遗存至今的两座宋塔，则是两个鲜活的注脚，扎根在历史书页之上。它们跨越千载悠悠，立于巍巍山巅，笑看溪水依旧。
参考文献资料：《钦定四库全书·古灵集》《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嘉定赤城志》《康熙仙居县志》《光绪仙居县志》《光绪仙居县志》（标注本）《仙居历史文化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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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台州日报
编辑：应倩颖
审核：郑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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