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的未来在哪里|城中村|城中村改造|宅基地

城中村

在北京，它被称作棚户区、城乡结合部；

在上海，它是旧区、旧里（二级）；

在广州，它才被叫做城中村。

在中国十四亿人的人海洪流中，在中国四十年的历史浪潮里，城中村扮演着极为特殊的角色，也是人们记忆中中最奇妙的一抹底色。它是高楼大厦下，一颗锈泡，也是泥泞小路上，一缕烟火。每个人或许对它有不同的好恶与看法，而这，恰恰因为它包含着众生百相。

#01

综述

Overview

农村——城市的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结构，它们之间的隔离、联系与矛盾，漫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却都浓缩在城中村当中。

城乡的二元结构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却面临到高速的市场经济发展，两者碰撞产生了城中村，它是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转型不完全的地域实体，具有独特的社会形态、独特的城市形态、独特的生活形态，与城市格格不入，却与城市血肉相连。

△城市—农村

同时，它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问题也是变化的。作为城市低收入人口（打工人）的聚居区，它却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在非理性的逻辑下，能够自我更新与繁殖。随之而来的，便是治理的困境，治理的主体、资源、方式与内容都与固有的不同，这个问题，需要社会各方的合力才能解决。

城中村并非是中国独有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发展期间，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城市并不能突然承载大量的人口涌入，结果是居民自发且违法地建设自由住房，让城市部分空间野蛮生长，从而形成了平民窟。

但中国正处于经济上升时期、人口流动以就业为导向、政府主动性更强、城中村呈碎片化，并有基层组织管理，中国的城中村毕竟不是国外的贫民窟，随着城市的更新改造，城中村也不断地融入城市的发展历史当中。而拆迁改造，成为了城中村治理最大的问题。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管城中村拆不拆，怎么拆，利益，永远是最大的目标与拦路虎，政府、开发商、村民、新移民、租户，城中村改造不仅是建筑工程，也成为了一个社会工程。

#02

类型价值问题

Type Value Question

要认识城中村，有一个关键概念需要理解——宅基地。

农村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被纳入，农村集体土地被转化为城市用地，而在耕地被征收后，余下的宅基地就成为我们见到的城中村。

宅基地的属性与政策，不仅让村民扎根，也将村民们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基于土地的利益共同体。房屋的产权明晰，宅基地的合法性是基础，宗族与地缘观念成为加持，外来人口急剧增加，土地增殖，最终诱导城中村的发展。

就城中村成型的过程可分作三类。一是外围型，处于城市边缘，且未来将纳入城市用地；二是城郊型，部分用地已经被纳入城市建设，但依旧保留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界限，形态较为独立；三是城市型，基本融入城市，却拥有自己的生态系统。

城中村最早出现在深圳、珠海等新兴城市，随后在北京、广州等城市蔓延开来。就2008年的数据显示，深圳市有241个城中村，北京231个，西安市417个，昆明288个，中小型城市也存在，如浙江绍兴有45个城中村。

村民一方面填满宅基地，一方面向上要面积，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代价就是城中村的无序生长。高密度的建设造成了无缝的生活空间，但人群的交往却十分丰富，在脏乱差的现象下，是空间规划的凌乱无序、品质破旧不堪、功能过度复合、生活挤乱不便等问题。

狭窄的公共空间里承担了邻里互动、公共交通、商业消费等多种活动，利益的诱因又会导致人们对公共空间的侵占，导致问题更加恶劣。

在城中村居住的大多数并不是村民，而是打工人。城中村不仅房价低，更有廉价的各种配套，不严格、不清晰的监管又释放出各类摊贩、杂货等非正式的经济点，于是，在诸多问题的背面，又升起了独属于人间的“烟火气”。

从这个角度看，城中村成为了打工人的梦想起航地，也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中转站。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囿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冷酷，农村不断衰弱成为空心，城中村却十分热闹，满足基层生活需求，也降低了中国城市化的成本。

#03

借鉴范式政策

Reference Paradigm Policy

不管是问题，还是优点，城中村终究要接受改造，完成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国外依旧有不少的借鉴价值。

金砖五国的巴西，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又陷入了经济的停滞，人口的高度膨胀造成了贫民窟的泛滥。20世纪70年代，巴西政府由开始的“驱逐”方式抑制贫民区的增长，转变为将贫民区纳入政府规划之内。1971年圣保罗制定了第一项全面的专家计划，解决了贫民再安置和非法占地合法化的问题。1989-1992年，圣保罗市政府实施的“贫民居住区城市更新计划”，致力于消除社会的排斥现象。

△巴西贫民窟

印度贫民窟不仅仅有经济的问题，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在城市里更加隐蔽，也难以根除。在1950—1970年，孟买打算清理简陋住房，在原址建设永久住房，或提供拆迁补偿，但因土地权属、房价持续上升等各种问题效果不佳。2000年，达哈维尝试扩大用地范围，建设高层用于回迁居民，剩余用地建造商业、写字楼、商品住宅等，却缺乏相关配套政策，且未得到公众支持。2009年，印度发起“拉吉夫住房计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出40%，个人出资20%合作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改造贫民区。

△印度贫民窟

美国的贫民窟在黑白的隔阂之下，不同的移民、发达的城市化，造就了不同的贫民区类型，也积累了丰富的改造经验。19世纪末，美国开始社区运动，取社会文化的手段改善社区，通过改善居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来改造贫民区；50年代采用城市更新，对穷人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70年代，以提供投资和工作机会为主要手段，开启邻里复兴。

△美国社区

△美国贫民窟

中国地域广袤，城市众多，从而生产了不同特性的城中村以及改造历程。

广州市的城中村改造采取“政府引导，村民自行开发”的改造模式，改造资金由村集体与村民出资，政府提供相应配套资金，村委转为居委，村民转为市民，村集体经济变为股份公司。但地产开发商被排斥在外，资金、运营、建设各个环节便薄弱许多，结果良莠不齐。

△广州城中村

上海市采用政府主导，在立项、拆迁、建设、管理等各个环节都发挥主导作用，由土地储备机构代表政府完成土地的一级开发，形成“净地”后，进行二级开发。这一模式保证了城中村改造的品质，并且说明上海除了土地紧张之外，还很有钱。

△上海城中村

深圳的城中村改造有两种模式，较为灵活。针对规模较小的城中村，采用村集体筹建+政府扶持，如同广州市的模式。针对规模较大、情况复杂的城中村，采用政府主导+开发筹建，政府立项，开发商完成拆迁、规划设计和建设，资金由开发商自筹，原住民原地返迁。后一种的关键在于村民的利益维护与协调。

△深圳城中村

经过数十年改造摸索，在城中村改造政策中形成了基本的准则。一是按照政府主导，区域统筹的原则，打破行政区划藩篱，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安置方式，结合原址安置、异地安置、合并安置等多种措施；

其二扩宽融资渠道的同时，加大监管与扶持力度，提高全社会的参与度；其三，有序引导村民参与城中村的改造过程，将村民的被动拆迁改为主动建设；其四，引导村民积极融入城市生产、生活，让村民持久合理地享受城市化过程的福利。

多数的城中村的改造注重建筑、产业等内容，但是，公共空间也是其中的关键部分。村落的公共空间往往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具有强烈标示性与公共性。在对公共空间的改造上，更需要对其文化特色的重塑与延伸，植入现代化的功能与审美。边角型、小尺度的零星地块也能发挥不小的作用，当下的城市更新的“针灸”，便是这类空间价值的体现。

#04

症结事件价值

Crucial, Event, Value

广州

石碑村

广州石碑村，是著名的城中村。

改革开放自深圳开始，广州是离改革春风最近的城市。石碑村在广州市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居住人口多，租金贵的城中村。1997年5月，石牌村村委会被撤销，由石牌经济联社和27个经济社共同发起成为出资人而诞生了石牌三骏企业集体公司。

1997年5月行政上撤销石牌村村委会，这是石牌由乡村变城市的转折标志。同时，由石牌经济联社和27个经济社共同发起成为出资人而诞生了石牌三骏企业集体公司，统一经营管理原石牌村全部集体经济。

作为无数打工人的立身之地，石牌村民出租屋为“双层经营”，一层是屋主，一层是村集体（三骏公司）。一方面，这里人多杂乱，由村民宅基地扩展起来的密集建筑群（俗称“握手楼”）带来了消防、卫生等问题。另一方面，它位于广州最繁华的天河区中部，周边是广州最早的IT商业集聚地，不远处就是珠江新城CBD。

△石碑村地图

△效果图

特殊的条件、复杂的状况，让石碑村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大部分的村民、政府均想要改造，开发商也想参与其中，但是，如同石碑村的巷子一样，逼仄曲折，难以深入。石碑村要改造的消息屡屡传出，但一直到2022年，依旧只听风声，而这，也是许多城中村的缩影。

深圳

2017年双城双年展

围绕城中村这一特殊现象，产生的不仅是各方利益的纠葛，还有各类事件与思考。1980年，深圳被指定为经济特区，当农田被收购，村民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村庄却依然存在。当上千万的外来者来到深圳，他们工作在原来农田所建立的城市上，居住在村民建造的出租房中。结果就是，密集排列的塔楼建筑岛群般地聚集在商业景观中。

△开幕式鸟瞰图

△开幕式

2017年，深圳以“城市共生”为主题举办2017年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以城中村为题材，聚焦城市与农村、富人与穷人之间发展互动与非正式定居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探索城市未来发展以及人群融合共存。

此次展览汇集来自全球超过25个国家的两百多位参展人，展示了融合建筑、艺术和设计的作品。试图在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城市化变动最为剧烈的现场，寻找新的理论、新的实验和新的实践模式的平台，从而完成对城中村这一第三类存在的未完成状态的探索。

△深圳南头古城更新计划

其中，“杂糅与共生”的“都市|村庄”板块是本届双年展的主题板块，以深圳和珠三角地区特殊的城市现实为样本，通过历史研究、现实观察、介入实践与未来想象等多元视角介入城中村的课题研究。

△效果图

△公开征集作品

而在双年展大事件之中，包含着各种线索。例如以双年展为启动的首期改造，进行南头古城更新计划；举办全民参与的城中村拍摄计划，让六位知名导演进村与村民拍摄互动；公开征集相关方案与作品，基于设计与艺术形成跨界。

从事件与空间的关系上看，城中村意味着各种事件的丰富，以及某种灰色地带的“不合法”，从而构成了更为激烈与戏剧性的冲突，丰富的不确定性，借由事件，带来更多的发展可能，也让日常生活进驻到城市更新的宏大课题之中。

西安

老菜场

西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的城中村改造，对于中国而言更具有代表性。

西安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位于西安明城墙内南顺城巷建国门，是一处边缘化的城区中心。顺城巷被城墙被城墙圈蔽，城墙是天然的观景平台，又遮挡着居民的视线。

2000年，该区域的平绒厂停产，后变为综合农贸市场。项目以老菜场为中心，带动区域的微更新计划。项目既有丰富的里坊文化，城墙也有着历史的厚重感，通过更新计划，街区建筑得以改造，随后商街重新定位招商，业态植入艺术展览、手作文创、网红餐饮等新业态。

对于大多数城市，大多数的城中村而言，它们规模不大，资金不多，有着自身的生态惯性，大拆大改并不合适，西安老菜场从空间到产业，再到生活的更新，延续着市井的烟火气，保留着区域的风貌，反而更具有借鉴的价值。

在今日的中国，无数的人离开家乡来到城市，落脚在城中村。他们一方面不是这座城市的居民，一方面又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其身份的矛盾与割裂，正如中国的城中村。

所有的建筑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这个复杂的课题不仅存在于过去的数十年，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依旧是行业的重点。大家对城中村有其它的看法或者意见，欢迎在文末留言。

参考资料：

《城中村公共空间的重构与微改造思路研究》

——中国国土空间规划

《城中村的设计研究/深圳大新村案例》

——《住区》2006年01期刘宇扬

《“城中村”：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

——光明网

《国内外城中村改造模式优化探究》

——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

《第三类治理：城中村社会的兼容型治理》

——《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卢福营

《国内城中村研究综述》

——高峰，董晓峰，侯典安等

《巴西治理贫民窟的基本做法》

——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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