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4.初唐概述2
2、从650年永徽元年到683年高宗崩逝，是初唐诗歌发展的中期，第二个三十年。
高宗治政三十年，广开言路，励精图治，举贤任能，勤政爱民，继承并发展了太宗的贞观路线，开创了“永徽之治”的大好局面，大唐国力空前强盛，版图拓展到历史上唐朝的最大面积。
由于高宗的身体疾病与性格缺陷，永徽之后，武后的政治作用慢慢加强，逐步发展到二圣同朝，又渐至天皇天后并同称制的局面。武后掌政，一面大力奖掖文学，提拔新秀，以分宰相之权；一面又严酷打击太宗老臣，或杀或贬。这造成了诗歌发展的新形势。
宫廷里，老一辈的国初巨子纷纷谢幕，曾经困扰诗人的宫廷创作与儒家文教的矛盾也渐趋消解。宫廷诗在没有了战乱体验和创业宏图的雄浑豪健气息之后，放弃了文以载道、裨补风教、讽时颂政，拾遗补缺的政治追求；转而一味地歌功颂德，耽迷享乐，崇尚技巧，精研形式。这可以理解为文学摆脱儒家文论束缚，回归美学创新的自我解放，也可以宣判为文学现实精神的迷失与沉沦。
如果说上官仪代表了升平贵族的清华高雅、志得意满，体现的是宫廷诗歌应制颂圣的坦荡真诚，使宫廷诗在内容与形式完美融合方面，达到了它的最高境界，“上官体”一度风靡大唐（要知道，这是唐朝第一个以个人姓氏命名的诗体）；那么，许敬宗的化歌颂为谄媚，以浓词丽句博帝后欢心，则打开了宫廷诗从灵魂上彻底堕落的大门。664年，麟德元年，武后杀宰相上官仪。从此，宫廷诗失去了它足称天下法的诗坛权威的崇高地位，虽然还仍旧占据着初唐诗歌的主流。
最先站出来，鲜明而又猛烈地抨击日益绮靡的宫廷诗风的是四个年轻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在当时就被称为“四杰”。其实，王杨比卢小十四岁，而卢又比骆小了十岁。他们都可称是“位下名高，年少才茂”，其中有三人曾获神童美誉。他们也都命运多舛，身后萧条。王骆两家灭族，杨卢俱无子嗣。王勃溺海而死；卢照邻病风难当，自沉颍水；骆宾王参与徐敬业反武，兵败投河，不知所之。三人都死于水。杨炯算是遭际较好的，虽遭贬谪，但主要沉沦于馆阁，平静一生。
他们从乡野步入宫廷，大多很快就又回归乡野。这一进一出，开阔了生活视野，拓展了表现题材，使诗歌突出宫廷包围，从台阁走到江山塞漠，走进市井农家，走向了广阔的社会人间。更重要的是，他们冲出了宫廷诗群体主流意识的雾瘴，开始了个性的宣泄、情感的复苏。四杰的诗篇，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蓬勃的活力，表露出个性的张扬与强烈的自信。这是诗歌的审美大觉醒。虽然他们还未能完全摆脱宫廷文风的影响，虽然他们由于位下命短而未能掀起更大、更有影响的文学革新运动，虽然他们还不能改变当时宫廷诗风主导诗坛的局面；但是，缺口已经打开，迷雾正在消散。从后人的角度看来，初唐中期，是王杨卢骆四杰的时代！
四杰的反传统、开新风，再加坎坷的经历、寂寞的身后，使他们遭受到世俗无理的指摘诟病，甚至恶意的诽谤中伤；以致现今仍还流传着一些四杰的负面传说。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早在唐朝就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愤慨，杜甫就曾严厉反击：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那些毁谤四杰的小人们身名俱灭，也不会影响四杰的成就声名，四杰的诗篇，就像这滚滚奔流的江河水，万古传扬，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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