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版画和素描部,有一幅小幅纸上水彩,名为《花瓶里的玫瑰》(Roses in a Vase)。从表面上看,这并不是一件特别的作品,像是塞缪尔·佩普洛(Samuel Peploe,1871-1935)或劳拉·奈特(Laura Knight,1877-1970)的风格,但签名却是——“Piet Mondrian”(皮埃·蒙德里安)。

今年是蒙德里安诞辰150周年,这件V&A藏品背后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蒙德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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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里安,《花瓶里的玫瑰》,约1938-1940(据V&A收藏目录),V&A藏

因为签名,这几朵大马士革玫瑰更为引人注目。V&A的收藏目录显示其创作年代“约1938-1940”,

这应该有误。如果该水彩画是其捐赠者在那个时候获得的,那么创作年代至少是十年甚至二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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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里安和他的作品。

若不是这幅作品的“出身名门”,极有可能被认为赝品。然而,《花瓶里的玫瑰》的“血统”几乎无懈可击。它最初由蒙德里安赠送给乔治·本尼格森(Count George),后本尼格森赠予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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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格森和妻子奥尔加·本尼格森。

很显然,波罗的海贵族和来自荷兰阿默斯福特的小学校长的儿子成为了朋友,也许他们有共同的流放感。 1940年9月9日,一枚德国炸弹落在隔壁房子上,让蒙德里安相信是时候动身前往美国了。三年后,蒙德里安死于肺炎。本尼格森似乎一直留在公园山道。 1941年11月,本尼格森给身在纽约的蒙德里安写了一封信,告知其现状:这所房子“几乎是空的”“工作室被严重损坏”。他继续说,“是的,我们周围到处都是炸弹。60号花园里一片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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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特·里特菲尔德《红蓝椅》

猜测蒙德里安会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是有趣的。“新造型主义”(Neoplasticism)——是他的艺术哲学,也是生活哲学。

如同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提出的“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教义,或阿梅德·奥占芳和柯布西耶的纯粹主义一样。“新造型主义”旨在消除艺术、建筑、设计之间的界限。“新造形”的世界将更加统一、更加美好。

问题是“蒙德里安标签”的成功,对我们看待他的艺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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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里安,《红色构成B》(No.II),1935,英国泰特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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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里安,《盛开的苹果树》,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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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里安,《灰树》,1911年

《花瓶里的玫瑰》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关于这幅V&A馆藏的水彩画,还有一个问题是,它是在何时、为何被赠予本尼格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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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里安,《水平的树》,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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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里安,《构成第十号》 1939-1942

不过,《花瓶里的玫瑰》感觉不比那些“晚开的花”更古老,这引发了两个问题。1911年,当蒙德里安把这幅水彩从阿姆斯特丹带到巴黎时,它仍然是他艺术的前沿。它从荷兰传统花卉研究中走出,粗糙的铅笔画和不和谐的调色板展示了蒙德里安与梵高的博弈。然而,在画了20年的网格后,蒙德里安为什么会想到把《花瓶里的玫瑰》带到伦敦?并且为什么选择它给了一个他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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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泰特利物浦美术馆蒙德里安大展上重建的其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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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里安,《杜鹃》,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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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里安,《红黄蓝的构成II》,1930

其实,对于蒙德里安赠送给本尼格森礼物的具体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对于1957年捐赠V&A的情况也一无所知。除日期外,V&A档案中没有任何书面记录。这并不足为奇,要知道蒙德里安在1957年的知名度远低于2022年。1955年9月,伦敦白教堂美术馆为蒙德里安举办的回顾展,是他首次在英国公共美术馆办展,如果本尼格森在1954年欲捐赠《花瓶里的玫瑰》给V&A,很可能会被拒绝。

为什么本尼格森要将《花瓶里的玫瑰》捐赠?同样只能猜测。1957年,本尼格森已经78岁了,十年前他的妻子在伦敦去世。不久后,他去了美国,1962年在美去世。他可能是为了纪念他已故的朋友,或妻子,或为了感谢曾经拯救他的国家,也有可能是为了逃避美国税收。他安葬在纽约洛克兰郡的俄罗斯东正教公墓。他的妻子奥尔加·本尼格森的坟墓在东海格特公墓,离公园山道不远。

注:本文编译自《阿波罗杂志》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