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彦颐

工匠在历史上的作用被大大地小看了。欧洲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中，许多工匠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使是社会地位远不如欧洲工匠的中国工匠，也对近代化的乾嘉考据之学的出现贡献良多。要全面的了解历史，在政治史之外尚须多关注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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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士人”群体的消解

在第五章叙述闽中群体的藏砚活动时，我强调他们对砚的癖好、情感投入等主观因素。我也试图通过勾勒作为收藏品的砚台市场的形成，去观察引导该市场的价值标准。

我避免采用一个普遍解释——在17—18世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收藏可以提升个人“地位”——无论此说法多有说服力。我会在最后才谈论地位问题。

而由于社会地位不再是一个既定标签，设想收藏家在既成的、固定的社会阶序中一级一级向上攀爬的形象容易令人忽视故事的关键：收藏砚台及其必需的物质知识，是如何冲击既定的社会阶序，成功地调适出一个新精英男性的社会身段？

明清社会体系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统一的“士人”标签被消解。

第一波转变是由思想和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商人所掀起。中国在17世纪早期融入全球贸易网络（大司马按：是被动融入，主观上是极其抗拒的），商人从中累积财富。丝织、棉纺、瓷器生产等手工业随之发展，而稻米、木棉、蔗糖等经济作物的区域经济在社会基层形成对“以农为本”秩序的冲击。

变得富有的商人转向儒学之道，而卷入商业社会的士人开始从事出版业或兜售考试指南，他们需要更旗帜鲜明地维护与商业绝缘的道德立场。

儒家并不反对商业，反对商业的是法家

孔子鼓励为富者仁，反对为富不仁

故而儒商的兴起顺理成章

17世纪开始出现的“儒贾”，是依违于儒学和经商之间的新阶层。其他如“通人”这个新标签就是用来形容徽商出身却又富有学识的学者和收藏家，他们在18世纪成为思想界和艺术品味的权威。出身徽商家庭的藏书家兼藏印家汪启淑(1728—1799)就是一个突出例子。1

第二波的事物秩序之变迁，是手工艺知识的地位提升渗透到清初社会的各层面，与基于儒家伦理、理学的科举出仕互为两极。

值得强调的是，士人 (或有意成为士人者)以琢砚等工艺制作为生，这个转变是单向性的。不同于商人之崛起，文士身份的重塑并不表示功成名就的手工艺人能够顺利重返士人圈。

不管中国文士对物质工艺怀有多大的敬意，他们是不会像包衣唐英那样毫不在乎地用“陶人之心”自比为工匠的。

手工艺知识的地位提升因此在社会上引发了矛盾的影响，虽然一方面模糊了匠人和文人之间的界限，但另一方面士人和不识字的石工间的地位差异依然存在。

在第四章，我们看到董沧门、杨洞一、谢汝奇等福州琢砚家如何成为“学者型工匠”，横跨原本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他们放弃举试而从事制砚或其他工艺制作，融入雕印钮技法而发展出福州制砚风格，因此在清帝国小范围区域内成名。

我称他们为学者型工匠，肯定他们的文化水平往往等同士人，但主要定位仍是匠人，因其名气、专长和生计均是植根于工艺技能。2

工匠催生了乾嘉之学

儒学在晚明以降对工匠技艺的影响日臻深入，获得经典教育对掌握刻印或琢砚艺术尤为重要。

金农和高凤翰看重技能，且以物质工艺为生计，再加上其单薄的科举履历，他们与学者型工匠一脉相承。但是，像他们这类艺术家和画家需要在社会展演上付出加倍努力，其作品才有可能被视为“文人画”去欣赏品评。

金农就希望能够像士人一样，凭自己所撰的砚铭而成名，而非靠自己制作贩卖的砚。高氏为自制的砚台摹制拓本，也是希望借此呈现自己的创造才赋，而非旨在制 作成为训练学徒的手册。

福州藏砚家群体在《砚史》中同样展现出对石材特性的精通，不少人更擅长刻石，但其社会身段是不同的：他们并未放弃对经学的职业追求。

很多制砚名家同时也擅长经学

此追求的最重要前提就是足以维持士人生活的经济手段。常见形式则包括族田房产、在私塾与书院任教、编纂、幕僚(职位竞争性高，需要动用人脉和文化资本)，甚至在紧要关头变卖家产。

部分有志之士的宦途最终一帆风顺，其他人则短暂出仕，最后被迫辞官；有些人最终未能成功，仍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精湛的书法和刻石功夫，更不消说有知名砚藏，这都有助士人及其子嗣在高强度竞争的人才市场中脱颖而出。

“士大夫”是以儒家明言“学而优则仕”而成为该群体的统称。3但是，清朝的歧视性政策及急剧增长的考生数量，让大部分清初士人的理想化为泡影，更不消说清初的政治迫害让极少数成功者的宦途充满风险。

贸易和手工业在社会流通中的产生的剩余财富，令更多士人可以选择不出仕，这进一步地加剧了士人和士大夫之间的分裂。4

为反映这些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也为更准确描述福州士人，尤其是林家兄弟及其儿子的思想转型和日常活动，我提出“工匠型学者”这个标签，强调他们以学者士人身段出现，但汲汲所及的不是经典的微言大义，而是运刀、运笔法门，尤其是无功名的林涪云，主要以制砚刻字为生。

至于如杨洞一、董沧门等学过古文字、能吟诗，但以治砚印营生的艺匠，“学者型工匠”这标签可以说当之无愧。

工匠型学者和学者型工匠都可视为“文匠”，两者之间的差异虽主观又细微，但后果却真实存在。

士人和手工艺人之间的社会位阶(或地位差异)很大程度上变成一种展演、身段姿态与自我认可，并且取决于社会接受和判断。被外界认为更接近士人而非手工艺者的人，要拥有相应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去维系该身份。

促使这两个群体出现的客观因素却是一样的——技术官僚文化在不同程度和范围内传播，并渗透到碑学和经学领域内。

为纠正欧洲科学革命是由天才发明而有意推进现代化的目的论叙事，科学史前卫学者近年转而关注“通俗科学”(vernacular science)，将研究焦点放在不起眼的地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网络，尤其是手工作坊、药局等，称之为“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或“分布式知识”(distributed knowledge)。

在16世纪，一种“手工艺认知论”(artisanal epistemology)在欧洲多地的作坊涌现，此乃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先导。对手工艺人而言，物品经验是与其身体经验捆绑在一起的。

5欧洲的科学革命似乎不再是个人天才科学家的产物， 知识是社会所集体创造累积出来的。在这个框架下，所谓“科学发明”并不涉及根本全新的突破，而是已有储备知识的重构。6

苏州专诸巷的顾二娘，福州的林涪云、杨氏兄弟和谢汝奇，广东的无名琢砚家，刘源及其他18世纪早期被造办处招募的匠役所实践的“文匠”认知论，是否有可能为考据学建立起有形和物质性经验之积淀，成为这股学术思潮在乾嘉时期开花结果的先兆，就如同 16 世纪的欧洲手工艺人为科学革命的理论转向埋下基础那样呢?

工匠对工业革命的贡献很大

对乾嘉之学也一样

就此问题，石砚无从回答。在此提出这个假说，留待未来的学者去证实：一边用电脑敲打文字，一边亲自体验琢砚，从中挖掘出更多奥秘。

注释：

1梁章钜(《浪迹丛谈》，第21页)用“通人”指代康熙、雍正朝有学识的三名盐商。有关该词(p.275)与汪启淑，见吴玉莲之研究，YulianWu,“Tasteful Consumption: Huizhou Salt merchants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2012)。

2医师的主体定位及他们在元代的“儒学化”，与学者型工匠惊人地相似，见Robert Hymes ( 韩明士),“Not Quite Gentlemen? Doctor in Sung and Yuan,”Chinese Science 8 ( 1987): 9- 76; Charlotte Furth ( 费侠莉),“Physician as Philosopher of the Way: Zhu Zhenheng ( 1282- 1358),”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 no.2 (Dec. 2006): 423-459。薛凤探讨了这些社会地位介于士人和手工艺人之间的“混合角色”(hybrid figures)，但他们仍自称是士人，见Dagmar Schäfer, The Crafting of the 10,000 Thing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p. 12, 91- 94。

3科举乃进入宦途之门槛，经典研究见Ping-ti Ho ( 何炳棣),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4艾尔曼将这种社会财富流动视为学术团体崛起的必要条件，那些从事考据学的学者已不在官署任职(见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福建士人在清初获得仕宦成就的额外阻碍，是当地的政治敏感性：福建是1676 年被镇压的藩镇耿精忠(1644—1682)的根据地，与此同时，福州士人陈梦雷(1650—1741)也因忤逆罪两次下狱。陈氏是《古今图书集成》的主编修，雇请一批福州士人，当中包括林佶，而林氏也短期下狱。余甸则受观风整俗使指控，直接导致他宦途断送。

5Pamela H. Smith, The Body of the Artisan: Art and Experience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6清代个案有一点重要差别：大多数重要的科学实验是直接由皇帝主持，在造办处展开的。

本文节选自《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从砚台制造业入手，考察初步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的变化，综合生活史、艺术史、社会史等方面，对清初社会提出了一些新见。该书角度新颖，颇有趣味，感兴趣的朋友值得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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