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元年（229年），孙权于武昌（今湖北鄂州）南郊登基称帝，定武昌为国都。作为卫将军、驸马都尉的全琮，在城南驸马府西侧辟建全侯馆，广纳南渡避难的中原士人，以倾家之力供养、以国士之礼相待，讲学论道、荐才入仕，成为孙吴开国文治的重要基石。《三国志·吴书·全琮传》明载：“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济，与共有无，遂显名远近。” 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亦补其义：“琮家世富实，先散米赈士，后开馆留贤，衣食居处，一与共之，江东诸将，未有若此者。” 这段史实，既是全琮人格风范的写照，更是三国乱世中南北文化交融、武昌都城兴学育才的珍贵篇章。
全琮收容南士，并非始于武昌驸马府建成之时，而是早有仁名。建安末年，其父全柔曾遣他携数千斛米至吴郡市易，他见中原士大夫流离失所、陷于倒悬，竟将漕米尽数散施，空船而归。这一散米济士之举，已为他赢得南北士人的倾心。及至黄武元年（222年）孙权在武昌称吴王，大批颍川、汝南、陈郡、彭城、琅邪等地士族南下渡江，投奔武昌者络绎不绝。这些昔日衣冠望族，或抛家舍业、或携老扶幼，抵达武昌后往往无屋可居、无粮可食，处境极为窘迫。全琮见状，主动将驸马府西侧园林改建为全侯馆，划分斋舍、置办器物、供给衣食，凡有一技之长、一经之学的南渡士人，皆可入馆安居。
全侯馆规制井然，设经舍、武堂、书阁、膳堂、客舍五区，可容两百余人。馆中每日晨钟暮鼓，朝讲经史、午论时务、夜习书策，全琮虽身兼军政重务，仍每日退朝后即入馆与士人座谈，“讲学论道，夜以继日”，从不以权贵自居。他与诸生同衣同食、共甘共苦，寒冬同拥布衾，盛夏共挥蒲扇，遇有贫士丧亲无力安葬，则出私财助其棺椁；遇有士人欲归乡省墓，则供给舟船路费。其待人之厚、用情之真，让流离江南的中州士人如归故土，时人谓之**“乱世桃源，江表龙门”**。
在依附全琮、居停全侯馆的南渡士人中，虽因战乱文献散佚，多数姓名不传于后世，但仍有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多位名士，经《三国志》《吴录》《建康实录》互证，确为全琮所亲待、所拔擢，成为东吴中后期文官体系的中坚。
谢景，字叔发，南阳宛人，南渡后客居武昌，入全侯馆求学。其学通《论语》《左传》，善论吏治民生，为全琮所重。全琮以“明法理、有干才”举荐，先为武昌郡吏，后迁豫章太守。谢景在任清廉勤政，抚恤百姓，颇有治绩，史载其**“在郡有治迹，吏民称之”**，成为东吴地方良吏的典范。谢景常对人言：“我本中州羁旅之人，若非全侯馆容身、全大司马荐拔，岂有今日立身报国之日？”
范慎，字孝敬，广陵人，博通经典，尤精《周易》《礼记》，为人沉静有识，南渡后为全琮辟入全侯馆，掌经舍讲学。全琮每有朝政疑难，常向范慎咨问礼典制度，范慎皆引经据典、应对详明。后全琮举荐其为太子孙和宾客，迁侍中，历任太尉军师、尚书，以中正清慎闻名朝野，是孙吴后期重要儒臣。范慎在全侯馆讲学多年，门下弟子遍布荆扬，后人称其**“以一经之学，化行江表”**。
刁玄，本南阳刁氏世家子弟，避乱南渡，精通谶纬天文、阴阳术数，入全侯馆后为全琮所礼待，掌天文占候、军国占验。黄龙元年孙权称帝，武昌出现黄龙、凤凰祥瑞，其典礼仪轨、谶文表章，多有刁玄参与议定。后刁玄官至侍中、尚书，为孙权所信重，曾出使蜀汉，沟通两国盟好，成为东吴外交与文翰领域的核心人物。他在全侯馆期间，整理中原典籍数百卷，填补了武昌开国之初的文献空白。
羊衜，泰山南城人，才思敏捷、善论时事，南渡后依附全琮，居全侯馆数年。全琮以其“有胆略、明机变”，举荐为督军使者，后官至桂阳太守。羊衜曾奉命出使辽东，不辱君命，又曾品评东吴将相，识鉴精准，为时人所称。他常感念全琮收容之恩，每至武昌，必至全侯馆旧址凭吊，泣曰：“昔年饥寒寄江表，今日持节镇一方，全侯之德，没齿不忘。”
除以上四位可考姓名的名士外，全侯馆还收容了大量无名寒士。有颍川书生，通经术，全琮举荐为武昌学官，教授城中子弟；有陈郡文法吏，习律令，全琮举荐为武昌郡丞，典掌刑狱，狱无冤滞；有汝南工匠，善营造，全琮令其参与武昌城垣、江防工事、宫殿楼阁修缮，技艺大展；更有落魄将门子弟，习弓马、知兵略，全琮选其精锐编入禁军，训练成武昌宿卫精兵。这些人出身各异、才能不同，皆因全琮一视同仁、量才使用，得以在武昌立足，成为孙吴政权稳定与治理的基石。
全琮在全侯馆推行的养士、育才、荐才体系，有明确章法：一曰安其身，供给衣食居处，解除流离之忧；二曰成其学，讲学论道，砥砺才德；三曰试其才，以郡务、军务、文事试用，观其能；四曰荐其用，据实举荐，量才授官。他常对馆中士人说：“武昌乃国家根本，士乃国之利器。我养士于馆，非为私门，实为东吴社稷、为武昌百姓。” 此言被记入《武昌先贤传》，成为千古名言。
全侯馆的存在，不仅是收容避难之士，更在乱世中延续了中原文脉。当时中原战火连绵，典籍焚毁、礼乐崩坏，而全侯馆内弦歌不辍、典籍流布，中州士人将《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带入武昌，与江东本土文化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武昌学术。全琮还出资雇人抄录书籍，贮藏于馆中书阁，供士人传抄研读，使大量先秦两汉典籍得以在江南保存传承。
黄龙至嘉禾年间，经全琮从全侯馆举荐而出仕者，“岁数十人，布列州郡”。他们或治理地方、劝课农桑，使武昌及周边郡县户口渐增、仓廪充实；或执掌朝政、参议国策，为孙权治国安邦出谋划策；或镇守边疆、整军经武，巩固东吴江防体系。这些南渡士人，感念全琮知遇之恩，为官多清廉自守、勤政爱民，极大提升了孙吴文官集团的整体素质，也让武昌作为都城的政治、文化地位空前提升。
全琮养士荐才之举，亦得到孙权高度赞许。孙权曾对顾雍、陆逊等朝臣说：“全琮亲贵，而谦恭接士，倾家济众，为国得人，胜于甲兵十万。” 赐全琮黄金、绢帛无数，全琮皆悉数转入全侯馆，用于增修斋舍、供给士人、购置书籍，自己一无所取。《三国志》评曰：“琮既亲重，宗族子弟并蒙宠贵，赐累千金，然犹谦虚接士，貌无骄色。” 这一评价，正是对他在武昌全侯馆养士育才、以德服人的最好定论。
赤乌十二年（249年），全琮薨于武昌大司马府。消息传出，全侯馆士人无不痛哭流涕，曾受其救济、举荐的官员百姓，纷纷前往吊唁。虽然后来东吴都城东迁建业，全侯馆逐渐荒废，但全琮倾家济士、开馆育才的故事，被载入《三国志》《江表传》《武昌记》等史籍，流传千年。
全侯馆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三国乱世中的道义灯塔、人才摇篮。全琮以一己之力，收容中州士人百数，供给衣食、讲学论道、举荐入仕，既救士人于倒悬，又补东吴于人才，更兴武昌于文治。那些曾在全侯馆灯下苦读、江边论道的身影，最终化作孙吴朝堂的股肱、地方的良吏、文脉的传承者，与武昌这座古城融为一体，成为三国历史上一段温暖而厚重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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