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山行》

针对唐山暴力伤害女性事件,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劳东燕教授在6月11日的专访中指出:

我们不要简单谴责人性。在制度没有提供充分保护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只会想着自保。普通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是需要制度来加持的。

我在朋友圈对上述 观点做了一些引申和发挥:

“普通人”需要制度的加持,“孤勇者”却不考虑身后是否有人追随,或者外部环境是否有利。孤勇者冲击制度的边界,他/她脚踩七彩祥云,从天而降,不太可能是制度和环境的产物。但普通人注定是制度和环境的产物,注定会对后果做各种沙盘推演,患得患失。

津巴多说:“单凭想象,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会不会那么做,要知道情境的力量远比我们大得多。”对法政学者来说,思考的对象首先是普通人以及使普通人成为见义勇为者的制度条件。

情境可以造就“恶之平庸”,同样也可以造就“善之平庸”。一个社会不能无限度地消耗孤勇者这种有限资源,只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站出来,成就“善之平庸”,才有可能真正建立一个良善和正义的社会。

令人诧异的是, 劳教授的这番言论竟然在网上遭到了围攻。比如这样的观点:“你这话说的,要是你在,都吓得尿裤子了。”“要是你,你敢吗?”

还有这样的观点:“这文章居 心叵测,很明显炒作男女对立,目的是打击中国男性挑起性别矛盾,强调男性荷尔蒙已经露出狐狸尾巴,大家擦亮眼睛,别被骗了。”

劳教授在 新浪微博回应道:

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出手相助可以理解,但非要表明不出手有多么正确多么合理,就挺可悲的。引用一位朋友说的:“哪儿那么多废话,不就是男性荷尔蒙不足。”

在后续的这一波争论中,我依然支持劳教授。

上下滑动查看劳东燕教授的微博全文

但是如果再多问一句,除了制度、勇气和荷尔蒙,见义勇为还需要哪些元素加持?做一个好人为什么比想象中的要难很多?也许就不得不开始做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哲学思考。

这个稍显冗长的编者按就写到这里,接下来是《打开》一书第38节的内容,对于哲学论理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闭页面了。

射箭与中道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中道思想(下)

选自《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01

在过度与不及之间取其中道

你一定听说过托尔斯泰的这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一直怀疑托尔斯泰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启发,因为后者说过非常类似的一句话:“错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正确的道路却只有一条。”

要想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就得先了解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而这也是理解“伦理德性”的关键所在。什么是中道?简单说,就是处于“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

举例来说,鲁莽是过度,懦弱是不及,而勇敢则是居于中间者;纵乐是过度,痛苦是不及,而节制是居于中间者;浪费是过度,吝啬是不及,大方是居于中间者。一个有伦理德性的人应该在过度与不及之间取其中道,也就是应该拥有勇敢、节制、大方的品质。

这当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射箭为例,亚里士多德指出,射中是很难的,你必须反复地练习才有可能命中靶心,反过来说,射偏是很容易的,而且射偏的方式有很多,有的箭射到一半就落地了,有的箭射到了天上,有的箭甚至射到别人的靶子上了。

所以说:“错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正确的道路却只有一条。”

02

中道需作个体和情境的区分

上述道理初看起来一目了然,非常容易理解,其实却有不少值得挖掘的内容。

首先,亚里士多德说,我们要寻找的不是事物自身的中间,而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中间。换言之,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但它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那一条正确道路。

什么意思?打个比方,我和布谷面前放了一个1磅的蛋糕,就蛋糕本身而言,0.5磅就是它的居间者,也即“事物自身的中间”。但是事物自身的中间,不等于相对于我们而言的中间。例如,对布谷来说,吃下这0.5磅的蛋糕,就会撑坏她的小肚子,这就是过度,但是对我来说,0.5磅的蛋糕还不够塞我的牙缝,这就是不及。所以说,中道是相对每个人而言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每个人都相同的中道。

其次,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也存在不一样的中道。比方说在吃饱饭的前提下,0.5磅的蛋糕对我来说就是过度,而非不及。

多年前我在深圳的罗湖口岸过海关,一眼瞥见一个小偷正在掏一个女孩的背包,我立刻大声喝止了那个小偷。还有一次我在中关村看到两个司机打架,一个人挥舞着扳手,一个人操着木棍,正在“浴血奋战”,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上前拉架,而是赶紧掏出手机报了警。

事后回想这两起突发事件,应对的策略虽然不同,但都还算明智和中道。当然,如果我是黄飞鸿,在后一个例子中也应该挺身而出,但这是相对于黄飞鸿的中道。

进一步的,如果不是两个成年男性在互殴,而是一个成年男性在暴力殴打幼童或者女性,那么即使我不是黄飞鸿,也应该立刻挺身而出,而不仅仅是打电话报警,这是相对于那个情境的中道。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德性一方面与感情相关,它要求我们“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这些感情”,另一方面又与实践相关,它要求我们“对适当的人、以适当的程度、在适当的时间、出于适当的理由、以适当的方式做这些事。”

《水果硬糖》

可想而知,这绝非易事,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做好人不是轻松的事。因为,要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找到中点是困难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所有的感情和实践都存在过度、不及和中道的区别。比如说幸灾乐祸、无耻、嫉妒这些情感,以及通奸、偷窃、谋杀这些行为,它们之所以是恶的,不是因为过度或者不及,而只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恶的。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很荒谬的结论,比方说适当的无耻、适当的嫉妒、适当的偷窃或者适当的谋杀。

关于中道的说法,我相信还会有人反驳说:既然中道是相对于每个人而言的,而且在不同的情境下每个人也有不同的选择,那岂不是意味着某种道德相对主义吗?

初看起来的确是这样的,但我认为亚里士多德不是道德相对主义者。理由在于:

首先,亚里士多德非常看重好习惯的养成,这是培育德行的基础所在,拥有德行的人将会具备选择好行为的品质,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不假思索”地做出正确的决定和行动。这确保了有德之人不会沦为道德相对主义者。当然,这不仅需要我们反复在脑海里预先演练,当此类事情发生时我该做些什么,就好像预先演练警察上门时我该回答什么一样,单靠本能反应,很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与此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具体的实践中反复地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归根结底,不是我们反复说的事情成就了我们,而是我们反复做的事情成就了我们。

其次,当亚里士多德说中道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这里的“我们”可以做好几种解释,它既可以理解成个体,也可以理解成作为复数意义上的“我们”,余纪元教授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里特指的是年轻的雅典贵族,这些人为德性做出了示范和榜样,吸引和感召其他人成为有德之人。正是因为有了榜样的示范作用,德性伦理学才不会滑落成为道德相对主义。

03

警惕那些令人沉溺、愉悦的事物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跟孔子的中庸非常类似。事实上,余纪元教授干脆就把中道译成了中庸,在《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余纪元发现东西两大哲人不约而同地把射箭作为原型来理解德性,比如孔子说:“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说,君子立身处世就像射箭一样,射不中靶子,就要回过头来检讨自己,并继续改进自己。

围绕着射箭这个比喻,余纪元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比方说,他认为射箭模型告诉我们,所有的恶并不是同等的坏,如果说命中靶心得10环,那么9环就是不足,尽管如此,命中9环还是要比命中1环或者彻底脱靶来的好。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在稍稍偏离正确的人,和偏离正确太多的人之间,我们显然会更加谴责后者,而不是前者。

正如命中靶心是件困难的事情,养成中道的伦理德性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关于中道的获得,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了三点,

首先,他承认要想准确地选取中道是件困难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两恶之中择其轻。有的人听到这里,立刻就放下心来,既然亚里士多德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可以洗洗睡了,无需再去关心什么良好生活、至善生活。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亚里士多德当然不是在给自我放纵的生活开通行证,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首先要尽力做一个拥有A+品质的人,但如果实在做不到,那么A-或者B+也是可以接受的。

其次,亚里士多德还指出,不同的人会沉溺于不同的事情,为了获取中道,我们就要研究自身容易沉溺其中的那些事情,搞清楚这些事情的性质,然后把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因为只有远离错误,才能接近中道和适度。说到沉溺,我深有体会,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经常在篮球场上遇到一些已经退休多年的球友,浑身上下带着各种护具,每天下午三点早早来到球场,挥汗如雨地打到暮色降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些人对于篮球的痴迷既让我感动,又让我隐隐有些难过,因为,在我看来,对任何单一事物的沉溺都足以证明我们自身的脆弱以及生活的乏味,无论这个事物本身多么的正确或者崇高。

最后,亚里士多德特别提到要对快乐保持足够的警惕,他认为快乐是我们获得中道的最大障碍。他说:“在所有事情上,最要警惕那些令人愉悦的事物或快乐。因为对于快乐,我们不是公正的判断者。”

《不道德的审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充分地认识到德性必然地与快乐和痛苦相关。他的理由是,作为常人,快乐从小就伴随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很难拒绝对快乐的向往,我们或多或少以快乐和痛苦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行为,甚至,那些高尚的和有力的事物也显得令人愉悦。所以快乐和痛苦在德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恰恰因为人们常常会沉溺于快乐或者痛苦之中,所以有德性的人也要对此保持充分的警惕。相比之下,人们更容易沉溺于快乐之中而不是沉溺于痛苦之中,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说,战胜快乐要比战胜怒气更难。

在“娱乐至死”的二十一世纪,重温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教诲尤其显得意义深远。《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奥威尔警告我们专制带来思想毁灭,赫胥黎警告我们,“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事实上也是如此,“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在这个意义上,战胜赫胥黎要比战胜奥威尔更难,就像战胜快乐比战胜怒气更难。

波兹曼说:“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04

立足日常生活的世界,

避免过度考察人生

回到本讲的主题。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极易产生两种批判性意见:一是认为亚里士多德卑之无甚高论,无非是些常识,比如罗素就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没有什么特别的哲学性,只不过是观察人事的结果罢了。”二是认为亚里士多德总是在说一些正确的废话,很多说法看似很有道理,其实却没有什么可操作性。

关于第一种批评,我的回复是,伦理学本来就是研究人的日常行为的,它的起点和终点都应该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否则的话,光有精细的概念分析,宏大的哲学理论,却与人的道德情感和实践毫无关系,那岂不是成了没有人的伦理学?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有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又有鞭辟入里的哲学分析,不多不少,刚刚好处于过度与不及之间,完美地体现出中庸之道。

关于第二种批评,我的回复是,伦理学不是成功学,不是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不是家用电器使用说明书,具体的人、事、环境如此之复杂,怎么可能要求伦理学提供具体的人生指导意见呢?说到这里,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个视频,有位人生导师在语重心长地告诫年轻人,初次约会不能选择吃饭、看电影或者逛街,因为既耗费时间体力,又没有任何互动性,实现不了感情升级的目标,怎么办呢?他建议去吃回转寿司,理由是不用点餐,可以省去多余的程序,而且在取盘子的时候有充分的肢体微互动,可以实现感情的升级。这位人生导师接着建议说,吃完饭后要去买水果,但一定要买柚子和西瓜,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够顺理成章地提出到家里切水果……对不起,你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绝不会读到这样的招数和套路的。

《燃烧》

在告别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之前,我想给大家做两个总结。

首先,伦理学是一门反思性的学问,它反思实践,但不等于实践本身,它考察人生,但不等于人生本身。所以,亚里士多德虽然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字,但是在知和行之间,他更偏重于行而不是知。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直在试图避免对人生做过度的考察。

比方说,按照他的观点,一个有德性的人要满足三个条件:

1,他必须知道那种行为;

2,他必须是经过选择而那样做,并且是因为那行为自身的缘故而选择它的;

3,他必须是出于一种确定了的、稳定的品质而那样选择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想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第一个条件是最不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他是在告诉我们,人在从事德性行为的时候,不应该时时刻刻处于自我反省的状态,而应该处在“习惯成自然”的无反思状态,因为有了良好而稳定的品质,有德之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正确的选择,都是符合中道的。

其次,我想重提幸福这个主题。曾经有人问我,如何理解幸福这个词?我的回答是,如果一个人碰巧正在做他喜欢做的事,并且发现自己有能力做这件事,并且他还有幸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他就是幸福的。

不要小看幸福的这三个要素,要想满足它们其实非常的困难。还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吗?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眼下无从谈起。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幸福是对于一生的总结,它是一个盖棺定论的东西,不到人生最后一刻,你不能妄言幸福。作为一个目的论者和结果论者,亚里士多德肯定不会认同时下流行的那些观点,比方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刹那即永恒”。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是一个很重的词汇,不可轻易言之,如果仅仅因为吃了口哈根达斯就感慨自己好幸福,那你就是欲望的奴隶,如果因为暂时的功成名就而志得意满,认为自己的人生很完满,那你就是鼠目寸光,不了解德性的价值以及命运的无常。

最后,请让我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结束这一讲:

“我们是否可以说,一个不是只在短时间中,而是在一生中都合乎完满的德性地活动着,并且充分地享有外在善的人,就是幸福的人?或者是否要加上,他还一定要这样地生活下去,直至这样地死去?因为我们主张幸福是一个目的或某种完善的东西,而一个人的将来却是不可预见的。如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活着的人们中间,把那些享有并将继续享有我们所说的那些善事物的人称为至福的人,尽管所说的是属人的至福。”

【推荐书目】

《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周濂 著

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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