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较长的历史阶段中都作为隐匿的他者存在于各类文本之中，女诗人群体在萌芽时期更经历着难以言说的困境。

1984年，诗人翟永明发表组诗《女人》，以其诡谲戏谑的意象与新鲜强烈的女性表达震撼文坛。

1986年，评论家唐晓渡据此提出了“女性诗歌”的概念：“追求个性解放以打破传统的女性道德规范，摒弃社会长期分派的某种既定角色，只是其初步的意识形态。回到和深入女性自身，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的人性深度而建立起全面的自主自立意识，才是其充分实现。真正的‘女性诗歌’不仅意味着对男性成见所长期遮蔽的别一世界的解释，而且意味着已成的世界秩序被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的可能。”

“女性诗歌”的命名充满争议，却也像一种集结的召唤。更多的“她们”开始言说自己，女性意识的觉醒为其诗歌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然而，伴随着日渐同质化的写作，女性诗歌一时间仍然难逃政治意义上的同一指认，其内涵和外延在不断被窄化。

面对密集丛生的误读与分歧，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了《女性五人诗》一书，精选当代五位有代表性的女性诗人（王小妮、翟永明、蓝蓝、周瓒、海男）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试图全面展现当今女性立身当代的感受和思考。

关于女性，关于诗歌，关于女性诗歌，也许只有回到文本之中，我们才会听到最真切的声音。

在“异”与“同”之间

——从《女性五人诗》 看1980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写作（节选）

文丨李娜

（青年诗人，清华大学博士）

诗人周瓒曾在《翼》一诗的开头中写道：

“有着旗帜的形状，但她们

从不沉迷于随风飘舞

她们的节拍器（谁的发明？）

似乎专门用来抗拒风的方向

显然，她们有着自己隐秘的目标。”

“她们”的存在或者“她们”的写作，是与飞翔有关的隐秘事业，是一个群体力图挣脱有形或无形束缚的共同角力。尽管语言的自由意志丰满了“她们”的羽翼，诗人在风中的自白还是透露着犹疑：“她们的节拍器（谁的发明？）”。“发明”或“命名”，意味着对新事物诞生的宣布，意味着一种权利的归属，而本就属于“她们”自身一部分的“节拍器”却引发诗人对所属权的自我质询，这并非多此一举的发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终指向的是一个古老而难解的语义场。对“她”的发明，对“女性”的命名，以及对“女性诗歌”的定义……似乎从来都完成于一次次悄然的“天鹅绒革命”。然而，这悄然背后潜藏的是更为复杂的性别立场和更加暧昧的伦理情境，这是写作者或批评家（不论男性或女性）一直以来都企图厘清而又难以辩驳的原初性难题。

新世纪以来，女性诗歌似乎进入了一种平稳的沉潜状态：虽然个人化的写作层出不穷，个人诗集也接连出版，但作为一个群体的女性诗歌的集结却罕有真正带有“问题意识”的实践。2019年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女性五人诗》，成为《女人》发表至今三十五年来女性诗歌写作史上的又一次小结，收录了王小妮、翟永明、蓝蓝、周瓒、海男五位诗人的作品。相较于“翼”和“苹果上的豹”这种具有明确内指性的标题，“女性五人诗”这五个字避开“女性诗歌”这个已被泛化的定义，最终表达的是一种化繁为简的努力。与简洁直接的标题相呼应，这本诗选在内容上也未在诗歌文本之外加入任何阐释性的前言或附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五人诗》实质上是一项“未完成”的“发明”，编选者无意于以“序言”或“结语”来昭示自己对诗集的“发明专利”；相反，他将所有的解释权都交给诗人，交给诗歌文本，交给每一个阅读个体，也就是对周瓒《翼》一诗中“她们的节拍器（谁的发明？）”这一发问的尝试性回应。

这本诗集所选入的五位个性毕现的诗人和她们的诗歌作品，也恰好以相异的层次构建起有关女性诗歌的完整图景，展现了从女性诗歌肇始至今的一条基本线索。恰如批评家唐晓渡所言，这五位诗人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词汇表，都具有不可替代性。翟永明的写作直接与女性诗歌这一概念的发明相关，是谈论“第三代诗人”和女性诗歌永远绕不开的话题。从《女人》《静安庄》到《致阿赫马托娃》，这本诗集所选入的十八首诗也是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不间断的创作的一个缩影，“完成之后怎样”？翟永明以自我的写作回答了她的发问：完成之后开启新的“未完成”。如果说翟永明因为禀受着时代的使命，身上有着太多的时代印记，而使她和她的诗无法不与特定的时代发生密切的关联，那么，王小妮则由于更加内倾的个人化写作，而超然于性别之争、放逐于世俗之外的独异特质，正如她在诗中写道：“只为自己的心情，去重新做一个诗人”。《月光》《春天》《一个黄昏》《荷塘》……从选本中可以窥见，王小妮似乎不受任何时尚流行的理论影响，而只愿一次次重返她当下最真实的个体存在和内心世界，并从对日常生活表象的摹写转向对世俗与物欲、世界和自我、个人与生活、生命与存在等话题的思考。相较于王小妮，蓝蓝的诗歌显然对固有的女性诗歌范畴超脱得更远，她的写作带有充分世俗化的特征，这并非是指她纠结于生活的一地鸡毛，而是指她始终关注着与自我相关的即景、自然与生活的“严重时刻”，这对当代女性诗歌在话题性之外如何回到诗歌本位或艺术本位，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在我的村庄》《未完成的旅途》……可以看到，无论是发现乡村自然的宁静温馨，还是感悟生活中自然的美妙意味，抑或是对人性本身的抒写，蓝蓝都试图回归自然、重返诗歌的艺术与爱本身，从而形成了她带有“自然之道”色彩的诗歌美学追求和清新质朴的修辞风格。翟永明早期诗中的“黑夜传统”，亦能在海男诗中找到类似的表达，对女性私密经验的书写使海男的诗有一种与枯琐生活相对抗的强劲美学。《堕胎女人的春天》《红色的伤口绽放于春天》，从作为诗歌“开端”的标题中就能看出，海男的诗歌总是满溢着女性意识，文本中的女主人公都颠覆了传统女性形象，不再是温良贤淑的依附性所在，而真真正正地成为了坚定而独立的个体，她们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勇于直言自身的爱欲。同时，海男没有把写作局限于有关女性主义的经典界定中，她的创作不乏强烈的异方色彩，云南地域文化成为她诗中独特的个人符号，这些在诗集选入的“黑麋鹿”系列中都得到鲜活呈现。相较于其他四位诗人，周瓒在进行诗歌写作的同时，也致力于女性诗歌的翻译和批评，这种多重身份的交错使她不断与不同的批评的话语交锋辩驳，而这些努力也始终丰富着她的写作实践，并使她的作品带有参与公共话题的雄辩色彩。可以看到，《女性五人诗》企图在篇目的选择上最大限度地展现每一位诗人创作的独特面，昭示其独异之处，以此来实现经典化的可能。

然而，诗人们高低声部的吟唱终究和声出了共同的向度，尽管五位诗人的写作致力于不同的层度，但从《女性五人诗》这个选本来看，三十多年来，女性诗歌始终存在着一条隐隐嬗变却又逐渐稳定的线索：在内向地关切女性自身的同时，女性诗歌也开始加重对公共场域的关注与对现代性状况的反思，写现代文明异化的城市人、写底层、写社会事件、写故土风物……强调历史伦理的写作传统在《女性五人诗》文本选择上不断复现。

一反向内回卷的自诘气质，翟永明的《老家》一诗直指生活的内里痛处，书写被加速的现代文明抛却的故乡一角：

“我的老家在河南

整个脸上扎满了针

老家的人双腿都青筋暴露

他们的双手筛着那些土坷

从地底下直筛到半空中”

翟永明的表达隐忍、克制，又外及内地贴近书写对象，在充满痛感的体知中不断寻找诗歌介入现实生活的可能途径。与之相类似，蓝蓝亦以低姿态去贴近平凡的他者，在《矿工》中她以细腻的笔触写下最朴质的一幕：

“一切过于耀眼的，都源于黑暗。

井口边你羞涩的笑洁净、克制

你礼貌，手躲开我从都市带来的寒冷。

藏满煤屑的指甲，额头上的灰尘

你的黑减弱了黑的幽暗；”

而诗人的良知亦将其引向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意义上的“对世界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的、视文学为“一种使命”的写作，反观自身，直抵诗人这个身份本身：

“此时，是我悲哀于从没有扑进你的视线

在词语的废墟和熄灭矿灯的纸页间，是我

既没有触碰到麦穗的绿色火焰

也无法把一座矸石山安置在沉沉笔尖。”

而周瓒在处理面向公共话题的题材时，更倾向于一种智性反思，如写在“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事件”之后的《死在午夜降临前》一诗，诗人表现出超脱愤怒与恐惧的平静：

“他们不会费心去想

关于身边的陌生人的一切

关于他们有多陌生或疏离的根源

不会联系到那种莫名的恶意

会波及他们自己

当砍刀离他们的身体只有一毫米

他们也不会认为是来自仇恨

或某个理念或国家政治或恐怖主义

他们本能地躲闪、弃逃时

也来不及去理解这样一种暴力

和它背后更深重的冲突”

不再是“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马雁《北京城》），女诗人对身处其中的社会有了更多的观察和刻写，对自己作为女性与女诗人的责任概念亦有不断的更新，“女性”这个性别身份给予她们的是特别的情感出发点与观察视角。走出80年代黑色的同声合唱，90年代以来，女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作为写作策略落实在文本当中，如果说80年代的女性诗歌为保留自我经验内容而缩回“一间自己的屋”，那么90年代以来的“敞开”便具有了“个人—公共”的交互性含义。类似的同话题写作在《女性五人诗》中并非个案，可以看到，身为女诗人，意味着她们拥有着“男诗人”所可能理解但可能无法感知、表达的女性意识、女性经验。而每个女诗人享有的知识和生活资源各不相同，因而面向同一种写作题材的完成品也自有其面貌。对女性诗歌来说，只停留于对女性内部世界失敬的窥探、过分的开掘，只安于某种既定的写作套路，终究难以回答“这么多年，女性诗歌走到了哪里”这个复杂的问题。因此，差异化、个性化的写作早已成为清理、擦亮、延展、深化这一女性诗歌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概念的共同呼求。

生活空间的转变和扩展促使女诗人们完成了更为具体的写作实践，篇幅、内容、语感均变得厚重、深切，在繁杂的现实境遇里她们更有力地探讨着女性的可能性。强烈、精准而细腻的现实感使女诗人们创作出大批量介入时代的作品，以一种开放的视野，积极与公共性意义域开展丰富复杂的互文指涉关系。她们所处理的对象不再是那种纯粹技术性的“自白”或过于简单的绝缘的女性的私人叙事，而转向更为现实的、复杂的人性问题，以及怎样去理解他者（不仅仅是女性），怎么与他者之间产生切实的关联等问题，正如海男诗中写到的那样：“不能失去生活，这是我沉溺于生活的时刻（海男《不能失去生活》）”。“她们的节拍器（谁的发明？）”，或许，女性诗歌走向全新意义上的“同”，便昭示着对她们对自己生活的节奏感的把控，昭示女性以个人的视点去切入当下人生，不再以体现某种集体意志作为其根本需要，以自己的本能和经验作为参照，独到地进行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的能够。无论其“异”与“同”的较量关系如何呈现，“五人诗”可以称得上是一次阶段性的总括，它显现出女性诗歌的诸多面向：在向前走的过程中，她们要在不断的重写与突破中，更新女性的“可能性”与诗歌的“限度”。

注：文中诗句皆引用自《女性五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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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旦

王小妮、翟永明、蓝蓝、周瓒、海男

《女性五人诗》丨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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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当代五位有代表性的女性诗人（王小妮、翟永明、蓝蓝、周瓒、海男）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全面展现当今女性立身当代的感受和思考。五位作者的作品，在当今女性诗歌创作领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风格多样，视野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