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教育实验中的“折叠人生” | 深度报道|初中|教育实验|方宇|李亮|素质教育|高中

记者/纪佳文实习记者 / 李小趣

编辑/刘汨

十一学校在十年前开始素质教育改革

看着纪录片《真实生长》里的李文婷，方宇觉得她“太乖了”，甚至为她感到惋惜，“她曾经生活在那么一个理想主义的地方，但她没有发现。”

这个被理想主义环绕的地方，是北京市海淀区十一学校。十年前，一场素质教育改革的大幕在这里拉开。《真实生长》的拍摄也以此为契机，记录下了2012级学生三年的高中时光。

面对镜头，李文婷说着对学业的焦虑，关于她的场景，大多也与功课有关。而方宇则和纪录片另一位主人公周子其组建了“学生内阁”，尖锐地抨击学校的各种政策，这些是学校鼓励的“批判精神”。

为什么在同一片改革的沃土，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比照李文婷和方宇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包括他们各自的性格，这些都是其中的影响因素。

在这场教育实验中，后者显然是人们更想看到的风貌，有观众感慨：“羡慕在那样的年纪就能够认识自我，但不得不承认，更多人的高中形象，是文婷。”

可如果把这种比照延伸到十年之后的现在，羡慕又变成了唏嘘。进入社会以后，李文婷表现出了更加舒服自然的状态，而方宇和周子其们，则经历了与现实规则的艰难适配。

一直有种对教育改革的担心存在，“太过自由的环境，实际上是害了孩子，出了学校是要栽跟头的。”可也有反对的声音说，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孩子，不只要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军者，还要担负起某种社会情怀，去改变些什么。

一切讨论又回到了那个最本源的问题上，这样一场教育实验，要培养出的是怎样的学生？

十一学校是北京市海淀区老牌重点学校 | 网络图片

“考个重点”

痛苦源自四年级时出现在小纸团上的数学题。

每天下班回家，方宇的爸爸会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团，上面是一道手抄的数学应用题，都是类似“鸡兔同笼”这样的新题型。方宇是那种“不愿意被束缚”的孩子，早就厌倦了学校那些讲求背诵和格式的作业，纸团上的题目好像密室逃脱的关卡，他一下被吸引了进去。

持续一个学期的“每日一题”被一次意外发现中止，在爸爸汽车的扶手箱里，方宇看到了那本《华罗庚数学精选（三年级编）》，里面的题目很眼熟，他向爸爸炫耀：“你的秘密被我发现了，好玩的东西都在这书上。”爸爸说，“你发现了，就不会再感兴趣了。”

习题册代替了小纸团，题目越来越难，挫败感代替了“闯关”的热情。他没法像以前一样轻松地解出每道题，题目卡在一半，他气得大哭。有时，一道题讲了几遍，方宇还是不懂，爸爸气得摔书，他也跟着摔。

后来，家里给他报了奥数班，挫败感更强了。在学校，他是成绩最好的学生，总被夸聪明，但奥数班不缺聪明人，不少六年级的孩子能做出高中的求导题。按成绩分班，方宇只能被分到五班。老师总说他们“真的太笨了”。

父母让他经历这些的目的很明确，考入一所重点中学。这里是北京市海淀区，有着最好的教育资源和最激烈的竞争，班上其他大部分同学的课余时间，也早就被各种补习班填满了。

方宇记不清六年级参加了多少场考试。像被编写好的程序，一次次重复着“赶考——答题——回家备考”的过程。那时的他不清楚“考上重点”意味着什么，但他记得在妈妈任教的那所普通中学里，有次他说“想来这里上学”，办公室一众老师极力地劝阻。

方宇最终通过了十一学校的选拔，进入了“2+4”学制的实验班，可以直升本校高中。在这所海淀区的老牌重点中学，一场浩大的“教育实验”正在拉开序幕，为此，他们要遴选出那些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优秀生源。

对于那场选拔考试，方宇一直记得，那道他唯一准确作答的题目：假设用一根铁丝紧紧箍住地球，在热胀冷缩的作用下铁丝膨胀了5米，问此时它与地球的缝隙能否钻过一只老鼠？他至今都很感慨，“宁愿再参加一次高考，也不愿意再参加一次小升初了。”

当方宇早早开始经历应试选拔的压力时，在距离北京300多公里外的山西大同，李文婷的生活还是平静松弛的。

她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好学生”，成绩一直很好。李文婷的爸爸是铁路职工，妈妈是工厂化验员，父母对她的学习没有太多要求，她有大把的时间和小伙伴出去玩，或是带上读书卡去泡书店。

对于周末的英语辅导班，李文婷并不抗拒，“反正就两节课，扩展一下知识。”她还让父母给自己报了电子琴、书法和舞蹈的兴趣班。

海淀区的小升初“鸡娃”故事，没有在小县城里上演。这个人口不足20万的县城里，只有两条升学通道：划片分配或是进私立学校。当地一所实行“衡水模式”的私立初中口碑不错，父母担心她适应不了那种严格的管理，没让她去。

李文婷被分到了县里最好的公立初中，她还是报了辅导班，理由是“大家都报了”。辅导班主要是巩固课上的知识，对李文婷这样的尖子生帮助不大，她没有因此沮丧，觉得“补补课挺好的”。

初三那年，因为爸爸工作调动，李文婷转学到北京市怀柔区的一所普通中学。两地教材不同，爸爸担心她跟不上进度，提出让她留级。但李文婷不想，她买了练习册“加码”，依然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

对于李文婷，做“好学生”成了一种习惯，考出好成绩，然后受到表扬，她很享受这种感觉。除了这种认可，她还有个短期目标，在即将到来的中考，至少也要“考个市重点”。

方宇收到的十一学校录取通知 | 受访者供图

定位

方宇和李文婷，他们都是把“考上重点”作为目标的孩子，但有着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当他们先后进入十一学校这场教育实验后，也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状态。

2011年，北京十一学校被确定为国家办学体制和高中特色发展改革试点。取消行政班级，实行走班制，课程分层、学生自主选课、设立大学先修课程……这正应了方宇的心意，他一直讨厌一切都被安排好的感觉。

直升班没有中考的压力，方宇早早选择了更擅长的文科。教改后，校园里随处可见各种活动海报，社团一个接一个冒了出来。他参加了辩论队、模拟联合国，这些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大人了，“自己的想法会被老师重视，可以和老师平等沟通”。

2012年，李文婷也以全校第一、全区前二十的中考成绩进入了十一学校。但作为一名“后来者”，她需要更多的努力，去适应这个全新的体系。

这好像一个学会“独行”的过程。选课制下，每个学生的课表是独一无二的，李文婷要自己安排上课、自习、活动的各种事项。但在她就读的初中，时间是被老师安排好的，自己要做的只是执行。到了十一学校，她就像一直牵着长辈手的孩子，突然被甩开了手。

她也参加了广播站、明信片社、做手工的社团，下午的自由时间几乎都用在了感兴趣的活动上，但她总觉得“这不完全是一件好事”。入学后第一次考试，理科300多人，李文婷排200多名。拿到成绩单，她一个人哭着走回宿舍。她没有想过，自己会变成一名中等生。

她有些怀念初中，初中的老师会尽可能多地讲课，用她的话说，是大全景式的扫描，成绩一下降，老师就会找她谈话。但在十一学校一位任教近二十年的老师看来，这些是“无用功”，甚至会对学生起反作用。这场教育改革，不光是为了让学生掌握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是要培养“自我”意识，让他们学会规划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李文婷还是习惯被动的接受知识，她试过在假期找家教补课，可还是赶不上别人。她的室友每年会手抄一遍英文原版哈利波特，每次英语都能考145以上，但她连读英文原版书都觉得吃力。她还去感受过高层班的自习氛围，结果发现，完全听不懂周围人讨论的公式定理，“那一刻觉得，自己是不属于这个教室的。”

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这场教育实验，他们都经历了一个重新寻找“定位”的过程。

在没有讲台的教室里，课桌摆成一个圆圈，方宇等几个同学和老师围坐在一起，泡上几杯茶，讨论甚至激辩着对各种话题的看法。在历史课讲授马克思主义之前，他接到的任务是阅读《共产党宣言》；读罢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他和老师讨论那些天马行空的辞藻。

在这个不只以分数为标准的评价体系里，方宇发现，同学们在成绩之外各有擅长，比如一位初一初二时成绩不太好的同学，在学生会的工作中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方宇自己也因为体育和艺术成绩优异，被评为了“卓越学生”。

在电影鉴赏课上，李文婷看到了那部她最喜欢的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一个找回本心的故事”。女主安迪在苛刻的职场环境中成长，终于赢得上司的认可。当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喜欢这样的工作后，安迪回归了爱情与亲情。李文婷说，这和自己很相似，都是一个在极不适应的环境中重新发现自我。

她依然在为提高成绩努力，听从导师建议，把更多自由时间用在自学上。慢慢接受了自己是一名中等生后，她的成绩反而稳步上升。高二下学期，她进步了一百名左右，拿到了“双科飞跃奖”。

她也开始用新的视角去看待每个人。有的同学成绩不好，但擅长与人沟通；自己考砸了会哭鼻子，但有的同学就能乐观接受。她想，“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糟糕的一面，不能只是一味地去否定。”

李文婷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成绩

“刁民”“顺民”

2022年2月，李文婷坐在纪录片《真实生长》首映现场，看着多年前的自己，她有些不好意思。和片中其他两位主人公相比，自己显得安静又羞涩。

面对镜头，李文婷说着对新环境的焦虑和痛苦，关于她的场景，大多与学习相关。但作为纪录片的另两位主人公：陈楚乔喜欢写小说，听万能青年旅店的歌，高二时她和同学一起拍摄了一部僵尸题材的电影，在学校上映后，获得了七千多元的票房；周子其则总以“异见者”的形象出现，他和同学们给校长写了一封“万言书”，直接影响了学校之后的军训改革。

周子其是方宇的好友，对方宇来说，军训改革的意义不止于此，这是一个信号，学生可以为自己的权益去抗争，“以前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成为可能了。”他和几个朋友成立了“学生内阁”，周子其扮演“写手”。

第一件事是向食堂“宣战”。高一开学，同学们发现学校食堂饭菜涨价，菜品味道也不如从前。“菜品的更换，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学生的意见？饭菜成本是不是应该公示？是否要建立沟通渠道？”带着这些问题，负责管理食堂的老师、三家供应商的经理和学生代表们开了一次会，最终确定，食堂要将饭菜成本进行公示，学生有异议可以通过相关老师反映给食堂。

时任十一学校校长的李希贵在文章《学生第一》中写道：“只有认真倾听，才能让学生产生更多更好的想法。让学生参与到学校真实问题的解决中来，是我们培养学生能力的一个重要方法。”

“学生第一”的理念体现在方方面面。即使是柜子坏了这样的小事，反馈后也能很快引起重视。意见反馈的渠道有很多，除了给校长写信、和校长共进午餐，李希贵的手机号也是公开的，学生可以直接给他发短信，甚至可以搬张桌子到食堂门口演讲，还会被夸赞“有批判精神”。

方宇用“刺头”“刁民”形容自己和周子其。十一学校的环境让他意识到，当你觉得一件事情不合理时，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去改变它。

高二那年，学校用学生课后的自由支配时间，组织了学科考试。方宇和周子其认为，这是一种“强制占用”，他们写了一系列文章发到网上。最后的结果是，考试被取消，当时的年级主任王春易还在元旦联欢会上向同学们道歉，“对不起，我们这种处理方式，让大家不开心了。”

但这些事离李文婷很遥远，当时正为成绩焦虑的她，甚至不知道“学生内阁”的存在。她习惯了老师作为一种权威符号出现，即使在高一，学习很不适应，她也没有主动找导师寻求帮助。

方宇和周子其做的那些事，都不在李文婷的考虑范围内。在她还是个尖子生的时候，她就不喜欢成为人群的焦点，也不想和别人“不一样”。如果觉得一些制度是不合理的，她习惯的是去适应，小学和初中的教育环境让她意识到，“别的地方不是这样的，出了十一，没有人会接受你这么做。”

在十一学校任教多年，历史老师李亮见过很多和李文婷类似的学生，或许是因为曾经接受过典型的应试教育，或许是因为性格的原因，他们在这场教育实验中表现得并不“出挑”。比起成绩，李亮更希望，这些孩子能够慢慢融入十一的环境，培养更开放、独立的心态。

在十一学校的体系里，如果说方宇得到了自由，李文婷则得到了“试错”的机会。两三百门选修课摆在面前，李文婷选了从没有接触过的法语、Java编程，三D打印建模，她觉得这些听起来很“高大上”，但课程比她想象中难学。打开编程软件，页面变成一堵黑色墙壁，输入代码，程序总是报错。

这是一个“排雷”的过程，通过不断尝试，李文婷意识到哪些东西是不适合自己的，“这就跟谈恋爱一样，试了才知道合不合适。”她猜想，如果没有这些试错，在高考报志愿时，她大概率会选择热门的计算机专业。

她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做数学题时，李文婷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有时一抬头，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她很喜欢经过思考后豁然开朗的感觉，这种对数学的喜爱，直到大学也没有改变。

她学会了独立做出选择，但还是没法在这样自由的氛围里，完全“放开自己”。对于那些落差和不适应，她更愿意看成一种“财富”，“有些东西早晚要经历的，早点来未必是坏事。”

教改后的十一学校把更多空间留给了学生

要改革，也要分数

方宇与李文婷好像平行线似的高中生活，在高三发生了交汇。提起这一年，两人先想起的都是数不清的考试，他们都听到了老师那句“预防针”：硬仗要来了，你们不能像高一高二那样玩了。

高二下学期，要和高三学生一起参加二模考试，因为“没把握”，李文婷失眠了好几天。当进入高三，晚自习时间从九点半延长到十点半，即使没有强制规定，大部分学生仍选择主动留到最后。老师们也一直在自习室，方便随时答疑。

和考试一起来到的，是年级排名。成绩单上，历次考试的排名被制成折线图，提醒着每个学生在年级中的定位。老师们根据考卷和分数写下评语，从哪门学科稍显弱势，具体到语文学习需要加强背诵。

时任十一学校战略咨询顾问的李茂，将这次教改称为一场“勇气之旅”，在素质教育改革的同时，要创造更好的升学成绩。用王春易的话说，“都要成绩，学生也要，家长也要，社会也要，没有一个人不要。”

区里教师集体进修时，其他学校老师问李亮，“听说你们的学生很自由，都没人管了，是这样吗？”

在李亮看来，这是对十一教育理念的误读。“我们对学生绝对不是放养，而是更全面地关注”，李亮说，月考出成绩，学生要写总结分析，这是从高一就有的惯例，期中、期末考试后，学生也要对着试卷总结反思，这些都是在训练解决高考这张试卷的能力。

年级给每个学生建立了学生档案，老师们被分到不同的项目组，分别关注学生的学习、生活、纪律。当时，李亮负责主抓学生的品德纪律，年级里经常违纪的学生名单和他们爱去的地方，被李亮默默记在心里，“有的学生逃课，导师都找不到他，但我很快就能找到。”

在高三即将到来时，年级最活跃的几个学生，心照不宣地退出了社团活动，方宇也是其中之一。“高一高二参加这些没有关系，到了高三一定要收心”，这样的话，妈妈也跟他说过很多次。方宇用“任人摆布”形容自己高三的状态，高考让师生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集体切换到应试模式。

有次英语考试赶上愚人节，方宇和几个同学号召大家乱涂答题卡作弄老师，结果平均分比其他班低了三十多分。老师知道这是场“恶作剧”后更生气了，同学们赶紧安慰她，大家有认真做题，把答案记在笔记本上了。

高一时，学校枣林村书院的一间小屋被方宇当作谈恋爱的“秘密基地”。老师发现后，给门上了锁，又被方宇撞开、撬开，换锁与开锁的博弈经过了几轮，最后这件事也没被“点破”。但在高三这年，政治老师发现方宇逃掉晚自习和女朋友散步后，找他谈了话，“我们约定，不把这件事告诉导师和父母，但每天课后，我要去找老师背一个小时政治。”

在十一学校最后这段有些“变味”的经历，方宇心里很清楚，他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并不是他惧怕高考，而是明白高考过后，就要和一段自由的生活说再见了。

进入大学校园的李文婷

再见，“理想社会”

李文婷的高考成绩是630分，高出一本线80分左右。初中时和她成绩差不多的同学，大都考出了比她更好的成绩。

她也设想过，如果在自己更适应的应试教育体系里，也许能获得更高的分数，读一个更好的大学。但这个假设没有给李文婷带来太多苦恼，她被首都经贸大学的保险精算专业录取，后来又保研到对外经贸大学。她很庆幸，因为在高中就明确了对数学的热爱，选择了一个喜欢的专业，没有“拧巴”地度过四年。

“平平淡淡才是真”，这是李文婷爸爸的教育理念，“正常人生活不见得比优秀的人不幸福。”高中时期的她不认同父亲的想法。她想到顶级的外企工作，和职场剧里的女主一样，职业装、高跟鞋，赚很多钱，过着女强人的光鲜生活。

但那三年的经历让她早早接受了“落差”。就像高中考试后，她会用看电视剧的方式犒劳自己，而学霸立刻会投入自习一样，在大学，身边同样有更优秀的人存在。一个男生从研一就在顶级证券公司实习，每天搭末班地铁回学校，依然早晨5点去操场跑步。李文婷很佩服他，但也很确定，这是自己永远达不到的状态。她更愿意在下班后做做晚饭、看看“不费脑子”的综艺。她逐渐意识到，自己想要的其实是一种平淡安稳的生活。

有些东西一直没变，比如她依然是个不喜欢“反抗”的人。毕业后她进入银行工作，有顾客因为错过叫号投诉，她不觉得自己有错，但还是按领导要求写了检查，“因为你是没有办法改变那些制度的。”

也是直到看过这部纪录片，方宇才意识到，在他的中学时光里存在着“两个世界”，他觉得李文婷“太乖了吧”，甚至为她感到惋惜，“她曾经生活在那么一个理想主义的地方，但她没有发现。”

离开十一之后，方宇也遭遇了“落差”。方宇的高考分数没能被历史系录取，读了新闻专业。一心想要学历史的方宇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李茂告诉他，“你读这个专业也不是不能做你喜欢的事，只要你愿意，你总会有方法去做你想做的事。”

十一学校留给他的独立和质疑精神还在，但他也体会到了“反抗”的无力，“在很多地方，甚至连意见反馈的渠道都找不到。”

去学校图书馆写论文，方宇发现很多插座是坏的。他在网上定做了一千张印着“这个插座没电”的贴纸，抱着电脑和充电器在图书馆挨个测试，遇到坏的就贴一张。即使是用这种更“软”的方式的，他还是希望去改变一些东西。

方宇还是会为诸如插座没电这种事情发声 | 受访者供图

一位老师表达过，十一学校希望培养出的，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但这或许就是教育实验的复杂之处，越是在当中表现出众的学生，越可能在重新适应现实规则时，经历摔打。

高考后，周子其被北大历史系录取，这本来是他喜欢的专业，结果发现，历史系注重史料考据，和他关注的现实问题相去甚远。他带着失望修读了经济学双学位，之后又去芝加哥大学读了公共政策。 2 021年7月，周子其入职了一家教培机构，随即又被裁员。现在，他在海淀区一家留学咨询机构工作，工作和专业并不对口，好在“加班不多，收入也还行”。

陈楚乔高中毕业后，到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学了电影，回国后参加了几个影视剧项目。为了实现导演梦，她要从场记这样最基础的工种做起。春节聚会，奶奶问她，做导演，将来有没有退休金？看到张艺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陈楚乔笑着说，“奶奶，我觉得张艺谋也没有退休金。”

但她对所谓的落差没有明显的感觉。与大多数毕业生的感受不同，比起“乌托邦”，她觉得十一学校更像一个微型的社会，“十一是一个多元的环境，你知道在这个环境里有周子其这样的人，也有李文婷这样的人，让我明白，世界不止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这种感悟，让她面对各种差异与变化时，总能保持一份平常心。

陈楚乔的观点让李茂有了新的思考，“这正是十一的学生应该有的心态。”在这之前，他听过更普遍的说法是，十一学校是一个不现实的理想社会，连一些老师都认为，太过自由的环境，实际上是害了孩子，出了学校是要栽跟头的。

李茂不这么认为，这好像假定了学校一定是社会的翻版，“说到底，还是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按部就班地去顺应社会。”而且，从理想到现实的落差，也不一定意味着自暴自弃。他相信，那段日子总会给学生们留下些什么，比如对别人的尊重，又或是对自由空间的合理使用。

在纪录片中，李茂曾说，“十一的老师教得再好，如果没有一点社会情怀，无非就是为一些中产阶层的后代提供一个升学服务。”他也有自己的无奈，社会对于教育改革的容忍度并不高，升学率依然是外界评判学校好坏的重要标准。

在豆瓣关于《真实生长》一千多条评论里，有人说：“羡慕周子其和陈楚乔在那样的年纪就能够认识自我，但不得不承认更多的人的高中形象，是文婷。”

方宇逐条看完了评论，他到现在还保留着十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十一学校，你一生的骄傲；十一学生，一个伟大的称号。”现在，他尝试着用不同的视角去审视那几年的时光。

比如那次争取自由活动时间的事件，年级主任王春易后来对着镜头说出了自己的委屈：“我办公区的门天天是开着的，有诸多可以沟通交流的方式，但我没有听到他们的任何声音。”

看过纪录片的这段采访后，方宇给王春易发了条短信致歉：

“虽然时隔久远，还是深感有愧于老师们的良苦用心。那一年元旦联欢会您来一起参加，还跟我们道歉，但其实是我们应该为自己造成的麻烦道歉，未能以合理的渠道反映问题，和老师们共同进退。我现在也参加工作了，我特别能体会老师们在当时的那种无奈，还有我们的年少轻狂，感觉非常惭愧。”

隔天，他收到了王春易的回复：“你们反映同学的诉求，让老师发现了真实的学生，给我们提供了教育的契机，我们同样获得了专业的成长。”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方宇为化名。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纪录片《真实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