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少恩 | 20世纪孟子学研究现代转型的四种进路（二）|儒家|孟子|孟子学|徐复观|新儒家|王学

三、从“西学东渐”到“中西会通”,再到“回归儒学,超越中西”

中西文化关系方面,孟子学研究经历了从“西学东渐”到“中西会通”,再到“回归儒学,超越中西”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西学东渐”。清末民初,学界对孟子的研究处于接纳西学的阶段。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呈土崩瓦解之势,民族与文化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如何应付和接纳西学的挑战,以及在西学的框架下来开展儒家经典诠释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而另一方面,经学在清末并未完全解体,尚保留部分的解经话语权。清末民初的孟子学研究便是在经学与西学相互激荡的过程中展开的,这种以西释中的学术思潮与时代主题相应,即孟子学的展开基本上以西学为旨归,亦可称之为“西学化经学”。

清末民初,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经学功底深厚,且接触大量西学,常常引用西学来解读孟子。以《孟子微》为例,康有为以孟子作为中西会通点,以春秋三世比附进化论,将西方民主制中的议院制、政党、宪政等思想通过孟子的民本观而予以呈现,认为通过挖掘孟子思想中的民本思想能够保证民权而制约专制16。尽管康有为这种以儒学比附西学的嫁接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其尝试融合中西的努力与探索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开现代孟子学研究之先河。受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采用西学的某种理论来解读孟子。

当时思想界西学化经学的解读模式较为普遍,这种嫁接与格义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流早期阶段的典型特征与风格。有人指出这种比对研究是一种简单的格义而非系统的有机融通,甚至认为西学视域下的诠释就是一种对孟子思想的机械解剖。诚然,这种解剖式的以西释中是不可取的,难以摆脱中体西用的窠臼,但在尝试会通中西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此一援西入儒的范式为之后文化保守主义者所继承和发扬。

第二阶段,“中西会通”。如果说康有为等人的孟子学研究处于简单化的“以西释中”的初级阶段,那么到现代新儒家群体出现后已经超越了清末民初的嫁接与格义,通过对西学的咀嚼、消化,然后进行创造性回应,从理论建构的高度实现了中西会通。第一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的孟子学研究中都渗透着对西学积极的回应。比如熊十力的本体论受西方哲学的启发,而梁漱溟的直觉主义则是基于孟子的良知良能,并摄取与融合泰州学派自然主义、柏格森生命哲学而提出的一种理论。

第二代新儒家在第一代新儒家理论创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吸纳西学并构建儒家形而上学。牟宗三立足于孟子学,融摄中西,通过吸纳康德的“德福一致”观,建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重铸圆融一致的圆善论。唐君毅通过引入本体论,借鉴美学的方法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席勒美学来探讨本体论中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借鉴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来证实心之本体的存在,由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而领悟到道德的本质即是现实的解放17,最终回归孟子心学,以之为立足点建构了“心通九境”儒家形上学本体论。

第三阶段,回归儒学,超越中西。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台孟子学研究延续之前的中西比较与融通,吸纳现象学、诠释学进行研究,但基本上还处于新儒家研究的框架之中。大陆的孟子学研究经过80、90年代的学术回归,开始关注孟子生命之学的本身概念,经历了复苏、成长到成熟的历程。此阶段的孟子学研究对待西学已经超越了前两个阶段的“西学东渐”和“中西会通”境界,不再是第一阶段简单被动的回应,抑或第二阶段积极的吸收融贯,而是在主动对话的基础上创造发挥,即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回到儒学,创造儒学,然后再影响西方,从而“中学西进”。此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孟子学研究已不再止步于诠释,而是视孟子思想为儒家哲学的重要代表,品味其与时代精神的互动。此意味着孟子学研究超越了儒家形上、形下的二元割裂,回到更为本源的“共同存在”,即在“存在”的视域中建构儒家思想体系。此种建构意味着传统以孟子心学为基础的儒家形而上学的解构,如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通过中西比较建构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还是属于道德形上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依然是阳明心学的现代延续,并未超出宋明理学的视域。而新时代孟子学诠释则回到生活本源之中,在本源层级上进行多个维度的创造发挥,近年来像政治儒学、制度儒学、后新儒学、现象学儒学等即是典型的儒学新形态。以“生活儒学”为例,黄玉顺经由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比较与融通,打破了儒学形上与形下世界二元的窠臼,回到生活本源之中,以生活世界的仁爱情感为本源建构了生活儒学,其架构为“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如果以黄玉顺生活儒学为框架来理解孟子,必须进入“生活-存在”之中,此视域是由生活世界的情感作为本源,此本源先于主体性而存在,由“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的生活世界的情感作为本源,产生孟子的“仁”,然后以此“仁”为根基建立“仁→利→知→义→智→礼→乐”的完整体系18。

二是孟子学研究视域迈向国际化。孟子学研究在此阶段的成就突破了局限在中国的地域性特征,引起了海外汉学界的关注,将影响扩大至东亚与世界的范围。安乐哲侧重于从中、西方文化价值背景的差异来分析孟子学,反对将“性”诠释为一固定的现成存在,而是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孟子之“性”,认为“性”产生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能够通过个人修身工夫来培育与成长。其他海外学者诸如杜维明、成中英、信广来等人对孟子学研究也有创造性见解,推动着孟子学研究向全球化迈进。

首先,孟子思想作为生命之学问,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生命体,各部分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孟子学与西学的会通应该着眼于内在逻辑的融通,从孟子生命学问底色出发来会通或超越中西,尽量避免西学化之机械格义与解剖。在早期中西交流阶段,孟子学诠释者完全以西学为出发点,以西方的某种方法论为出发点来裁断孟子学的存在价值,动辄以西学为评判的准绳,容易陷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失去自我话语权,难以客观地审视孟学的思想价值。正如杨泽波所指出的,20世纪初期孟子学研究中处处存在着西学化的影响,倾向于借助西方方法与思想对孟子进行格义,以西方现代的某种概念为参照来审视孟子思想,没有从孟子内在学问出发吸纳西学,百年来的孟子学研究经历了逐步走出西学化的发展历程19。

其次,孟子学的诠释应该与思想体系建构融为一体。除现代新儒家之外,20世纪的部分研究没有把孟子融入进其哲学体系的建构中去。如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借鉴西学方法论来对孟子文献展开材料考据,但对于孟子的思想研究不足,未能遵从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探索孟子思想的现代性价值。相对来说,现代新儒家以及近些年的内地孟子研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以孟子作为古今中西的会通点,通过发现和挖掘孟子思想具有现代性的因子,以之为基础兼收并蓄吸纳西方思想,推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再次,就《孟子》经典来说,从西汉列为传记博士开始被重视,到宋代进入经学之列,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重大。但经典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具有永恒性价值,而是其潜藏着值得探索和挖掘的精神资源。其中蕴含的价值需要与不同时代的生活世界发生联系、交往来产生作用,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吸纳异质思想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换言之,《孟子》作为经典有一个不断持续吸收新思想以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业已形成的结果。即《孟子》从来就不是一种固定的形态,它是处于发展中持续更新的生命,如果没有新思想的融合,只可能面临“退场”的结局。因此,《孟子》必须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吸纳新的文化资源,为自己的思想体系注入新的生命,从而与生生世界共同存在。

四、从“内圣”为主到“内圣”、“外王”的双重关注

近代之前,两千年来的《孟子》诠释,主要集中于内圣方面。尤其从唐代的韩愈、李翱开始以孟子为宗,发宋明内圣之学的先声。宋代早期,从程颢开始有心学的端倪,此后到陆象山的“心即理”,至明代王阳明的“致良知”,终于把孟子的心学推向高峰。而孟子研究的外王学却一直隐而未彰,在中国思想史上仅有赵岐之《孟子注》、林慎思的《续孟子》、王安石的《孟子解》涉及外王学,可谓关注者寥寥。而自清末民初以来,孟子学研究经历了重要的转变,从以内圣为主,转换到内圣外王的双重关注。

对外王学的新探索,是孟子学研究的一个趋势。清末民初,维新派等学者将现代性政治理念赋予《孟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用西方政治哲学来诠释《孟子》,从《孟子》的“民贵君轻”理论开出民主制度,将孟子的“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诠释为西方的现代选举制度,同时与儒家的理想大同社会的“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相吻合。与维新派相比,古文经学家刘师培在《孟子》外王学方面的探索亦着墨较多。刘师培引入西方的“民约论”来比附孟子的民本思想,将之引申为现代民权思想。刘氏强调执政者应摆脱传统的尊卑观念,君民只是客与主之关系,人民掌握君主的任免与罢黜,君民之间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价值关怀,更重要的是应该限制君权。同时,还指出政府是介于君民之间的枢纽,功能非同小可,人民通过现代政治制度直接选举政府,而通过政府来任用和罢黜君主,人民与政府之间为直接关系,人民与君主之间为间接关系。“政府者,受人民直接监督者也;君主者,受人民间接监督者也”20。

整体来讲,清末民初的经学家经由政治制度的建构来发掘《孟子》义理,在孟子学诠释史上是一重大的转折,此为近代孟子学的新路向,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此阶段的外王学用儒家民本来比附现代民主,属于外王学的探索尝试而已,在实践中有值得商榷与提升之处。

相较于清末民初经学家的初级阶段的外王学探索,现代新儒家徐复观对孟子政治哲学的挖掘较为充分。徐复观在对儒学的现代诠释中,孟子政治哲学是其关注的重点。徐复观高度评价孟子政治哲学的意义在于高扬人民主体论,所谓王道政治即是以人民为主的执政精神,而高扬人民主体就是推动政治重心从统治阶级向普通民众转移,并以人民利益作为政治措施得失之关键,这也是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

近代以来,孟子的内圣学脉络依然是学界研究的主流,为20世纪学者所遵循,从熊十力的本体论到牟宗三的圆善论,再到唐君毅的“心通九境”,都发挥了孟子的心性之学。尤其是近年来杨泽波的性善论研究以及由郭店楚简出土文献掀起的研究热潮都延续着内圣之学的思想脉络。而孟子学研究重心的现代转型,既是孟子学在现代世界切入当下生活之必须,同时亦是孟子学生命学问重新得以“存在”的主要依据21。因此,孟子学研究在挖掘孟子内圣之学的同时,亦关注孟子外王学的探索,儒家的内圣与外王应该合一。儒学应吸纳西方现代政治理论,推动儒家政治哲学创新转型。

孟子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儒学的现代性转换是必须关注的重点。其实,从清末开始,中国人一直思考的问题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而无论是西化派还是激进派皆认为儒学与《孟子》属于专制时代的思想理论,与现代社会不可兼容。究其实而言,这种观点是对孟子的误解,即儒学与现代性的二元割裂。实言之,孟子思想中具有现代性因子,其否定专制的民主精神和平等意识,是内源性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可为儒学的现代转型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儒家外王学主要围绕现代民主制度的建构展开讨论,如何接纳与完善民主制度亦是孟子学未来研究的主要趋势。而孟学研究的关键是如何以内圣为基础开出民主的新外王,这意味着当下儒家如何坚守在不抛弃心性学为前提的情况下,慧命相续,推陈出新,拓宽孟子学的研究视域,赋予孟子现代政治民主以外王精神,完成儒学现代理念体系建构,重建新儒学。

五、结语

纵观近代以来孟子学的发展轨迹与变化历程,学界展开广泛、深入的分析研究,孟子学所展示的复杂形态以及存在方式变迁既有西学东渐的学术外缘,亦有孟子学本身的内在变化。以上从学科范式、路径方法、中西比较、研究重心四个方面论述了近代以来孟子学研究的转型路向。此四个向度并非平面的并列关系,而是一个各层面熔铸为一体,纵横交织、多层复合的立体结构。其中第一个路向,即经学解体,迈向文史哲学科坐标体系之中是整个孟子学现代转型的基础,学科范式的变迁决定了其他三个向度转型的学理基础。因此,重建跨学科体系或在现有学科体系内部进行分层级诠释具有重要的奠基性作用,其关系到如何借鉴现代研究方法和如何援西入儒,重建儒学等相关领域。而第二个向度之研究方法和第三个向度之中西关系是交融在一起的,因为现代研究方法大多是从西方借鉴而来。而这两个向度是孟子学现代转型的重要保障,现代学术不能抛开现代西方思想而自话自说,而是与世界“共在”,通过兼收并蓄吸纳西方思想,加以咀嚼、消化,然后推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第四个向度是孟子学现代转型的学术目标与未来趋势。前三个向度所经历的转向为研究趋势奠定基础,第四个向度承前启后,一方面,延续了前代孟子学的既有成果,即承接心性之学的旧有;另一方面,迈向了现代孟子学的崭新阶段,即启开慧命更生的新途,并将近代以来孟子学转型融入两千多年的孟子学研究宏观视域之中,成为其有机的一环。因此,孟子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势必会影响到其他三个路向如何对近代以来的研究现状进行全景式揭示,同时还关涉到未来孟子学研究如何协调发展。

要言之,孟子学现代转型的四个层面是一有机的整体,其内在结构性、协调性、整体性交融在一起,共同展现了近代以来的孟子学变迁的宏观图景。而梳理孟子学变迁发展逻辑,分析现代学术坐标下的得失,有助于考察其现代转型的发生机制,从而推动孟子学的现代转型,为儒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参考文献：（滑动可浏览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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