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鄱阳湖之战后，朱元璋的文臣宋濂及时撰写《平江汉颂》，记录和歌颂这一著名战役。《平江汉颂》以 文学的手法，成功塑造了朱元璋的明君形象， 为其日后统一天下做好舆论准备。作为现存最早描写鄱阳湖之战的文字，《平江汉颂》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为后世的各种史书提供了材料，与后世史书记录的不同之处，凸显了其作为原始史料的价值。

关键词：宋濂；平江汉颂；朱元璋；陈友谅

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七月至八月，朱元璋亲率大军与陈友谅在鄱阳湖进行了一场著名的以少胜 多的战役， 史称“鄱阳湖之战”。战争结束后， 宋濂及时撰写《平江汉颂》 ① ，对这一战役进行记载和歌颂。 《平江汉颂》全篇由序文和正文构成，序文记事，侧重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正文赞颂，以文学的手法突出 朱元璋的英明神武。从文章属性上看， 《平江汉颂》是文学作品，但由于内容和写法的特殊性， 《平江汉 颂》在史学方面也具有显著的意义。明朝很多重要的文章选本如《明文衡》《明文在》《文章辨体汇选》等， 均收录《平江汉颂》，正是着眼于其高超的文学手法，以及重要的史学价值。

一、宋濂与《平江汉颂》的创作

鄱阳湖之战对大明王朝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次战役，彻底改变了当时的军事局面，为明朝 的建立奠定基础。正如顾祖禹所说： “混一海内之业，肇于鄱阳一战。”②如此重要的战役，不仅需要载于史册，更要以文学的形式歌颂宣传。

颂是中国古代用于歌颂帝王功德的文体，体现出极强的应用性，通常由著名文士撰写。元结《大唐中兴颂序》云： “若今歌颂大业，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③认为关乎国事的恢宏大作，只有文坛宿耆才有资格撰写。根据当时情况看，有资格撰写《平江汉颂》的人非宋濂莫属。

《明史》本传载：“(濂)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④ 闻人梦吉 精通儒学，宋濂自幼就学于他，并与柳贯、黄溍交游，打下坚实的儒学基础。朱元璋攻下婺州后， “命知 府王显宗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师”，次年宋濂“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朱元璋曾 召其讲解《春秋左氏传》，宋濂说： “《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 苟能遵行， 则赏罚适中， 天下可定也。 ”① 可见，宋濂秉承儒家道义，将褒贬善恶作为文臣的重要职务。

同时，强烈的史家意识也是促使宋濂撰写《平江汉颂》的重要原因。宋濂深谙史学，元朝政府曾以国史编修征召，宋濂推辞不就。明朝建立后，他曾二次奉命纂修《元史》，任总裁官。洪武六年(1373)又 参修国史，成就之高，以致时人皆以“太史公”称之。鄱阳湖大战时，宋濂虽不是史官，但他具有强烈的史官意识。在他看来，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正因载于史册，才成为千古美谈，而《平江汉颂》的撰写，不 仅可使鄱阳湖之战“流鸿绩于无穷”，还可方便“太史氏之采录”，为后世修史提供便利。要言之，宋濂 出色的文学水平为他撰写这样一篇诗史性的颂作提供保障，其秉持《春秋》“褒善贬恶”的态度，也与颂体的创作精神契合。而史官强烈的责任感，更使他自觉担当起了撰写《平江汉颂》的任务。

《平江汉颂》是较早记录鄱阳湖之战的重要文献， 但宋濂在文中未交待具体创作时间， 后人也说法不一。 明佚名《秘阁元龟政要》将之系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 九月， 即战役结束后不久。清朱兴悌《宋文宪公年谱》 则在“二十三年癸卯先生五十四岁”条下曰：“七月， 明太祖大战陈友谅于鄱阳湖。八月撰《平江汉颂》。”② 当代学者徐永明采纳后者观点，亦系于八月。③根据对鄱阳湖之战史料的分析可知，八月作颂显然有误。因为《平江汉颂》记述了大军回到应天府后的庆功赏赐活动， 这一事件发生时间是在九月， 《明史 • 太祖本纪》 记载说：“九月，还应天，论功行赏。”④ 因此，《平江汉颂》绝不会作于八月，至少在九月或以后。

明代的茅元仪在《暇老斋杂记》中，据《平江汉颂》称朱元璋为皇上，推测其可能作于明朝建立后， 即五年之后。⑤这不符合颂体文学讲究时效性的创作传统，不能迅速地将功德宣扬出去。

另外，根据宋濂在序中的叙述来看，也不应为五年后的口吻。首先，他将鄱阳湖之战与赤壁之战、淝 水之战对比时称“矧今湖口之捷”，称“今”而不称“昔”，可知应为战后不久。其次，序文说： “臣谨 备著其事，撰为词颂一通，以流鸿绩于无穷，以俟太史氏之采录云。”《平江汉颂》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叙事详细，目的是为史家修史提供参考。若撰于五年后，很多细节不会记得如此清晰，事后追述，也会很大 程度减弱其史料价值。因此，《平江汉颂》不可能撰于明朝建立后。

明代的雷礼《国朝列卿记》又记载： “七月， 命(宋濂) 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陈友谅平， 乃撰《平江汉颂》，上大称赏。十月， 奉旨入内， 授皇太子经。”⑥ 虽未明说《平江汉颂》的撰写时间， 但根据行文顺序， 认为在十月之前应属无疑， 即九月作颂。雷礼说朱元璋读后大为赞赏， 也应有所依据。因此， 笔者认为， 《平江汉颂》的创作时间应是至正二十三年九月。至于颂中为何会称朱元璋为皇上，笔者推测，这当是宋濂或 他人在朱元璋称帝后对颂文的改动所致。

鄱阳湖之战为明朝平定天下奠定了基础， 《平江汉颂》倾力为明代皇权制造声势，故《明经世文编》 首列此篇。作为现存最早详细记载鄱阳湖之战的文字， 《平江汉颂》对战争的记载翔实生动，后世常作为 史料看待。如周圣楷在《楚宝 • 丁普郎传》中说： “我太祖高皇帝癸卯鄱阳之捷， 血战凡五昼夜， 友谅伏弢， 其神功骏烈，具载宋濂《平江汉颂》中。”⑦ 即表明了《平江汉颂》的史学价值。

二、《平江汉颂》的文学书写

作为文学作品，《平江汉颂》有着与史书不同的特点，即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美化朱元璋，将 其塑造为乱世中的明君形象，达到鼓舞士气、笼络人心的目的。 有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为日后的统一天 下做好准备。

元朝末年， 朝纲废弛， 民不聊生， 各地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在相互的征伐吞并中， 逐步形成了以张士诚、 陈友谅、朱元璋三支力量鼎足而立的局面。鄱阳湖大战时， “友谅兵号六十万， 联巨舟为阵， 楼橹高十余丈， 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① ，而这时候的朱元璋，只有二十万军队② ，形势十分危急。

但是我们看到， 《平江汉颂》在交代战争背景时，故意隐去双方实力的差距，文中不仅未提双方的人 数对比，而且还将明军描绘成泱泱大国的形象，如：

天命皇上为亿兆生民主，旌麾所向， 悉臣悉庭。初以军旅之师， 兴濠泗间，遂抚淮南，平江东， 攻浙东西下之，版图所入，方数千里。定都江左，发政施仁。(序)

长淮既归， 江左攸属。浙之东西， 树侯置牧。乃建国家， 以奠南服。以怀中原， 以控西蜀。(颂)

宋濂将朱元璋描绘成秉承天命拯救黎民的天子，大军所到之处，人民争相归附。实际上，朱元璋当时的身份只是吴国公，但是颂文却称其“乃建国家”，以此壮大声威。对于陈友谅的侵犯，颂曰： “蠢尔小丑， 敢仇大邦。集其凶顽，锋猬斧螗。轻涉我疆，以跳以踉。”将陈友谅比作跳梁小丑，从而衬托出朱元璋的 明君形象。

在写法上， 《平江汉颂》序文部分记事， 正文部分颂功， 二者分工明确， 相互配合。前者作为史实记述， 为后者的文学渲染作铺垫，后者则是对前者的总结和升华。为了突出明军的英勇善战，宋濂以文学的夸饰之法描写当时的战争，如大军前行部分：

祃牙江滨， 皇秉巨钺。以誓以戒， 以速其发。纪律精明， 飙火奋激。旟旐扬扬， 艂艭将将。矛戈洸洸， 铠胄明明。载怒载厉，载飞载飏。雄威所吞，已无荆湘。

“速”“奋”体现其士气之高， “扬扬”“将将”“洸洸”“明明”描写队伍的威严整齐，纪律严明。描写战斗的过程如： “既与虏逢，大呼冲击。药腾藜驳，星流火戟。虐焰电奔，巨轰雷劈。杀气冥蒙，不辨 咫尺。矢锋所贯， 什伍联联。纵横交红， 命陨弗颠。攒桅凑帆， 笋束猬编。”这一段是对火攻场面的概括， 作者以“电奔”、“雷劈”的场景烘托将士之英勇，战斗之激烈。又描写敌军受挫之后的再次决战如：

越历四旬， 飞走途穷。将冒万死， 以绝其冲。我师见之， 千胪如龙。似兔之走， 而鹰之从。酣战六时， 由辰达酉。仆姑一发，殪此酋首。贯睛及颅，仆若枯柳。

经过激战后的陈友谅已成强弩之末，明军则越战越勇。宋濂以鹰、兔对比，突出二者实力的悬殊。陈友谅 本人中箭身亡， “仆若枯柳”表明这位“酋首”的灭亡实在罪有应得， 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总体看来， 颂文对战争的描写， 正体现了其在序中所概括的“天地为之晦冥， 日月为之无光， 山河为之震荡”的特点， 而周圣楷所说“神功骏烈，具载宋濂《平江汉颂》中”，也正由此体现。

《平汉江颂》还根据需要， 将朱元璋刻画为一位仁爱宽厚之君。序文描写朱元璋统治地区的人民说：“戴 白之叟， 垂髫之童， 涵泳至化， 皞皞熙熙， 如承平时。”元末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 而在朱元璋统治地区， 则呈现出一派祥和安宁的现象。颂中还称，对于剿灭陈友谅，也是迫不得已，如战前朱元璋告将士语：

陈虏不道， 敢屡予侮。昔者荡揺我边方， 侵轶我姑熟， 伺侦我金陵， 赖尔一二臣邻之力 , 攻而败之。 予亦亲覆其穴巢 , 中宵窜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歼之，冀其悔祸 , 以自逭于天刑。癸卯之夏，乃复围 我豫章，是其凶德无厌，自取殄灭。此天亡之时，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顺。唯尔熊罴之臣、不二心之 士尚弼予，以成厥功。

陈友谅屡次侵犯，朱元璋攻而败之，不忍歼灭，放其生路，可友谅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所以这次的 战争也是其咎由自取，朱元璋消灭他，不仅是为了自保，更是出于吊民伐罪之故。

鄱阳湖之战结束后，朱元璋不杀降者一人，其他诸史均未记载，而这正是突出朱元璋宽厚仁爱的绝好 材料。 《平江汉颂》不仅详加叙述，还特地记录了朱元璋对降敌的一番教诲，如“宥汝弗刘，予汝父母。 汝冻予衣，汝飢予哺”，不仅不杀，还令他们亲人团聚，并提供衣食。 颂文最后，宋濂对朱元璋形象进行 总结说： “惟皇神武，动则克之。 群策尽屈，四方式之。 惟皇宽慈，降则释之。 义声动荡，畴能敌之。 惟 皇明断， 遇事即决。 洞见千里， 不隔一发。 所以四征， 成此骏烈。 ”突出朱元璋“神武”“宽慈”“明断” 的特点，正因如此，才会成就鄱阳湖之战这样的丰功伟绩。

《平江汉颂》在以文学的笔法刻画这段历史时，着重突出了明军的锐不可当和朱元璋的英明宽厚。鄱 阳湖之战结束后，宋濂第一时间作颂加以宣扬，这样不仅是出于“以流鸿绩于无穷，以俟太史氏之采录” 的需要，更有着直接的政治目的。陈友谅大军压境时，明军不少地方出现叛乱，当时民心摇荡，国家岌岌 可危。鄱阳湖之战的胜利，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 《平江汉颂》将战争过程详细刻画，广泛传播，有助于 树立朱元璋在百姓中的救世主形象。虽然当时最大的敌人陈友谅已被消灭，但元朝尚未灭亡，各地军阀割 据仍未平定。《平江汉颂》的创作，正可以扩大朱元璋的影响力，以此威慑其他军阀，收拢人心，为日后 的统一大业做好舆论准备。

三、《平江汉颂》的史学价值

《平江汉颂》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明代除《平江汉颂》外， 还有《太祖实录》、童承叙《平汉录》、 高岱《鸿猷录》等三部史籍，也详细记录了鄱阳湖之战，但成书均在《平江汉颂》之后①。《鸿猷录》为纪 事本末体，成书于嘉靖十六年(1557) ，卷三“克陈友谅”集中记载了鄱阳湖之战。该书内容多取材于前 代杂史、笔记、方志、文集等，但成书时间距离鄱阳湖之战近二百年，年代较晚。故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前二种著作。

《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前后凡三修， 《明史 • 艺文志》云： “建文元年，董伦等修。永乐元 年，解缙等重修。九年，胡广等复修。起元至正辛卯，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首尾四十八年。”②清人徐乾 学指出：“《太祖实录》凡三修……成祖为亲隐讳， 故于重修时尽去之其实。太祖御制诰令、文集未尝讳也。 今观此书疏漏舛误，不可枚举。”③ 《太宗实录》的写作时间明显晚于《平江汉颂》。另外，鄱阳湖之战虽 与朱棣“为亲隐讳”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此多的改动，很难保证其内容的准确性。

《平汉录》的作者童承叙， 字汉臣， 一字士畴， 明代湖北沔城漕河人， 文学家、史学家， 正德十五年(1520 年)进士，嘉靖皇帝老师。所著《平汉录》一卷，记录太祖平陈友谅事， “首载宋濂《平江汉颂》一首， 次即载史臣赞一首，而以《友谅兴灭本末》附于其后，谓之外传”④ 。《明史 • 艺文志》亦予著录。⑤

与撰于后世的《太祖实录》《平汉录》《鸿猷录》相比， 《平江汉颂》叙述虽显简略，却是现存记录 鄱阳湖之战的最早材料。 《平江汉颂》由序和正文构成，叙事特征最为突出。 宋濂认为 ，以鄱阳湖之战的 重要性，日后定为史书载录。 因此他并未像传统作颂之法那样从议论入手，而是对战事详加记载。 如序中 的部分文字：

七月癸酉，上躬擐甲胄，禡纛龙江，帅楼船数百，蔽江而上。陈虏大惊，解围而逃。 丁亥，与我师遇鄱阳湖之康郎山。

戊子， 上分舟为十二屯， 命达、遇春、永忠突入虏阵， 呼声动天地， 矢锋雨集， 炮声雷，波涛起立， 飞火照耀，百里之内，水色尽赤。焚溺死者动一二万，流尸如蚁，满望无际。

己丑， 焚伪平章舟， 刈戮余二千。辛卯， 复酣战， 虏将张定边素号枭猛， 上亲御之， 将士皆死战。 历一二时， 遇春等左右夹击， 杀士卒无算。张中矢百余而退， 潜保鞋山， 不敢吐气。我师亦移据湖口， 扼彼喉衿，列栅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陆严戒，以候其发。

八月，虏食尽，遣舟五百艘掠粮都昌，又为我大将所获。

这段文字以时间为顺序，详细记述了每个时间段战争的过程、参与人物以及结果，无一处含糊，完全是史书的叙事模式。

《平江汉颂》以记述之详实为后世史官重视，也因传播之广泛为后世史官修史所取资。鄱阳湖之战前 后持续一月有余，直接奠定了朱元璋统一江南的基础。如此重要的战争，除口头传播外，当时定有各类史 书记载。但作为官方资料，它们通常深藏内阁，并不容易获得。相比之下， 《平江汉颂》则以文学的形式 广泛传播。宋濂身为重要文臣，其作品自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再加上朱元璋对《平江汉颂》的称赞，这就 使得《平江汉颂》的流传更为普遍。后人在记述这段历史时，也常常直接征引《平江汉颂》作为史料来源 和文献依据。《平汉录》将《平江汉颂》置于卷首，即说明了这一点。明廖道安《楚纪》卷一《皇运内纪 前篇》，作为对朱元璋功德的歌颂和记载，全文采录《平江汉颂》，也是着眼于其记述之全面。钱谦益在 明朝天启年间撰写的《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 在记载鄱阳湖之战时， 征引的典籍有《太祖实录》 《平江汉颂》《元史》、权衡《庚申外史》、叶子奇《草木子》、刘辰《国初事迹》， 其中仅有《平江汉颂》 为文学作品， 但征引次数却多达三次， 仅次于《太祖实录》， 说明钱谦益对《平江汉颂》史学价值的重视。

此外， 通过逐一对照可发现， 《平江汉颂》与《太祖实录》《平汉录》《鸿猷录》等书的内容大部分相同， 表明《平江汉颂》不仅是对鄱阳湖大战的真实记录，而且对后来的历史著述也有显著影响。而其存留的相异之处，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国朝群雄事略》中， 钱谦益将宋濂所撰关于鄱阳湖之战的三篇文章《平江汉颂》《开平神道碑》《铁 冠子传》与《太祖实录》对比， 指出相互间的抵牾之处， 其中称：“按《实录》纪戊子之战， 张定边直犯御舟， 中矢百余而走， 《平江汉颂》之序则系于辛卯，相去凡四日……三文皆出宋学士手笔，不知何以与国史错 互如此，更相考之。”①关于此处的不同记载，二文分别如下：

辛卯，复酣战，伪将张定边素号枭猛，上亲御之，将士皆死战。历一二时，遇春等左右夹击，杀 士卒无算。张中矢百余而退，潜保鞋山，不敢吐气。(《平江汉颂》)

戊子……友谅骁将张定边奋前欲犯上舟， 舟适胶浅， 我军格斗， 定边不能近， 遇春从旁射中定边， 定边舟始却。通海来援，舟骤进水涌，上舟遂脱。永忠随以飞舸追定边，定边走，身被百余矢，士卒多死伤。 (《太祖实录》) ②

翻检《平汉录》《鸿猷录》， 二书此处的文字均与《实录》相同。那么《平江汉颂》与《太祖实录》相比， 二者究竟孰是孰非？ 因为没有其他更为可靠的文献予以佐证，所以这里我们只能通过常理进行推断。 《太祖实录》曾二次提及张定边，除戊子之日外，还有四天后的辛卯日： “辛卯……友谅遂夺气，张定边自以 战不利， 欲挟友谅退保鞋山， 为我师所扼不得出， 乃敛舟自守， 不敢更战。 ”① 张定边在戊子日身中一百多箭， 虽然不死， 也应为重伤， 但时隔二日却又冲锋陷阵， 于理不通。 《平江汉颂》中， 张定边在辛卯日负伤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显然更加符合常理。 此外，宋濂洪武二年所撰《常遇春神道碑》中，对张定边中箭时间 的记录也与《平江汉颂》一致。 碑文称： “八月， 遇友谅于彭蠡湖之康郞山， 王与之联舟大战， 呼声动天地， 无不一当百。 纵火焚伪平章舟， 风急火炽， 十里之间， 湖水尽赤。 敌将张定边， 素号枭猛， 奋前迎战， 王射之， 定边中矢走，友谅乃退保鞋山。 ”②常遇春射中张定边与“纵火焚伪平章舟”是发生于同一天的战争，所以 也是八月辛卯。 宋濂在时隔六年后依然坚持前说，表明对这一说法的坚定。

最后， 《平江汉颂》还记录了陈友谅残兵投降的时间与细节， 这些都是其他史书所没有的。其序曰：“癸 亥，降其众五万，上命释之，不戮一人，凯歌而旋。”颂亦称： “大憝既除，余不能丑。递相告言，我诚 不振。我革我顽， 我归至仁。谁谓培，可高嶙峋。再拜稽首， 来降来臣。皇曰俞哉， 汝俘予受。宥汝弗刘， 予汝父母。汝冻予衣，汝饥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撒蔀。”对于降兵，朱元璋不戮一人，对于这一细节， 后世史籍《太祖实录》《平汉录》《鸿猷录》《明史 • 太祖本纪》均未提及，由此可见《平江汉颂》对鄱 阳湖之战记载的全面，也说明了其作为一手材料的史学价值之高。

四、小结

颂体与史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诗经》“史克作颂”开始，后世的史官大都将作颂视为自己的 重要职责，而颂体歌颂帝德的作用也与史书“褒善贬恶”的精神一致。不仅如此，很多颂体作品的创作， 还呈现出鲜明的史学价值，即以文学化的表达手法为渲染手段的同时，还采用征实的写法，记载社会重大 事件，为后世留下珍贵的史料。作为较早记录“鄱阳湖之战”的文章， 《平江汉颂》以文学化的手法，塑 造了朱元璋的明君形象， 宋濂更以史学家的意识， 记录了这一具有转折意义的战争。正因如此， 《平江汉颂》 不再是一篇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体现了更多的政治目的和重要的史学价值，从而在明朝的文章中具有不 可忽视的地位。

来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