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华校跟顛覆活动分开
新加坡的华校从被人利用，通过罢课、罢考及在校园集会等行动，来对付殖民地政府及过后的民选政府，到接受政府特别辅助，发展成为新加坡的顶尖名校，走过了一条艰辛坎坷的路。
新加坡最早的华校是一所私一创建于1854年的萃英书院。1898年中国戊戌变法后，兴办学堂、启发民智的风气传到新加坡，民间创设了养正、崇正、端蒙、应新、道南、启发等几所学堂。后来这几所学堂改为学校，接着育英、爱同、广福、中华、南洋、南华、崇福等小学程度的学校陆续开办。1919年开学的华侨中学是新加坡第一所华文中学。
新加坡的华校，一般都由民间团体如宗乡会馆或教会开办和管理，1957年后才获得政府津贴。在高峰期，新加坡曾有283所华校。政府华文学校是在反英国殖民地的声浪中，在社会动荡的50年代中期才陆续创建的。
1954年5月，镇暴部队强行驱散为反对国民服役法令、在总督府附近集合的900名华校生，引发暴动。1955年5月福利巴士公司工潮，2000名华校中学生去车厂增援工友和警方发生混战，政府强行关闭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和中正中学分校三所华校后，首席部长马绍尔随即召开了“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研究华文教育，建议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源流教育，尊重及扶持各族文化，这才使政府兴起开办华校，同时收容被停课学生的念头。
1956年1月政府开办第一所名为“新加坡政府华文中学”的华文中学，之后再定名为立化政府华文中学。之后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华义政府华文中学和黄埔政府华文中学陆续开办。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华校生人数只有6500人，到了1965年新加坡独立，华校生人数已经达到3万5000人。这就是说，在人民行动党主政后，政府华文学校的学生名额在六年内增加了四倍多。鼎盛时期，政府华文学校有60所，其中28所中学，32所小学。
我对华校教育，一向抱有好感，否则不会把自己三个孩子都送去华校。我认为殖民地时代，英国人设立英校，是有深谋远虑的考量。殖民地政府需要的只是书记文员、仓库管理员、教员和少数医生，都是非政治性的助手，他们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充当下级职员。可以这么说，早期受英文教育的教师是被故意解除了政治意识，英校教育是削弱了群体认同的意识以及民族自卫求存的感应能力。
相反地，华校教师则是1911年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的产物。新加坡早期华校教师连同课本都是20世纪20年代从中国输入。华校教师是一个被践踏的民族决心摆脱落后所掀起的救亡运动的重要分子，华校课本讲述各种故事以激起爱国心，恢复自信心，并激发民族自尊，以便能赶上西方。他们组织的各种团体活动，从合唱团到集体游戏，都为了培养孩子以群体的成就为自豪的精神。因为殖民地政府很少照顾他们的福利，华校教师指导学生为了集体的生存，大家必须互相帮助，并且有共同效忠的对象。
正因为这样，在40、50及60年代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新加坡每一所华校都有积极分子。他们以华族文化和文明作掩护，进行煽动及颠覆活动，把华文教育、语言、文化及文明等问题，同他们颠覆的目的结合在一起。有些学校，连校长都同情他们，这是很可怕的。幸好当年政治活动没有取得成功，否则今天新加坡的面貌会完全不同。
我一向认为华校生具备的优秀素质同当时华校生的政治倾向无关，因为这些优良素质是源于华校的传统和校风。华校生坚忍不拔和刻苦耐劳的素质，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加坡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如果当时我们社会的人民是易变的，政府是难以实行不受欢迎、却对国家长远有利的政策的。
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执政后，花了很长时间，来防止有人利用华文教育问题来达到颠覆的目的。当时我们面对的难题是怎样使华校的课程更符合新加坡的发展要求，怎样把华文教育问题同颠覆活动分开，因为只有这样，华校才能在新加坡的发展中继续发挥作用，并生存下去。
要一个原本用华语的学校，完全变成用英语作为媒介语，而把华文降为第二语文是相当困难的，很多人从心底里反对。但是自新加坡华人银行内部的簿记员都改用英文书写的那天开始，在新加坡学校教导英文就成为每所学校最先要做的事，这是任何一所华校都必须接受的事实。改革华校是一个漫长与艰巨的过程，这个问题一直到1978年我们成功把南大和新大合并成联合校园才算是初露曙光。
这一年，我也考虑废除从60年代实行的大学入学准证措施。因为，涉及颠覆活动的中学生已经减少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仅有的几个反动分子也不再是聪明的学生，在学校里煽动并且为革命招兵买马所造成的动荡时代已经过去。我对南洋大学政治活动的减少感到快慰，那是具有不同历史的另一种学生政治活动，当时他们是很认真从事的。因此，60年代我们通过颁发大学入学准证来阻止某些华文中学里面某些组织进入大学的任务已经完成。
1977年我在新加坡大学演讲，甚至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我只建议他们最好避免同工人和职工工会发生牵连，把大学校园外的煽动、纠察、罢工和示威让给真正在搞政治的成年人去进行。
9所特选中学具有优良传统
对华校来说，校长个人的教育哲学和理念，对学校的发展影响最大。幸运的是，获选成为特选中学的九所优秀华校，在早年创校奠基时期，都有饱读诗书，接受过中国或西洋优秀高等教育的教育家掌校。他们都具备了令人钦佩的人格素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长时间执掌校政，为学校树立了良好而又独特的校风，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九校的校训，都凸显校方重视修身，致力培养学生具备文化价值观的期许。前面我提到南洋女中的“勤慎端朴”，还有华侨中学的“自强不息”、公教中学的“亲爱忠诚”、中正中学的“好学力行”、德明政府中学的“诚信勇忠”、圣尼各拉女校的“坚义纯德”、立化中学的“立德立功，化愚化顽”、海星中学的“勤勉忠勇”和圣公会中学的“圣洁公义”等等，都着重建立学生的良好品德。
南洋女中是由中国革命家孙中山于1910年倡导，1917年由孙中山的本地同仁陈楚楠发起创办的女校。后来这所学校的幼稚园和小学也收男生。
我为家里三个孩子选读南洋学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尊敬曾为南洋掌校40年的刘韵仙校长。刘校长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从1927年到1966年，她带领南洋中学、小学和幼稚园成长。
刘韵仙在中国燕京大学毕业后，曾横渡太平洋，到古巴担任当地《民生报》记者和编辑。一年后离开古巴，经欧洲到缅甸仰光，担任《晨报》总编辑。1927年，她游历欧洲回中国的途中，途经新加坡，受南洋学校董事主席李振殿之邀，留下出任当时只有小学的南洋学校校长。后来，她为南洋开办从幼稚园、小学、中学至高中的全面教育，是一位见过大世面的教育家。
1940年，她在40岁生日那天对南洋全体师生说："我人生的首20年为自己而活；第二个20年，一半为己，一半为人；从现在开始，我将完全为他人而活。”她的这种精神非常可贵。
2009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新加坡访问，选择去南洋女中了解她们的双语教育。那天，他和将到英国、美国以及马六甲进行浸濡学习的南中学生交谈，又和在上海复旦附中浸濡的南中学生进行远程视频交流，之后再参观南洋校史馆。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在场接待胡主席，傅海燕是刘韵仙校长的孙女，也是南中校友。
我的两个儿子，显龙和显扬在南洋学校完成幼稚园和小学教育，后转到公教中学继续学习。在南洋小学和公教中学接受华文教育后，显龙和显扬身上已经有了抵御西方颓废之风的力量。
70年代，在每个人都长发披肩的英国大学要剪短头发，是需要莫大勇气的。显龙1971年去英国读书，我等着看事情会怎样发生。之前，我并没有跟他谈过。我等了六个月、一年，看到他寄回来的照片，还是一头短发，这是十分不寻常的。在剑桥大学大约一万名学生当中，他可能是仅有的一个短发生。五年后，他弟弟显扬也是一头短头发去。一年后，他寄回来的照片，还是一头短发。
为什么他们有这个“不从众，不受大环境左右”的勇气呢？这是因为他们有了一整套的价值观念体系。他们深信：“我就是我。我是来学你们的科学，学你们的工艺，学你们怎样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我并不是来学留长头发，学穿肮脏的牛仔裤，学赤着脚走路，还有学穿那些印有古古怪怪口号的汗衫的。这些东西跟你们在太空上的成就是毫无关联的。”我的儿子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具有两个价值观念体系，还有那道德精神的调节器，那是他们在华校承接好的。
公教中学成立于1937年。创办人是法国夭主教会神父劳爱华，他在建校之初，就高瞻远瞩地看到新加坡社会发展的未来需求，为这所华文学校设下中英文并重的办学宗旨。他说：“公教中学好像双轨火车，中英并重，脱然无累，直向它的目的地驶去，谁跟它走的，真是幸福，必能获得健全的教育。”
英殖民地时代，受政府支持的英校，根本不重视华文；而华人社团创办的华校，也排斥英文，劳神父能在那样的时势下，决定中英文并重，培养双语人才，这个办学方针，是具备了智慧过人的远见。公教中学首任校长姚国华是中国北京大学毕业生，出掌公教15年，为公教奠定坚实基础。
姚国华校长曾提及劳神父和李斯德望神父一次让他无法忘怀的对话。这位李神父有一天来探望劳神父，问他说：“你办华文中学有什么用？毕业生连做政府部门一名书记也不行。”劳神父说：“我们办华英混合中学，目的是使学生明白做人的道理。”姚国华认为这句话“切实有至理”，值得深思。
他说：“使学生人人善用理智，求明理，在校做好学生，在家做好子弟，长大做国家的好公民，就是劳神父所说'使学生明白做人的道理’的意思。”公教中学就在两位具前瞻性办学理想的领导人带领下，以中英并重的课程，走上最宽坦的大道，成为新加坡最有名气的中学之一。
1957年，我在合乐路华民政务司署，同一名负责华人事务的英国官员会谈。这个英国官员在厦门受训，对华人社会情况相当了解。他告诉我，华侨中学在东南亚华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好像英国最著名的伊顿公学在英国人心目中那样重要。
于1919年3月21日创建的华侨中学，是新加坡第一所华文中学。它是陈嘉庚率领16所小学董事长协力创办的。他们都是侨领，财雄势大，所以，华中的第一任校长涂开舆是委托上海江苏教育协会会长黄炎培代聘的，教师则由校长在中国聘请南来，不少都是名师。
新加坡先驱画家刘抗1925年曾在华侨中学读书。他说，当时华中的校长鲁士毅是北京大学理学士，经常在物理室做实验。刘抗的两位科学老师也都是北京大学出身。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刘抗从中国回到新加坡华中母校任教。当时在华中担任美术教师的还有陈文希、陈人浩、陈宗瑞、钟泗滨，都是技艺高超的大师级美术教师，这在新加坡中学校史上，可谓极一时之盛！
中国知名作家老舍1924年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1929年回中国途中，在新加坡逗留五个月，也在华侨中学教书。而在华中任校长接近20年的郑安仑则是中国清华大学毕业生，在他掌校期间，1959年华中学生曾以自制的两磅重的火箭，升空1000多英尺，来纪念母校建校40周年。
由于华中是新加坡华文中学的老大，学生组织力强，校园宽大，从1925年还未搬入武吉知马校园开始，它便是学潮与学生运动的中心。1925年的学潮、1950年的“五卅一事件”、1951年的初中罢考事件、1954年的“五一三事件”、1955年的“福利工潮事件”、1956年的“中学联事件”、1961年的“中四罢考事件”等，华中学生都被卷在中心。
然而，正是政府花了很多年时间，防止有人利用华文教育问题来进行颠覆活动，说服了家长把教育问题跟政治及颠覆活动分开，华侨中学才得以凭“特选中学”的身份和其他华校被保存下来。
1994年3月21日，我到华侨中学去为他们主持新校舍揭幕仪式，我在演讲里说，华中是新加坡老一辈华人移民决心为子女提供教育的象征，它在新加坡的历史上永远占有一个特别位置。
华中今天的成功，和他们能适应这几十年新加坡经济所经历的种种变化，能接受以英语作为教学的主要媒介语，并以最好的学习环境来教育青年人，应付21世纪的工作需求有关。否则华中今天不可能继续成为新加坡最优秀的学校之一，也不可能保存它灌输华族价值观与文化、使华文继续生存下去的能力。
1939年开办的中正中学，它的校长庄竹林博士，抱着“有教无类，所过者化”的精神，要把中正发展成为一所“万人中学”。1938年他辞去中国中山大学教授之职，到新加坡出任中正中学校长一职时，罗致了18位毕业于中国、美国、日本、法国等著名大学的专才。他自己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随他前来的刘强博士是美国爱阿亚大学哲学博士，刘望苏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1945年战后复课，庄竹林打破华校“中学单性”传统，中正中学成为新加坡第一所兼收男女生的华文中学。
至于经庄竹林“四顾茅庐”，继任中正中学校长的邱新民，则是中国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生。这位邱校长，曾经以最短时间，向我展示了他的工作魄力。
1968年2月6日，我到中正中学参观。他们花了165万元兴建、有2400个座位的大礼堂即将竣工，却连一个像样的草场也没有。当时我对邱校长批评中正设备不及格。没想到他竟然能赶在我6月再度到中正主持大礼堂落成典礼前，以不到五个月时间，砍去中正湖边105棵树，以2000车泥土和从树胶园锄起的草皮，铺出一片绿意葱葱的大草场来。
海星中学创校校长孙光汉修士，也是一位奇人。这位中国北京天主教辅仁大学毕业生，凭着一腔热血和热心教育的赤诚，在既没钱，又没地，也没有校舍，东借西凑，借用过六所学校上课，寄人篱下长达八年的情况下办学，展现了惊人的意志力。
为了找地建校舍，从1957年到1964年，孙光汉在新加坡看了61块地段。很多地段是在交涉几乎成功之际，却功败垂成。有一次他还单枪匹马，在完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跑到政府大厦的总理办公室来找我，要求我协助他处理有关校地的事。他运气好，等着了我，我给他帮了忙。
海星师生就是在种种不便、种种麻烦的磨练下，从一无所有培养了艰苦奋斗、勇往直前、克服重重困难的意志力。
圣尼各拉女校是另一所由天主教会于1933年创办的学校。原称“维多利亚女校”，首任校长是法国籍修女。1945年日军投降，各校复课后，接任的李芳济校长把校名改为“圣尼各拉女校”。
李芳济修女自1933年开校就在校任教，1940年出任校长。她精通中英文，通晓法文、日文和马来文。在她掌校的31年期间，圣尼各拉女校推行两种语文教育并偏重科学工艺。1969年起，小学部的科学与数学均采用英文课本。是一所既注重发扬东方优良传统，也兼顾传授西方科技知识，采用中英文并重教学方针的女校。
圣公会中学是基督教会办的华校，1956年1月，向圣安德烈英校借了几间课室，下午就开始上课。早期它的学生多来自樟宜郊区一带中下阶级，遇上雨天，很多学生手提着白鞋来上学。
他们第二任校长陈德能，于1959年12月出任直到1976年退休，为学校树立了庄严校风，他对学生的严格管教是出名的。上任后的1960年，他决定兼收女生，打破了教会学校男女分校的保守传统，在此之前，圣公会中学只收男生。
该校早在1972年就实行单班制也是这位校长超前的识见。当时圣公会中学四周都是偏僻的乡村，学生人数不多，陈校长预见单班制能带给学校和学生更大的益处和归属感，于是就大胆实行单班上课制，这显示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家。
除了民办华校，立化中学和德明政府中学两所优秀政府华文中学也入选为特选中学。
立化中学创立于1956年1月16日，当时命名为“新加坡政府华文中学”，是新加坡开埠136年来，政府开办的第一所华文中学。当年开办这所华文中学，与1955年5月12日华校生参与福利巴士车厂暴动，之后华侨中学、中正总校、中正分校被令停课，政府必须安置停课学生有关。
1956年1月开办时，校址设在成保路一所小学，校长孙一尘博士是在开学那天才临时受命，匆匆上阵掌校。当时学校的规模不大，只有119名中一学生。同年5月，学校搬到女皇镇史达摩路新校舍，易名为“女皇镇政府华文中学”。1958年10月31日，新校舍在里容崙利路(RiverValleyRoad)落成，迁入上课，才以路名译音正式定名为“立化政府华文中学”。以“立化”为名，蕴含着“立德立功，化愚化顽”的教育使命与意义。
首任校长孙一尘聲经撰文说，作为第一所政府华文中学，在那个时代的特殊情势，并没有受到家长信任和好感，招生很困难。直到I960年，录取了已经关门的“黄昏中学”约500名学生，立化的班数及学生人数才大为增加。
同样为了收容因为学潮、学校遭停课的学生而开设的德明政府中学也是以所在的德明路(DunmanRoad)的译音命名。它于1956年10月开校。第二任校长是书画家陈人浩，他在掌校短短11年里为德明奠下了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
陈人浩出身中国福州官宦世家，饱读诗书又工书善画。他在上海美术学院学习西洋画和水墨画，之后又到巴黎美术研究院专攻油画五年。巴黎学成，回上海美术学院担任西洋画教授。他是因1937年中国战乱，才南来新马。出任德明政府中学校长之前，是马来西亚麻坡中化中学校长。
我的儿子显龙于2006年10月14日，以总理身份受邀出席德明政府中学建校50周年晚宴时，特别赞扬了已故的陈人浩校长。
显龙说：“德明政府中学创办于1956年，那是新加坡历史的关键时刻。当时，新加坡还未独立，社会动荡不安。某些灯分活跃，他们制造各种事端，策谋暴动事件，并渗透多所华文中学，组织罢课和示威活动，使学校无法正常运作。当时的政府于是决定开办几所政府华文中学，以容纳受影响的华校生，德明便是其中一所。开始时，德明只有100名学生和10位教师，还得借用一所小学作为临时校舍。幸运的是，有一批优秀和富有献身精神的教育工作者负起建校的工作，特别是德高望重的第二任校长陈人浩。在他们的领导下，加上历届师生的努力，德明迅速建立了扎实的学习风气以及良好的校誉，进而成为新加坡一所杰出的学府。”
1979年出掌九所特选中学的校长中，海星中学校长孙光汉是唯一一位创校校长。华侨中学杜辉生、南洋女中蔡亮、圣尼各拉女校李宝丝、德明政府中学林乃燕、立化中学梁环清、圣公会中学邓佩茹、公教中学叶昆灿、中正中学（总校）吴绍洲等都是南洋大学毕业生。他们凭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和毅力，克服种种困难，把原是风雨飘摇的传统华校脱胎换骨，走上了特选中学双语兼优的坦途。
杜辉生1979年出任华中校长，在出掌华中的21年里，他把华中的学业水平从谷底带到能与莱佛士书院平起平坐的高度。华中从前虽然曾经辉煌一时，但整个70年代，华中的会考成绩很差，据杜辉生说，是排在特选九校最末一两名。幸好1983年九校联合公布第一届特别源流毕业生成绩，这样使华中蹩劣的成绩还不太显眼。那时九校成绩，圣尼各拉、德明和立化最好，后来华中才慢慢赶上。他一直坚持华中学生必修高级华文，努力争取恢复华中成为新加坡的华文堡垒。
李宝丝1972年到校，出掌圣尼各拉女校29年。在她领导下，圣尼各拉女校毕业生能同时掌握双语，不少在政府和民间企业身居要职，成为国家栋梁。李宝丝通过学校活动、校园环境、课程内容和课堂学习，不断灌输东方传统的价值观，保留传统华校的精神。她说，常有家长去谢她为家里培养了孝顺的女儿，有社会人士去谢她为他们培养了肯侍奉公婆的媳妇，她认为这是从小播在学生心田里的东方价值观，生根、发芽、滋长的成果。
林乃燕1978年出掌德明政府中学，前后16年。他说，1982年德明第一届特别源流毕业生的英文及格率只有60%。他当时向全校师生定下在三四年内英文及格率要达到90%的目标，不少人认为他的目标是梦想，只有奇迹出现，才能实现。然而在上下一心的努力下，这个目标很快在1986年实现。1989年，德明英文及格率已达到100%。
我们可从对特选中学第一届学生黄明德的访问，了解到当时华校优秀生的英文有多差。从事辅导工作的黄明德是圣公会中学学生。他说：“记得中一第一堂科学课，班上全是小六会考成绩前8%的同学。科学老师随手点到其中一名男同学，要他念出课本里的一段文字。男同学站起来，只会读'a'和’the'，所有其他的单词都得请教身旁的同学。”
由此可见，九校的英文水平后来能达到与英校“媲美”的程度，而且成为全国名校，被家长追捧，是真的发挥了传统华校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样才能完成使命。
本文节选自《李光耀的自传：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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