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戚本禹，一个毁誉参半，颇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赫赫有名的“戚大帅”，也有人说他是投机取巧的“北棍子”。

生而为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被打上了各种各样的符号。

本文，我就不扯那么多深奥的道理哲学，也没有那个实力。

作为文人，最基本的一个理想就是：一文彰显天下。

32岁那年，戚本禹凭借着《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声名鹊起。

那么，这篇文章，我就从戚本禹的成名作谈起，就随便谈谈，无关风月，也无关阴晴圆缺。

李秀成是否变节

说好听点，戚本禹有一颗上进心，在仕途上渴望着更进一步，或者说是成为一个大拿。

说得不好听一些，他有着很强的官瘾。

倘若是客观的来讲，他对于自己的人生，有着很明确的目的性。

这人嘛，一旦有了方向，有了明确的目的性，那么万物皆能成其工具。

由此，在戚本禹这个笔杆子的笔头下，“文章”就成了借势的工具，他也在32岁这一年，好风凭借力，做到了大多数文人的梦想：一文祭出，名扬天下。

李秀成这个人物，一直以来的风评都很好，很正面。他被曾剃头给俘获后，坚决不降，倘若就此而去，也不会留下什么争议。

可就是在临死之际，他好死不死的写了一篇万字的“自述书”。

也就是这份自述书引起了一个争论：他被俘后，到底有没有投降变节？

吕集义先生，曾在1962年的4月5号，在《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曾国藩为什么删改“忠王李秀成自述”》。

在这篇文章里，吕集义披露了一个事，就是李秀成当年写的那份自述书，被曾国藩删除了近5000字。

文章当中，吕集义提到自己与1942年的时候，在湖南湘乡的“曾富厚堂”获得了李秀成自述的原稿真迹；并以此补正了被曾国藩删除的那部分内容。

为保证真实性，吕集义将自己所获得的部分原稿真迹，拍摄成照片，先后找过罗尔纲、梁牯庐进行整理印发。

吕集义所写的《曾国藩为什么删改“忠王李秀成自述”》一文，主要目的就是阐述一个事，就是曾国藩为何要删除李秀成自述，以及肯定李秀成是一个英雄。

我们再来看看李秀成在那篇自述里写了什么？

罗列起来，大致就是他讲述了自己从军，到后来覆亡的经历，在自述中他说了一些歌颂曾国藩、曾国荃的好话，希望他们能收降自己的那些部署。

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

由此看来，李秀成之所以会拍起昔日敌人的马屁，也是为了避免自己的部署被屠戮，不过，这彩虹屁也只是一厢情愿。

在大家都认为李秀成是一个英雄人物的观念之下，戚本禹另类的文章就应运而生，并最终让自己声名鹊起。

成名作

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

这里所谓的“商榷”，其实是一种比较客气的说法，说得直白点就是“批评”。

这《历史研究》是一本小众刊物，发行量不大；原本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刊发出来，不会引起多大的浪花，《历史研究》编辑部虽然也觉得这篇文章，论点大胆，文笔犀利，刊发之前也是有所顾虑，但最后也还是刊发了出来。

但是，没想到，这篇文章经过《北京晚报》的报道，一下就火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也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戚本禹在其文章当中，旗帜鲜明的表明，根据李秀成的自述来看，他不是伪投降，就是个叛徒，不应该被当作一个英雄人物来进行宣传。

这个观点可谓是大胆，而且是非常大胆，很容易给人以“哗众取宠”的印象。

丁守和，当年是《历史研究》的编辑，也是一名史学家，当年戚本禹给编辑部寄来稿子的时候，随着稿子也附送了一封信。

在信里，戚本禹表明自己是看了一些历史话剧，觉得话剧里出演的李秀成，剧情和历史不相符合，因此特意写了这篇文章。

戚本禹当时32岁，在办公厅的信访科工作，担任科长，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丁守和看了他寄来的文章，是这样想的：

我看后觉得文字清楚，讲了些道理，可以发表，进行讨论。

丁守和也给同事们看了，商议后决定也可以发表，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讨论。

戚本禹是在办公厅工作，为了慎重起见，丁守和把排印好后的稿子，送了一份给田家英，并也送了一份给罗尔纲。

丁守和就此文打电话给田家英，咨询他的意见。

戚本禹当年曾在田家英所管理的秘书室当过见习秘书，田家英对他的文笔也颇为赞许，把他调到自己身边，负责一些整理文件的工作。

后来，办公厅信访科那边缺个科长，也是田家英推荐戚本禹过去的。

不过，相处的日子久了，田家英觉得戚本禹这个人官瘾很大，动机不纯，对他有些排斥。

在丁守和打来电话咨询意见的时候，田家英认为，这个可以作为学术问题刊发讨论，大家都参与进来讨论，在学术上总是有益的。

不过，田家英特意嘱咐了一句话：

戚这个人不是很好，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所以拖到了第4期才发表的。

而罗尔纲在看到丁守和寄送来的稿子后，也是有些百味掺杂，他动笔写了一篇《关于李秀成自述考证的几点说明》寄送给《历史研究》编辑部，要求同戚本禹的那篇文章一并刊发。

影响

戚本禹这篇文章在经过《北京晚报》的报道后，一下就火了，造成的影响也很大。

不少机构和学校，把墙上挂着的李秀成画像都给摘了，当时正在筹备的历史话剧《李秀成》，此时也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排？还是不排？

特别是史学界的反响甚大，他们认为戚本禹过于片面偏激了。

李秀成在被俘虏的那八天当中，就算真出现了动摇，但最后还是被杀了，这样的人物，不能简单的就被判定为叛徒。

而且，倘若李秀成被判定为变节，那随后多半会出现一个很坏的连锁反应，那就是指不定今天冒出个张三，明天冒出个李四，找出历史上那些个英雄的瑕疵，然后进行判定，那这个历史不就得改写了。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前些年网上，居然出现给秦桧翻案的人，居然提出一个脑袋装满浆糊的理论：老秦家是忍辱负重，曲线救国，背后的主谋其实是老赵家的人。

甚至于还有贬低岳飞的言论，简直是令人发指。

言归正传，戚本禹当时的言论，差不多和此类似吧，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在史学界、文化界的一片讨伐声中，戚本禹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埋头准备写检讨的时候，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人生就是这样，不知道下一刻会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剧本，总是这么的出乎意料。

伟人在读了戚本禹的文章后，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这几行字，让局势扭转了。

伟人本来的意思是，鼓励青年人大胆提出观点，不能压制青年人的想法，不管是好的，亦或是坏的，都要表达出来，让大家进行讨论。

他的本意是好的，可这往后的发展还是变了样，风评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和赞许戚本禹。

32岁的戚本禹，终究还是靠着文章，彰显于天下。

后记

在尝过甜头之后，戚本禹后期的文风，多是以批判为主。我忘了是哪一位学者曾如此评价过他后期的文风，说得也是比较客观。

借古喻今，抓住一点，不断上纲上线。

由此，戚本禹也开创了一个不太好的先河，就是“大批判”风格的文章。

准确地说，这也不算是先河了，文人自古以来，不都是以批判为主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