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华录》第37集里，欧阳旭被官家下旨调任新州，虽说是调离了东京，但也只是平调而已，并非贬官。

但欧阳旭得知这一消息后却如临大敌，立马拿出所有地契家产，让书童拿去变卖，忠心耿耿的老家仆德叔再三阻拦，最终竟被欧阳旭活活打死。

那么，历史上的岭南，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为什么欧阳旭即便丢了性命，也不愿意去。

据《水经注》记载：“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

岭南，即五岭之南，系指五岭（大庾、越城、都庞、萌渚、骑田）以南的广大地区，大抵相当于今广东、广西、海南全境。

岭南原是古越族居住的“百越之地”，这里负山险阻，瘴气缭绕，人触之辄病疟。《隋志》载：“岭南二十余郡，地势低湿，暑热，湿气交蒸，疫疠为害，向被称为瘴疠之区。”《史记·货殖列传》也曾云，“岭南卑湿，丈夫早夭”。

中原人初涉岭南，极易因水土不服而身体虚弱，一不小心染上疟疾，可能就要面对死亡的威胁。欧阳修就曾在《论台谏官唐介等宜早牵复札子》提到“唐介前因言文彦博，远窜广西烟瘴之地，赖陛下仁恕哀怜，移置湖南，得存性命。”

也正因如此，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烟瘴之地”成为岭南地区的代名词。

此外，相较于中原地区，岭南开化较晚，经济文化与中原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居民断发文身，同中原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相左，因此，直到明清以前，岭南一直都被称为“南蛮之地”。

同时，在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岭南常被作为发配犯官之地，中原人去岭南任职也多被视为左迁。比如唐代韩愈刺潮，北宋苏轼被贬惠州，南宋名臣陆秀夫被贬潮州。

韩愈被贬潮州时，途中预感自己将死于“瘴疠之乡”，曾作诗悲叹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云：“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诗文辞意哀切，透出彻骨寒意，古代岭南环境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说起岭南，中原人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就如剧中的欧阳旭所言，是一个“瘴湿炎热的化外之地”，不但天高皇帝远，且生存环境恶劣，极有可能一去无复返，岭南也由此成为文人士大夫眼中的畏途。

这也难怪剧中欧阳旭一听到自己要调任去新州，哪怕卖房卖地倾家荡产也要凑钱通门路、找关系了。

但是，古代岭南地区果真是一个“不毛之地”吗？

从地理位置上看，岭南地处中国大陆南端，这里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珠江三角洲一带更是水网密布、河汊纵横，自古以来便是鱼米之乡。

自秦汉以来，岭南的商业文化不断发展，至唐宋时期呈现空前繁荣。唐玄宗时，张九龄主持开凿大庾岭新道（今南雄的“梅关古道”），这条通衢南北的国道开通后，北方各地的物资开始源源不断地由长江、运河、轆江运至南雄，转入北江，运到广州，再由广州转运到岭南各地，岭南的物资特产也是通过此道输送到内地，岭南与内地的商业贸易进入“喷发期”。

不仅陆上贸易日趋活跃，拥有狭长海岸线和开放港口的岭南，也是海上贸易的一把好手。

根据出土遗物及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先秦时期，岭南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吨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并在南海及南太平洋沿岸开辟了以陶瓷为纽带的交易圈，对外出口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

到了汉朝，日南、徐闻、合浦、广州等地已成为中国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和商贸中心，位于岭南中心位置的广州，成为岭南第一大都会，跻身汉代第一大港口。

至唐宋时，广州已是闻名遐迩的大港与商埠，迎来千帆竞发、万商云集的盛况。不但是我国主要的进出口口岸，也是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

除广州外，岭南其他地方的商业文化亦是繁荣，出现不少镇市，仅宋代广南府被政府认可的镇市就有36个，广南西路有28个，其中佛山镇已发展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其它如潮州、英州、连州、 琼州等地，也是人物富庶，商贾阜通。

岭南文化自汉武帝时期以来，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的不断发展，唐宋时已至鼎盛。达到了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高”。

唐宋时期，儒家思想在岭南深深扎根。在岭南，除唐代名相张九龄外，一大批儒家学人汇聚于此，儒家思想在岭南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并成功占据了岭南人的心智。

宋时，理学于此勃兴。无论是自中原而来的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佛儒兼综的学者苏轼，还是北上学习理学大宗的岭南学者，都对岭南文化的大发展做出了贡献。

此外，岭南也是佛学、道学、伊斯兰教、甚至基督教的流行地。

早在东汉时，佛教就经海路传入岭南，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代达到空前盛况，大小寺院如春笋般涌现，如潮州开元寺、潮阳灵山寺、韶州云门寺、新州报恩寺等。唐代高僧义净、鉴真等经抵岭南，更是掀起了一阵“佛学热”。

另外，禅宗六祖慧能在岭南创立南宗顿教，对佛教深奥的教义和繁琐的教仪进行了大胆变革，使佛教在岭南拥有了更多的民众。

道教在岭南由来已久。唐代，道教内丹术的首创者苏元郎隐居罗浮山，道教在岭南的影响日盛。

岭南还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最早兴建清真寺的地方。唐宋时期的广州，大批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保持着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基督教在岭南的影响，也始于唐代，在唐代传入中国的景教被认为是基督教的前身。据记载，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入广州时，有12万“番客”被杀，其中就有不少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教徒。

唐时，岭南多地都设有官办学校，私学也已普及，岭南的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岭南因读书而“及第”的人数大增，岭南人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北宋末期，岭南地方州县学发展到高峰，不仅各州都相继创立了州学，大多数的县也设立了县学，有些地方还开办了专供一般童稚就读的小学。

据道光《广东通志》和光绪《广州府志》记载：宋代仅广南便有州县学63所。比如：广州的“禺山书院”、“番山书院”等。

再说回新州。

广东新州，今广东云浮市新兴县。

自南北朝时期起，云浮地区设“州”级行政区划，新州是云浮境内历史最长的州，今新兴县历史上叫“新州”的时间长达 800 多年，可以说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岭南古城。

这里，是中国禅宗发祥地之一。

唐代高僧惠能，俗姓卢，生于唐代岭南道（今云浮新兴县），汉传佛教禅门南宗祖师，世称禅宗六祖。

他在曹溪宝林寺（今广东韶关南华寺）弘法37年，主张“顿悟”，影响华南诸宗派，是为曹溪禅，与主张“渐悟”的“北宗”分庭抗礼。

唐玄宗开元二年（730年），在滑台大云寺的无遮大会上，惠能弟子赢得南北是非的辩论，使“南宗”成为中国禅宗正统。

这里，是文人士大夫的第二故乡。

古时，因远离中原政治文明中心，新州被视作“化外之地”、“烟瘴之乡”，也是官员的贬谪之地，皇帝也曾以“流贬新州”来恐吓朝臣，如宋宁宗赵扩就常在朝上说：“复有敢围者，当处以新州。”

宋朝诗人陆游在《醉歌》中写道：“一朝祸来莫支持，新州如山不可移。”据《广东通志》、《肇庆府志》记述，唐宋两朝，从朝廷直接贬谪到新州（新兴县古称）的高级官员就有23人，其中宰相7人，兵部、礼部、吏部、户部等尚书及侍郎十多人。

但久居庙堂之高的官员来到此地，大多也都随遇而安，用心为这片土地注入文化养分，也由此造就了独特的贬官文化。

北宋时，力主抗金的胡铨、胡寅被贬新州，依然吟风弄月，留下千古名篇。枢密院编修胡铨因两次上书请斩秦桧被贬新州后，以诗词自娱自乐，看到乡野间长满丰收在望的荔枝树，曾作《如梦令》一首：“谁念新州人老。几度斜阳芳草。眼雨欲晴时，梅雨故来相恼。休恼，休恼。今岁荔枝能好。”

之后，礼部侍郎胡寅也被秦桧以“讥朝政”为由贬到新州。

胡寅被贬新州五年间，在当地讲论理学要义，还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著作：《论语详说》、《读史管见》、《斐然集》。

时逢知州黄齐修建州城，胡寅应邀撰写了千古名篇《新州竹城记》。他前往国恩寺拜谒时，还作了七言律诗《游龙山寺六祖故居》。

贬谪本是苦事，但来到此地的官员随遇而安，俯仰天地，于山水间追寻着自我价值。

有人在这里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以点点星火造就文化燎原之势；有人劝耕教织，移风易俗，引领着当地生产生活的迭代升级。

于新州而言，有人是匆匆过客，有人却长居于此，在此世代繁衍。

于他们而言，新州是何处？或许也如苏轼所说，“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里，是一座宜居宜业的幸福之城。

今日的新兴，山清水美，钟灵毓秀，1300多年的禅宗文化在此传承不息，福泽华夏，并辐射世界华人文明圈。

四十三万人背靠悠悠历史，在这里书写着现在和未来，让新兴成为了“温泉之乡”、西江流域著名的“鱼米之乡”、“水果之乡”、“中国果品加工之乡”、“中国不锈钢餐厨具之乡”、“著名的养鸡之乡”、“广东省旅游特色县”……

在岭南的发展史中，宋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大量贬谪官员定居于此，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世世代代的岭南人，也推动了岭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新州也是如此。

《梦华录》以北宋为历史背景，那时的新州，的确无广州的盛况，但也绝不是什么不毛之地。

欧阳旭若能有苏轼、韩愈等人的豁然与达观，应了旨意前往新州好好做个通判，或许能在岭南山水之间，忘却前尘，洗净一身泥淖，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