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初，时逢新中国建国50周年，全国上下正大张旗鼓的开展庆典活动，可在这热闹喧嚣的衬托之下，天津天和医院周围却显得格外冷清。
10月3日，天和医院门口，零零散散地停着几辆前来凭吊的车。
原来，昔日赫赫有名的农民企业家、用一己之力把远近闻名的穷村改造成盛极一时的“天下第一庄”的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禹作敏，于这日凌晨去世。
这位叱咤中国农村改革风云数十载消瘦老人，在孤寂冷清的病房中，结束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
遥想当年，曾有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
正骄横的禹作敏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彼时的禹作敏一定没有想到，正是因他目中无人、目无王法，才会从一代“改革风云人物”，堕落成公然践踏法律的罪犯，从而葬送了自己半生的辉煌。
上世纪在天津地带，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嫁女不嫁大邱庄，糠菜能替半年粮。”
话中所提到的大邱庄，是华北盐碱地上出了名的“讨饭村”，可就是这样一个“讨饭村”，却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有的村庄。
早在1990年，大邱庄里村民的人均收入就高达3400美元，等到了1992年，在村西北方投建的百亿元工业区，每年的生产能力已能达到100亿元，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村。”
《纽约时报》曾有报道：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豪华小轿车。
在那个全国经济普遍低糜的时代，由此可以窥见大邱庄有多富有。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人，也就是有着中国当代“土皇帝”之称的禹作敏。
大邱庄的转机出现在1974年。
这一年，饱受贫苦生活磋磨的村民们提出：“谁可以让村庄变富，谁便能够当书记。”
这时，出身普通农民家庭，读过几年私塾的禹作敏站了出来，他向村民们承诺，在三年之内若是不能将大邱庄“讨饭村”的帽子摘掉，便自动下台。
禹作敏平日在村子里乐于助人，谁家有事都帮一把，且脑子十分灵活，许多困难事儿只要找上他，基本上都能解决，是以许多村民都愿意让他一试。
于是1974年，禹作敏正式扛过了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重任，带领大邱庄逐步走向富裕。
背负着全村的希望，可想而知，禹作敏所承受的压力一定不小。上任之初，他什么也不做，没事天天绕着村子转，走遍了村里的每一个角落，思索着到底能靠什么致富。
大邱庄的土地多为盐碱地，且地势高低不平，难以耕种农作物，无论做什么，首先要吃得饱饭才行，于是禹作敏便第一时间把目光放在了土地上。
他带领村民改造田地，挖掘灌水渠和排水渠，经过全村人的不懈努力，精心改造后的田地产量直接翻了一倍，这让众村民高兴不已，也越来越信任这位事事亲力亲为的书记。
大伙都能吃饱饭后，接下来要思索的便是如何致富了。
时间来到1977年，此时中国工业正在慢慢兴起，禹作敏锐的意识到工业的发展离不开钢铁，而国内钢铁市场又极度空缺，于是他便产生了一个想法：兴办轧钢厂！
此想法一经提出，自然有许多村民质疑，大伙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转去搞工业实在是冒险。
当然，村民们的犹豫也在禹作敏的预料之中，为了鼓舞士气，他特地举办了一场动员大会，并对乡亲们说：“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们拜年。”
村民们见他如此自信，心中也安定不少，于是大伙纷纷出资，最终在全体村民的合力之下，勉强凑齐了15万元启动资金。
拿到钱的禹作敏雷厉风行的行动起来，从自建轧钢厂、跑通生产线到稳定销售端，一年下来，轧钢厂的净利润已经达到45万元！
谁都没有想到，大邱庄就这样真的火了起来，此后大邱庄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又陆续兴办了印刷厂和电器厂。
1983年时，禹作敏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又联合村民建立了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把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个厂中。
模式一旦捋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复制规模，此后，大邱庄以冷轧带钢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以滚雪球的方式又兴建了若干个分厂，大邱庄的村民各个赚的盆满钵盈。
等到了1991年时，大邱庄的工农业总值已经达到了18亿，取得巨大的成就之后，禹作敏也逐渐膨胀起来，曾直言：“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
禹作敏虽狂妄，但还是很有发展眼光的，他常常挂在嘴边的“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听起来虽粗鄙，但也颇有哲理。
得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消息后，兴奋不已的禹作敏当即又做出一个惊人之举：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
前些年大邱庄的整体经济可以说是质的飞跃，身为书记的禹作敏自然也分了不少钱，他决定将这些收藏在小金库中以防不测的数亿资金再次拿出来投资，以钱生钱。
就这样，昔日“喝苦水，咽菜帮，糠菜代替半年粮”的大邱庄，在短短几十年内，一下越上“九重天”。禹作敏敢想敢做的作风，让这个既不属于享受特殊政策的经济特区，也不处于对外开放的华北贫瘠村庄，在整个中国大放异彩！
俗话说过犹不及，大邱庄在禹作敏的“统治”期间，也不可避免地成为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随着财富的增加，桂冠的增多，禹作敏越发膨胀，逐步变得骄横跋扈，他把大邱庄几十亿资产当成自己的，禹氏父子及其家族在村中为所欲为，竟敢把自己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
不知从何时起，禹作敏开始用封建帝王那一套来“统治”大邱庄，在大邱庄说一不二，他的话俨然就是圣旨，大邱庄的百姓们虽然感激他，但也十分畏惧他，生怕自己一个过错，便要被“暴力手段”调教。
不错，为了震慑村民，禹作敏竟公然在村里私设公堂！
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李凤政突然病逝。禹作敏收到消息后，一边为李凤政大办丧礼，一边却下令对李凤政领导的公司进行审查。
原来，华大集团公司的所有权以及经营权都集中在李凤政一个人身上，他突然病故后，整个企业都失去了控制，平日里的流通渠道中断，资金流向说不清楚。
这对于将整个大邱庄都视为自己私有财产的禹作敏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于是他便以李凤政去世时发现有外来干部贪污和集团有3亿外债来路不明为由，主持召开了公司中层以上的干部会议。
在会议上，禹作敏说华大集团的领导们是一群败家子，并宣布撤销华大公司，将其所属企业划分到另外四个集团来管理，同时撤销华大集团9名副总经理职务。
更过分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禹作敏直接在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内临时成立了一个“公堂”。
该私设公堂里面不仅有录像，录音设备，还有电警棍，皮鞭等，在禹作敏的主持之下，其次子禹绍政以及大邱庄治保会主任周克文等人对华大集团副总经理侯洪滨等人进行了“审讯”。
此时已经是12月份，天气已然十分寒冷，但禹作敏却让这些受审者脱光上衣接受审查，且受审者不能否认禹作敏所说的任何罪名，一旦否认，便会有打手一拥而上，一直打到他们“承认”自己的“问题”为止。
时任华大集团氧气厂厂长的田宜正便是受审者中的一员，他被屈打成招后，又被非法关押了14天，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便有十几名原华大集团职工遭到非法审讯、关押、以及殴打，拳脚相加都是轻的，更有甚者，审讯者甚至对他们使用电警棍，皮鞭等工具。
不仅如此，对于那些“有功”的审讯者，禹作敏还以重奖激励，最高的有人拿到了8500元的奖金，这更加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
终于，在12月13日，一名叫做危福合的华大集团职工在受审过程中，被殴打致死。
后来据调查表明，在危福合去世之前，曾经历了七个多小时的“审讯”和殴打。
由于他对于禹作敏所阐述的“罪行”一再否认，便被禹作敏的爪牙扒光衣服，用电警棍和三角带鞭子狠狠抽打，无论危福合如何求饶，这些人都毫不手软。
当天晚上10点多时，遭受了各种“刑罚”的危福合已经奄奄一息，此时审讯者们才意识到大事不好，连忙把他送往大邱庄医院，但由于伤情太重，最终经抢救无效去世。
事后，经法医鉴定，死者危福合身上多达380处伤痕，是因外伤导致的创伤性休克死亡。
危福合死了，大邱庄出了命案，但这并没有让禹作敏有丝毫收敛，为了维持自己“农民企业家”的光辉形象，他甚至让手下伪造了两份危福合认罪的笔录，告诉刑警危福合存在严重贪污问题，并且已经认罪。
只是在审查过程中，突然闯进来一群人，把他给打死了。
三言两语间，禹作敏便要把这起虐杀事件遮掩过去。
可前来调查的刑警不是傻子，仔细勘察现场后发现，这里并未有强行闯入的痕迹，此事绝没表面上所展现的这么简单，于是便把心中的疑虑报给了上级。
天津公安局收到消息后，为了进一步调查，又派出几名专业的刑侦警察前往大邱庄。
可这几名刑警刚到大邱庄，便被十几名壮汉抓捕并关押了起来。
原来禹作敏认为自己明明已经讲述了命案的经过，公安局竟然还派人前来调查，这是对他极大的不尊重，于是一气之下，便下令软禁这些刑警。
后来还是由天津市长亲自出面调解，这些刑警才被放了出来。
在民主平等的新中国公然向他人施暴、虐杀，甚至软禁公安人员，可见禹作敏的气焰有多嚣张，在权力和财富的驱使下，他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大邱庄无法无天的“皇帝”，公然践踏中国法律！
施暴、监禁流程如此熟悉，显然，危福合一事，并非是大邱庄发生的第一起命案。
早在2年前，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听闻自己的女儿时常被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骚扰，便在震怒之下，集结了一群人将刘金会暴打一顿，并在禹作敏面前哭诉，子不教父之过，要求狠狠教训一下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
对此，禹作敏漫不经心的答：“把他弄到大街上，啐一啐，寒碜寒碜他。”
有了堂哥的发话，禹作相行动起来更底气十足，他先是让人把刘玉田叫到大街上，随即让提前叫来的打手把他围起来大打出手，刘玉田被打的下跪求饶，最后被活活打死。
此案被爆出来后，尽管禹作敏一直在幕后谋划，企图让参与施暴者逃脱法律的制裁，但还是有7名打手落网，可面对这以公正的判决，禹作敏却认为这是司法机关不给他面子，于是，便在大邱庄搞起了一系列的对抗司法机关活动。
他不但组织为凶杀家属募捐，还对死者刘玉田的家人进行监视，软禁，被逼无奈之下，刘玉田的三个儿子先后设法逃离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大邱庄，以谋求活路。
不仅如此，除了在大邱庄村民面前为所欲为，面对外来人员，禹作敏同样表现的不可一世。
曾有一所北京干部学校开展社会调查，由班主任程钢带领27名学员来到大邱庄，由于在一家商店里，这些学员们询问价格、货源等问题，引起了商店女经理的不满，这位女经理便叫来保安人员，把这些学员们关押起来，并施以拳脚。
禹作敏得知后，非但没有怪罪，反而将这些学员和班主任程钢带到他的会议室，指着程钢骂道：“你这个流氓头子，带人来捣乱来了！”随后程钢和学员们又遭受了一轮毒打。
可真是本末倒置，倒打一耙。
最终，这27名学员以及班主任程钢被非法拘禁长达7个小时，5人因伤情过重住院。
这一时期，人们都说在大邱庄是没有法律的，只有禹作敏的“指示”，此时的大邱庄就像是一个封建的“土围子”，而禹作敏则是这个“土围子”的“庄主”。
一些给大邱庄打过交道的人，对禹作敏的做法强烈不满，但碍于其在大邱庄说一不二的威望，也不敢贸然行事。
直到不久后危福合的命案，终于让处于禹作敏“统治”下的大邱庄有了突破口。
危福合命案发生后，由于禹作敏非法软禁执行公务的刑警，还惊动了天津市长，于是天津人民检察院决定彻查此事。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禹作敏一方面和各级领导虚与委蛇，声称一定配合调查，另一方面却在悄悄策划帮助犯罪分子外逃。
他首先派人将危福合的家属叫来，妄图以钱消灾，拿出6.5万元给其家属，并要求他们赶紧带着危福合的尸体去火化，以后有事不要再来找大邱庄。
接着安排刘云章等4名主要审讯者潜逃，过了几天后，禹作敏以为没事了，便又让几人回大邱庄藏匿，他们被统一安排在一个楼房单元内，还有人专门替他们采购生活用品。
甚至在1993年的春节，禹作敏还让几人回家过年。
年后2月中旬，天津人民检察院经调查认为，应对以刘云章为首的四名嫌犯实行依法逮捕。
考虑到大邱庄内有拒绝上交的15条枪以及2000多发子弹，公安机关于2月17日派出400名干警人员，以此防备通缉犯拒捕外逃。
等禹作敏知道后，十分不满，并表明不同意干警进村执行通缉任务，甚至还对市、县有关部门领导口出狂言：“会不会发生冲突矛盾，你们不敢担保，我也不敢担保，群众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负不了这个责任。”
后来这些干警还没到达大邱庄，大邱庄就如同进入了一种“战时状态”。
一批一批工人集结，警戒，守住各个路口到处巡逻，还把一米多长的铁棍当作武器，拖拉机，汽车等堵在路口，任何来往人员都会遭受到非法搜查。
天津市公安局见此情景，为了保护普通百姓，决定只留下30名干警待命，其余的于当日返回，这已经是极大的让步了，可禹作敏非但不领情，还又开了一个全村大会煽动群众。
等第二天上午时，大邱庄已经是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村民情绪激动，纷纷聚集街头，更有甚者则直接冲进会议室，质问围攻市、县有关部门领导。
不仅如此，禹作敏在与执法机关对抗过程中，还涉及向某机关人员行贿，他自以为这“天衣无缝”的计划能让他安然度过这次危机，但他显然低估了执法机关坚决打击犯罪分子的决心和能力。
为了彻查危福合一案以及其他在大邱庄发生的命案，天津公安机关部署了大量周密工作，积极发动群众举报，并排查出了800多条有用的线索，最终4月中旬，在大量事实证据面前，禹作敏的犯罪行为被一一揭露出来，4月21日，经监察机关批准，大邱庄的这位“土皇帝”被依法逮捕。
经过接连不断地公开审理，最终，禹作敏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表示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在庭审辩论结束时，禹作敏感概道：
“大邱庄发展起来了，我的脑袋膨胀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的，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
最终禹作敏数罪并罚，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被判刑后，禹作敏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监狱进行改造，后来因患有神经衰弱和心脏病被送到天津市区天和医院实行保外就医，这位曾“掌控一方土地”的土皇帝，就此身陷囹圄，再无自由可言。
由此可见，在新中国公然践踏法律者，也终将落入法网之中，被大众人民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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