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塔尔 | 后现代的视野

本文节选：《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作者：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

译者：车槿山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是当代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后现代状况》一书，曾经在80年代初引起西方哲学界有关后现代主义问题的深入论争，至今仍被认为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经典著作之一。本书着重探讨当代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的知识状态嬗变，试图以语言应用学（Pragmatics）观念与方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异和文化症状。

我们不采取这种折中办法，它试图化解抉择问题，但实际上只是再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相对于我们感兴趣的社会而言，这里的抉择不再是恰当的，它本身仍属于一种通过对立建构的思想，这种思想不符合后现代知识最富生命力的形态。科技的突变促进了资本主义现阶段的经济“复苏”，我们说过，这是与国家的功能转变同时发生的：这种综合征开始构成一个社会形象，它要求认真审查那些被描述成抉择的研究方法。总之，我们可以说，不论现在还是将来，调节功能以及由此而来的再生产功能都越来越脱离行政管理人员，越来越属于自动装置。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重大的问题都是掌握这些自动装置存储的信息，以便作出正确的决定。不论现在还是将来，掌握信息都是各种专家管辖的事情。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领导阶级都是决策者构成的阶级，它已经不是传统的政治阶级了，而是一个混合的阶层，其中包括企业经理和高级官员，以及各大职业组织、工会组织、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的领导。

创新之处在于，以前那些由民族国家，党派、职业、机构和历史传统组成的引力极在这一背景中失去了引力，而且它们似乎不会被替代，至少在它们目前所处的范围内是如此。三大陆委员会不是一个众望所归的引力极。“认同”伟大的名字和当代历史的英雄变得更为困难。法国总统向同胞们提出的生活目标似乎是“赶上德国”，但这无法带来献身的激情。而且这也并非真的关系到生活目标。生活目标由每人自己决定。每人都返回自我，每人都知道这个“自我”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将在后面分析这种大叙事的崩溃，按照某些人的分析。这种崩溃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瓦解和社会集体转向一种离散状态的过渡，个体原子被抛入荒谬的布朗运动。其实并非如此。在我们看来，上述的观点似乎是模糊的，因为它把一个失去的“有机”社会描绘成了乐园。

“自我”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并不孤立，它处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更多变的关系网中。不论青年人还是老年人，男人还是女人，富人还是穷人，都始终处在交流线路的一些“节点”上，尽管它们极其微小。或者更应该说：处在不同性质的陈述经过的一些位置上。即使是最倒霉的人，他也从没有丧失有关这些陈述的权利，这些陈述一边穿越他，一边确定他的位置，他或者是发话者，或者是受话者，或者是指谓。因为语言游戏(我们已经明白这里涉及的正是语言游戏)的效带来的移位至少在某些限度内是允许的(而且这些限度也是模糊的)，这种移位甚至是系统为了改善性能而进行的调节和修正造成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系统应该促进这样的移位。因为系统要同自身的熵作斗争，因为一次出乎意料的“打击”和由此引起的一个对手或一群对手的移位等于创新，而创新可以给系统带来它不断要求并不断消耗的性能补充。

我们在前面提出把语言游戏的方法当做普遍的研究方法，大家现在应该明白我们这样做时所处的视野了。我们并不断言“一切”社会关系都属于这一范畴，这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一方面，语言游戏是社会为了存在而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关系。这点我们不用借助鲁滨逊的故事就能让人接受：仅仅因为人们给一个还没出世的婴儿起了名字，他就已经在周围的人叙述的历史中成为指谓了，以后他必须通过与这种历史的关系来移位。或者更简单地说：社会关系的问题，作为问题，是一种语言游戏，它是提问的语言游戏。它立即确定提出问题的人，接收问题的人和问题的指谓：因此这个问题已经是社会关系了。

另一方面，交流成分既是现实，也是问题，这变得日益明显。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语言问题必然获得新的重要性，将其降低为传统的抉择是肤浅的。不论这种抉择是操纵语言或信息单向传递，还是言论自由或对话。

关于最后这点还应该补充几句。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用交流理论的术语命名这个问题，我们就忘记了两件事情：首先，陈述可以分为指示性的、规定性的、评价性的、言有所为性的，等等。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作用。它们显然并不仅仅是交流信息。如果我们把它们归结为这一种功能，我们的视野便不恰当地凸显了系统的视点和它自身的利益。因为传递信息的只是控制论机器，但它运转时不可能修改我们在程序化中设置的那些属于规定性陈述和评价性陈述之类的目标。例如它不可能修改性能最大限度化这一目标。然而，谁能保证性能最大限度化永远是社会系统的最佳目标呢？说到底，对这些陈述而言，特别是对这个问题而言，只有构成社会系统的“原子”才具备处理能力。

其次，信息理论在它的通俗控制论版本中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我们已经强调过的竞技问题。原子被放置在语用学关系的交叉点上。但它们也被穿越它们的陈述转移到一种永恒的运动中语言的每个对手在受到“打击”时，都会产生一种“移位"，一种变动，不论其性质如何。也不论他是受话者或指谓。还是发话者。这些“打击”必然带来“反击”，大家从经验中知道，如果这些反击仅仅是反应，它们就不“好”。因为此时它们只是对手在策略中预计的结果，它们实现的是对手的策略，与改变各自力量对比这一目标背道而驰，由此可见，重要的是必须加剧位移，甚至应该让这种移位迷失方向。以便给予一次出人意料的打击(一个新的陈述)。

为了以这种方式理解任何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我们不仅需要一种交流理论。而且需要一种游戏理论，它的先设包括了竞技。我们已经看出，在这一语境中，要求的创新不是简单的“革新"。我们可以在许多当代社会学家的著作中找到对这种研究方法的支持，何况还有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

这种把社会变为灵活的语言游戏网络的“原子化”可能显得远离现代的现实，人们一般认为，由于官僚关节病，现代的现实是僵化的。人们至少会以体制的影响为理由，说体制为游戏规定了一些界线，因此限制了对手在打击时的创造性。但我们觉得这并不会造成什么特殊的困难。

在话语的日常应用中，例如在两个朋友的辩论中，交谈者千方百计地变换游戏，从一个陈述到另一个陈述：提问、请求、断言、叙事等都杂乱无章地投入战斗。这场战斗并非没有规则，但它的规则允许并鼓励陈述的最大灵活性。

当然。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体制和一次辩论总是有差别的，因为体制需要额外的限制，以使陈述在体制的内部被宣布为是可以接受的。这些限制像过滤器一样影响话语的潜能。阻碍交流网络上可能的连接：一些事情是不应该说的。而且这些限制让某些类别的陈述(有时只是一个类别的陈述)享有特权，这些陈述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体制话语的特征：一些事情是应该说的，一些说话方式是应该采用的。例如：军队中的命令陈述、教会中的祈祷陈述、学校中的指示陈述、家庭中的叙事陈述、哲学中的提问陈述，企业中的性能陈述……官僚化是这种倾向的极限。

不过，这种关于体制的假设仍然过于“笨拙”：它来自一种既定的“事物主义”观点。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虽然体制设置界线来对抗语言的“打击”所具有的潜能。但这种界线从未建立起来(尽管它在形式上建立起来了)，应该说这种界线本身也是在体制内外实行的语言策略的临时结果和赌注。例如：大学里是否可以给语言(诗学)的实验游戏保留一席之地？部长会议上是否可以讲故事？军营里是否可以请愿？答案很清楚：是的。如果大学开办创作室：是的。如果部长会议正在展望社会未来：是的。如果长官同意和士兵协商， 换句话说：是的，如果旧体制的各种界线已经移位。反过来说：只有在这些界线不再是赌注时它们才会固定下来。

我们相信，从这一思路开始探讨当代知识的体制问题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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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印秀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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