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美：制度缺失与家国利益——晚清内务府腐败问题探析|内务府|司员|晚清|清廷|清朝

摘要： 晚清内务府以腐败著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设计及现实执行的种种缺失，即内务府管理的封闭性、监督机制的失效、内务府大臣整体素质的降低及皇室的奢靡与包庇。作为满洲特权的某种象征和代表，腐败不堪的内务府成为时人诟病清室的口实。随着清末民族主义的觉醒和立宪运动的展开，整肃、改革内务府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凸显了当时的满汉矛盾与家国利益冲突。而清室对于内务府腐败问题缺乏有效应对，也构成其丧失人心、走向覆亡的一个内在因缘。

关键词： 内务府; 腐败; 制度缺失; 满汉关系; 家国利益

晚清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其中 “积弊最深，莫甚于户工两部与内务府”。[1] 内务府系清代综理宫禁事务的专门机构，它的腐败曾对清末政治产生了恶劣而深远的影响。著名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称内务府为 “奢汰贪婪之薮”，因其操持皇室财富，取索漫无限制，典藏亦无稽考。[2 ] (P241) 尽管内务府的腐朽早已成为历史常识，但针对该问题的专题论著尚不多见，仅有部分学者在讨论晚清财政问题时提及内务府的消耗，且多归咎于皇室的奢靡， [ 3 ] 对腐败的深层原因及其政治内涵挖掘不够。有鉴于此，本文将充分运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务府档案，结合其他文献史料，深入探讨晚清内务府腐败之原因，并尝试在清末满汉、家国冲突的语境下，论述腐败问题的发酵及影响，从一个侧面揭示清室覆灭的内在因缘。

一、积重难返 : 晚清内务府腐败概况

清代内务府综理宫廷服舆、宴飨、钱粮、造作、库藏、典礼、赏赉诸事，主持宫苑、陵寝工程，管理皇庄、官房租库，兼理榷关、盐政、织造等，职权广泛，“满员之任京秩者以内务府为至优厚”。 [4 ] (P55) 因此，内务府也极易滋生腐败之弊。

清前中期，处于创设和发展期的内务府由于实行了严格的奏销、监察制度，加之皇帝勤俭、内务府大臣之高效，其系统运作良好，尤其是财政管理卓有成效。康熙帝曾赞誉道: “明季宫中，一月用万金有余。今朕交内务府总管，凡一应所用之银，一月止五六百两，并合一应赏赐诸物，亦不过千金。 ”[5 ] (卷210，康熙三十九年九月丙午) 乾隆年间裁减浮费，厘剔积弊，府库充盈，“每岁内务府库银命拨户部者动以百万计”。 [6 ] (卷1141，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丁卯)

近代以降，随着清廷统治的江河日下，封建帝制的种种弊端日渐凸显，腐败风气蔓延，其中又以内务府为最盛，上至内务府大臣，下至差使小吏，“侈靡成风，阖署皆然”。 [7] 晚清内务府腐败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作为内务府最高统领的内务府大臣难保廉洁，接连犯案，且大都为震动一时的巨案。尤其是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内务府大臣贵宝、文锡、茂林、安兴阿、俊启等相继因浮冒公款、巧于营私、占用官地、纳贿渎职、贪污奢靡诸罪革职，[8] 将内务府群体贪婪骄奢、以权谋私、庸碌无为的一面暴露无遗。内务府大臣以下，大小官吏各显神通，克扣物资、勒索使费、浮冒公款，无所不用其极。其中地位仅次于内务府大臣的堂郎中贪污最多，相传其一年的收入多达两百万金， “其婚嫁、宴会、衣服、车马穷及奢华，为富豪所未有。每见开差任满回旗者，或挟资数十万百万不等”。 [7] 高级官员而外，不少中下级官吏也利用差使之便，钻营致富。如光绪年间膳房尚膳副福祥大肆侵吞公款，在京西黑塔村等处广置房屋田产，制作服用逾分，生活极尽奢华。 [9] 营造司柴炭库笔帖式刘鹏龄兄弟与帮办诸人朋比为奸，不仅贪污柴炭库款，还将该库 120 余名匠役每月应领口分钱尽数纳入私囊，自己 “房屋裘马焕然一新”，而匠役则 “几至枵腹当差”。 [10]

内务府人员的腐败，不仅体现在对钱粮的克扣侵吞上，还表现为许多人长期把持要职，甚至利用不法手段谋取职务。内务府广储司六库 (银库、缎库、衣库、皮库、瓷库、茶库) 经理内廷物资出入，油水丰厚，司员们每届期满，往往不愿调离，久之则形成六库间相互调任之风，即某员在此库将届期满，即调至彼库任职， “名为以资熟手，实则各遂私谋，毫无顾忌，挟势交争”。 [11] 此外，六库中又以银库为肥，各库人员任满后，每每钻营以求得调任银库之机。至光绪年间，由缎库调任银库者不一而足，以致形成钻营者先谋缎库职务，再图调补银库之风气，而始作俑者正是后来官至内务府大臣的巴克坦布。 [12] 光绪九年 ( 1883) ，巴克坦布之兄齐克森布也仿胞弟先例，由缎库郎中调补银库，一时间舆论哗然。有御史指证齐克森布才德平庸、人极懒惰，在前任内与属员朋比为奸。 [12] 然而，虽屡遭参劾，此等不正之风依然蔓延。

二、制度与人 : 晚清内务府腐败原因

作为 “朝廷中的朝廷”，内务府的腐败无疑是晚清吏治腐败的缩影。而深究其内因，则主要缘于制度上的缺陷以及人为的推波助澜。一方面，内务府管理的封闭性特点以及监督机制的失效为内务府人员腐败提供了便利 ; 另一方面，晚清内务府大臣整体素质降低、皇室的奢靡与包庇加剧了腐败的发展。

第一，内务府管理的封闭性与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清代内务府是一个以处理宫廷事务为主、较为封闭的机构，其所属人员的作为很少为外人知晓，从而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便利条件。以财政为例，内务府综理内廷财政，专备内廷供应。 [13 ] (P224) 内帑与户部库款不同，属于皇帝家财，皇帝用钱，臣子安敢查核? 因此内务府人员有恃无恐， “夫侵吞国帑，例有刑章，若辈恃以无恐者，以内府之用款事备宫廷，外臣不敢发其核也”。 [14] 在人事制度上内务府也自成一体。清制，内务府员缺只用内务府人员，并由内务府大臣负责拟定正陪引见，八品以下差使则由内务府大臣全权做主。 [15 ] (P46) 外人既不得涉足内务府员缺，也不得插手其选官、用人诸事，从而为内务府大臣以权谋私提供了便利。内廷工程管理上的自闭，使得每次土木之工都成为内务府人员贪污公款的绝好时机。晚清统治者一再大兴土木，如同光年间重修圆明园、三海、瀛台，修建颐和园及各处行宫，都耗费了大量钱财。这些工程大多由内务府人员承办，而管理内廷工程处大臣一职也多由内务府大臣兼摄。 [16 ](卷269，嘉庆十八年五月丁卯) 这样的体制无疑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第二，晚清内务府监察机制日渐流于形式。清代内务府事务除由内务府大臣负责总监督外，还设有御史协同稽查，有弹劾、题奏之权。 [17 ] ( 卷43，雍正四年四月乙酉)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务府监察机制逐渐失去效力，流于形式。作为内务府的最高长官，内务府大臣对其属员负有监督责任。但是，晚清内务府大臣多疏于职守，对下属人员的腐败行径往往采取纵容包庇的态度，致使内务府腐败风气日盛一日。而每遇案发，当御史参劾、朝廷下旨彻查时，他们不仅不据实上报处理，反而为规避责任多方掩饰，或者草草结案，企图蒙混过关。同治十一年 ( 1872) ，御史张景青弹劾堂郎中文锡倚恃其父为内务府大臣，肆无顾忌，巧于营私，浮冒公款。 [18] 时任内务府大臣存诚、崇纶、春佑三人奉旨彻查，竟称并未查到任何浮冒之处，只是其在承办大婚典礼时处事不当，落人口实而已。 [19 ] ( 卷334，同治十一年五月丁未) 光绪二年 ( 1876 ) ，银库司员因把持库款、勒索使费被参，[20] 内务府大臣非但不严肃查处，反而为之申辩，称银库放款均由大臣酌量发放，并无司员故意延搁、坐扣使费之事。 [21] 即使有人贪污浮冒罪证属实，他们大多时候也不想深究，尽力为其开脱，认为 “此中情形不能尽责之于浮冒也”。 [22]

由于内务府大臣的庇护，言官对内务府人员的弹劾屡被驳回，导致御史监察有名无实。光绪九年 ( 1883) 御史俊乂愤然道: “总管内务府大臣皆受恩深重，宜如何激发天良，破除情面，秉公率属。乃近年内务府司员屡被臣工纠参，奉旨交该大臣查办，从未有如原奏查明附参者。是岂参奏之人皆得自传闻，毫无实据，妄行入告耶? 总之，所派之差俱系营谋而得，该大臣等即不欲回护司员，能不为己身处分计乎?”[12] 内务府大臣之所以能够屡次驳回御史的弹劾，关键在于其背后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例如，慈禧当政期间，曾多次驳回御史对内务府的批判与建议。光绪四年 ( 1878) 二月，御史张观准因内务府大臣拒绝裁减内廷用度，上折斥其为怀奸不忠之小人，对朝廷不加惩戒的做法表示不满和愤懑。 [23] 慈禧太后接到奏折后大为不悦，传旨批驳: “宫闱一切用款，本非外人所得周知，近已加节省，昨复谕令该总管大臣，将各项用款，详细查核，开单呈览，候旨施行，该衙门亦何所用其揣摩? 乃该御史概以邪臣目之，措辞殊属过当。至臣工黜陟，朝廷自有权衡。 ”[24 ] (卷68，光绪四年二月己酉) 同年三月，御史余上华提议内务府用款应该有监督机制，可从内廷行走王公内选派一人负责查察。 [14] 慈禧却不以为然，认为 “总管内务府大臣，俱系亲信大臣，一切用款，全在该大臣等随时随事实心考核，务使属员不得稍有弊混。若另派王公一人总司查察，亦属耳目难周，无益于事”。 [24 ] (卷70，光绪四年三月甲戌) 在最高统治者的极力袒护之下，言官、朝臣的参劾显得苍白无力，内务府人员获得了一个更加宽松自由的环境，愈加肆无忌惮。

第三，统治者用人不慎，导致晚清内务府大臣整体素质降低。内务府职务由于服务皇室的特殊性，多以包衣旗人充任。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通过捐纳任职，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极易滋生不良风气。“若辈以千余金纳资进身，营谋得差… … 彼功名非从学问中来，未达圣贤之理，安知君臣之义? 故钻营卑污，唯利是视”。 [14] 在这种情况下，主管事务的内务府大臣清廉与否，直接决定着内务府风气的优劣。因而为预防腐败起见，历朝皇帝在选任内务府大臣时都比较慎重，其中又以道光帝要求最为严格。道光帝选任内务府大臣有两大原则 : 一是重出身，要求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故道光一朝内务府大臣 “大都翰林科甲出身”，目的在于 “取其陶淑于诗书，无猥鄙贪浊之习，又辅由外人，可以综核整顿，无所用其瞻徇也”; 二是总管大臣不用内务府司员，规定司员升途至武备、上驷、奉宸等院卿而止，不得至总管大臣， “盖虑其行走有年，惯习作弊。即稍知自好，而交涉事多，不得不意存回护也”。 [25 ](P135) 应该说，上述两大原则虽不能根治腐败，但对于遏制不正之风起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晚清以降，特别是同治末年以后，统治者在拣选内务府大臣时逐渐忘记了祖宗教训，任用了不少内务府司员，他们大多非科甲出身，造成内务府大臣整体素质下降。仅同治十一年 ( 1872) 至十三年 ( 1874) 间，就有三位内务府大臣诚明、贵宝、文锡由司员升任。光绪朝内务府大臣非科甲出身者就更多了，师曾、茂林、安兴阿、广顺、俊启、文煜、巴克坦布、崇光、立山、继禄、庄山、増崇、景沣等，均非取自科甲，文化修养普遍不高。尤其是光绪二十二年 ( 1896) 以后，更是出现连续 5 任内务府大臣均由司员升任的现象。 [26] 这些人本身素质不高，又在内务府行走多年，谙熟其中各种作弊手段，一旦进入权力中枢，便会与下属司员交好，上下其手，贪污纳贿，营私舞弊，自上而下地腐蚀着整个内务府机构。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同治末年内务府大臣贵宝、文锡均由司员升任，在任不到半年就因贪腐屡遭御史弹劾。其中，贵宝深陷报效木植浮冒公款一案，而文锡也被指承办公事巧于营私， “该二员均属声名平常，不能称职之员”。 [24](卷2，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乙未) 光绪朝内务府大臣安兴阿，在职数月即因纳贿营私等罪革职。他曾在奏折中说: “奴才由侍卫出身，当差四十余年，受四朝厚恩，涓埃未报，虽质粗识浅，亦具有天良，何敢似此贪污以取罪戾?”[27] “质粗识浅”一词，形象地刻画出了这一类内务府大臣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的情状。而内务府大臣之下的大小司员更是通过纳资、报捐、贿赂等各种手段谋得差使，素质之低可想而知。在此情形之下，内务府成为腐败之源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晚清皇室的奢靡与包庇加剧了内务府的腐败。咸丰以来内务府腐败加剧，还与此一时期帝后等人的奢靡腐化、大肆挥霍、屡兴土木有着直接的联系。内务府掌握内廷财政大权，皇室经费收支均经由其手。帝后生活愈奢靡，内务府人员愈有利可图，因此不少内务府官员为谋取更多利益，一再怂恿帝后大兴土木，正所谓 “向来内务府习气，皆利于用度繁多方可从中侵蚀”[23] 是也。晚清统治者数次举土木之工，无疑会加剧内务府的贪污浮冒。例如，同治帝欲重修圆明园时，就有内务府大臣明善、文锡以及堂郎中贵宝等暗中怂恿，希冀借工程之机渔利。而重修圆明园之工一开始，贵宝和笔帖式成麟等人就与候补

知府李光昭内外勾结，以采办木植为由，大肆浮报银两。[28] 虽然最终事泄，但此案足以揭露当时内务府人员的贪污伎俩以及腐败的严重程度。

三、整顿内务府与裁定皇室经费 : 由内务府腐败引发的家国利益之争

内务府是为服务皇室的专门机构，与皇权相伴相生，它的腐败不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皇权的腐朽没落。随着近代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满汉矛盾在内务府腐败问题上日益凸显。时人对内务府由抨击、揭露其腐败实情，到要求改革内务府官制、裁定皇室经费，集中反映了清末宪政思潮下的家国利益之争。

1．从弹劾内务府大臣到揭露内务府积弊

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局势下，内务府却奢靡日盛，引起朝臣的普遍不满，弹劾之声不绝于耳。光绪四年 ( 1878) 山西、河南二省遭遇大旱，急需赈济。由于清廷财政紧缺，慈禧太后下旨内务府裁减用度，以表率先节省以支援赈灾之意，但内务府大臣却以 “实无可议裁减之项”回复，一时间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29] 朝臣纷纷上书，矛头直指内务府大臣。御史张观准言辞激烈，斥其为怀奸不忠、逢君害政的小人: “圣主省愆节用之心，出于至诚，天下信之，内务府独不信之，愿逞其揣摩尝试之私阴，便其浮冒侵吞之计，怀奸不忠，读之者人人唾骂。此等心术伎俩即古来所谓逢君害政之臣，使举朝皆如此辈，为患不可胜言矣。 ”[23] 文渊阁校理廖寿恒继而上书，指责内务府大臣平日办事散漫、企图蒙混视听的态度和作风。 [30] 随后，朝臣们由对内务府大臣的诟病，转而纷纷披露内务府多年来的贪腐积弊。其中以御史余上华揭露、批判得最为深刻。他说宫中用款多消耗于无形，皆为内务府诸臣之过，并揭露他们克扣浮冒实情: “内务府领项司库者向有扣二三成之说 ……风闻近来领银千两，库扣五百二十两，益以各处之需索，同列之分肥，本员之侵蚀，开销千两，实用不过百两耳。 ”他呼吁，要厘清当前朝廷的各种积弊，首先应自内务府开刀。 [14]

在舆论的一致抨击下，内务府不得不有所作为。是年四月，内务府大臣宣布，将九江关、浙江、湖北省报解内务府银共 4 万两，分拨山西、河南二省赈灾，每省 2 万两。 [31] 尽管如此，朝廷内外对内务府的弹劾并没有结束。

2．从改革内务府官制到裁定皇室经费

如果说光绪末年以前人们还只是停留在抨击内务府积弊、要求整顿的阶段，那么清朝的最后十年，特别是清末新政时期，改革内务府的意识已经相当强烈，其核心问题则是改革官制、裁定皇室经费。

作为清代独有的内廷机构，内务府为满洲贵族特权的一个典型象征，它的腐败实质上就是满洲贵族的腐败。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腐朽的满洲统治是国家沦于贫弱的根本症结所在。此一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关于 “平满汉畛域” 的讨论渐趋激烈，而汉人的 “排满”情绪也日益高涨。 [32 ] (P84－89) 在这种背景下，内务府成为人们攻击满洲统治的一个靶子，要求改革内务府实际上是要求改革不合理的专制制度、限制满洲特权。

社会舆论方面，不少有识之士呼吁改革内务府官制，裁汰冗员，并明确指出改革的前提是裁减皇室费用。光绪三十年 ( 1904) ，《东浙杂志》上一篇题为《论内务府裁官事》的社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等各大媒体竞相转载。事情缘起于内务府拒绝裁官一事。是年五月初八日，慈禧太后在舆论压力下颁布懿旨，要求内务府裁汰冗员。 [33] 内务府大臣阳奉阴违，以 “内务府差务较繁，额设司员亦因之较多”为由，只象征性地裁汰了极少部分人员，于是引起不满。该文作者称，听闻朝廷要裁汰冗员，“以为内廷之官制必将大减于前”，然事与愿违，偌大的内务府只裁汰了二三十人而已，可见皇太后在裁官一事上并无诚意。若要真正达到裁员之目的，皇室首先应停止一些不必要的礼仪事务，“欲节费当先省事，惟省事而后可以裁官，此乃一定不易之理”。 [34] 可见作者真正的批判对象，是以慈禧为首的满洲统治集团，要求内务府改革、裁汰冗员，实则要求皇室改革、裁减浮费。

最先提出改革方案的是以端方为首的出洋考察大臣。他们在西方宪政思想的熏陶下，对满汉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在家国利害权衡中，他们提议以欧美立宪国家皇室为榜样，划清皇室与政府之权限，裁定皇室经费。光绪三十一年 ( 1905) ，端方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其中重要的一条即 “明宫府之体制”。认为当前要维持皇室之尊严，首要任务即划清宫府界线， “使宫府体制划然分明”。具体而言，则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改革内务府官制，二是厘定皇室经费。在改革官制方面， “以一宫内部总理一切，宫中之事不复分掌于他官。如中国现在内务府奉宸苑、上驷院、武备院、太仆寺、太医院、銮仪卫等衙门，皆合为一署，使各治一事，而不复位如此之分散者，一则使为专一之供奉而不更分心于他事，得以忠其职务 ; 一则使为合同之供奉而无散漫不统一、疏忽不周致之弊也”。在厘定经费方面，皇室经费 “与国用分而为二，且有皇室私产之收入，因经理得法而日增者，故臣民之爱敬日加，君主之威严永固，此我所宜参考而厘定者也”。 [35 ] (P712－713) 可以说，以端方为代表的一部分满洲贵族官僚，在满汉畛域、家国利益问题上的认识走在了时代前沿，其改革内务府官制和裁定皇室经费的建议深为时人所认同，成为清末内务府改革的主导方向。

尽管朝廷内外关于改革内务府、裁定皇室经费问题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这一改革的历程却是极为缓慢和艰难的。光绪三十四年 ( 1908) ，清廷在舆论的推动下宣布内务府改革将以 “核实经费以免官吏之浮冒，改定官制以除满汉之界限”为宗旨，并提出预备仿照日本宫内省制改革内务府的议案。 [36] 摄政王载沣也多次表明整顿内务府的决心。宣统元年 ( 1909) ，他针对内务府四大臣被参一案，下令迅速整顿，违则重惩。 [37] 对于皇室经费问题也表明了态度: “皇室经费与国家地方经费各立，宪国皆系划分清楚，绝不混淆。 ” 在官制问题上则保证将来推行宫内制度，所有内廷侍御及供奉官员均划入宫内府，以免与行政官相牵混。 [38] 随后，内务府进行了一次机构裁并与调整，裁掌礼司、营造司、慎刑司、广储司，分别归入礼部、农工商部、法部、度支部。 [39]

然而，上述措施并没有产生实质性作用，内务府腐败依旧，“直至清朝覆亡未尝稍改”。[2 ] (P242) 宣统元年 ( 1909 ) ，内务府四大臣奎俊、继禄、增崇、景沣皆因用人销款各顾其私而被御史点名参劾。[40] 三年 ( 1911) ，度支部弹劾内务府大臣及司员于各处款项任意浮冒开销，杭州织造一切陋规也未革除等。[41] 由此表明，清廷的一系列措施只是流于形式，无论是改革内务府议案的提出，还是机构的裁并，最终都不能真正解决内务府的腐败问题。

四、余论 : 腐败的流毒与清室的垮台

清逊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对内务府的腐败憎恶至极，斥其为吸血鬼，是导致清王朝垮台的最重要因素。[42 ] (P172－185) 虽然其观点未免过于偏激，放大了内务府腐败的影响，却为我们思考清室覆亡的原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由内务府腐败引出的内务府官制改革和皇室经费问题，本质上是君主权限及满汉、家国关系问题。清朝统治之初，君主强势，牢牢掌控国家事务，皇权无限膨胀，家国之分并不明显。随着清朝统治根基的动摇，君主的威严逐渐下降，控制力也开始减弱，集权制度面临着来自各方势力的挑战。与之相随的则是满与汉、家与国的利益冲突日渐激烈。由于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冲击，清末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思考满汉及家国关系，要求废除满洲特权、限制君主权限。反映在内务府问题上，则是要求厘剔内务府积弊，改革内务府官制。继而在财政制度上要求裁定皇室经费，将宫中财政与国家财政划分开来。这是密切相关的两环，缺一不可，时人对此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宣统二年 ( 1910) ，《华商联合报》刊载《摄政王之新政见》一文，提出内务府积弊无法根除的原因在于没有明定皇室经费的观点: “内务府积弊相沿二百余年，司员揽权，该大臣亦无从过问，稍熟本朝掌故者当知改革之难。监国责以汰靡费，节冗员，徒多此一举耳。

不明定皇室经费庸有济耶?”[43] 次年，有人在《时事新报月刊》上发表《论内务府宜速整饬》一文，指出厘清内务府积弊与裁定皇室经费是一体的， “苟内务府之积弊仍在，则皇室经费必年告其不足，不足则必年求其增加，皇室经费增则国家政费自减。然则表面虽免牵混，而暗中之一消一长关系犹深”。 [44]

但是，对于清室而言，保护满洲特权、维持皇权威严和完整的控制力是其最终目标。内务府是为服务皇室而设立的，从诞生伊始就是满洲皇权的附属物，二者始终是一体的。无论是改革内务府制度，还是裁定皇室经费的要求，都会影响到君主利益，触动了专制制度的基石，必然不会为其接受。在维护君主权力和满洲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清室在对待内务府腐败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对其统治产生了不良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在内廷管理上失误较多。例如，对内务府大臣选任、监督不力，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下内廷职官设计的种种缺陷。作为清代内廷的高级官员，内务府大臣身份极为特殊，一方面，其统领的内务府专为服侍皇室而设，操持宫中财富，管理上具有相对封闭性 ; 另一方面，其人选皆来自八旗亲信或宗室贵胄，与皇室交往密切，地位尊崇且职权广泛，从而决定了这一群体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腐朽。这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内廷职官设计上无法避免的缺失。特别是到清后期，统治者任人不慎，没有贯彻中期良好的选官制度，直接造成了内务府大臣素质的普遍低下，更加剧了腐败的发展。

第二，对清末新形势应对无力。在新政浪潮和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消除满汉畛域、限制满洲特权、摧毁君主专制制度成为近代有识之士的共识，这一点在对待内务府腐败问题上有着集中的体现。上至朝中大员、下至普通知识分子，均提出改革内务府官制、裁定皇室经费的要求。然而，清室始终无法割舍既得利益，未能顺应潮流，做出正确的选择。其对内务府的改革极为不彻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而使内务府成为众矢之的，人们通过抨击内务府以发泄对皇室的不满。皇室也因此在朝中失去了一大批臣子的支持，在社会上受到舆论的一致攻击，渐渐陷于孤立地位。正如庄士敦所言: “内务府这一财务紊乱的宫中机构，正是造成皇上威望下降，许多忠君人士渐渐灰心丧气的一个主要原因。 ”[42 ] (P184)

由以上论述可知，晚清统治者既在传统内廷管理上失误较多，又在新形势下应对无效，以致进一步失去人心。可以说，内务府腐败问题的处理不当，最终成为导致王朝覆灭的一个内在因缘。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