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电影《第三人》 （The Third Man, 1949） 里，死而复生的奥逊·威尔斯不无嘲讽地说出过这样的台词，“在瑞士，他们有兄弟般的爱，他们有500年的民主与和平，可是他们创造了什么？布谷鸟钟。”

不错，或许在陈词滥调之中，这个面积不大，又似乎永远避开纷扰、活在安宁与平静中的国家，很少会与太过先锋的哲学思想有什么联系。然而导演西里尔·舒布林 （Cyril Schaublin） 却在他的新片《摆动》 （Unrest） 中对此提出了质疑。

这部入围了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基于俄国著名哲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真实的经历，勾勒出19世纪七十年代瑞士汝拉山地区先锋思潮的暗涌，而这恰恰与当地的钟表制造厂紧密相连。

《摆动》最终在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2022年） 收获奇遇单元最佳导演奖项，而当时的颁奖词则以“奇异和不安稳的宁静”完美地总结了影片的基调。

在《摆动》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工资、生产效率和财富分配被引入制表业中，而另一方面，几乎同一时期诞生的现代化象征——电报与摄影术，带来了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最新消息与画像。

尽管影片参考了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与笔记，却并不试图完全依附于其单一的视点，而在钟表工厂、公共空间和自然等场所中反复切换，如同地理制图一般留 心着一切，默默地观察着当地的人们和他们即将迎来的现代化浪潮。

几乎是以一种微观历史的笔法，《摆动》将标准时间确立之前的社会时间观念，以及资本主义急速扩张之前的生产图景浓缩于特定的时空构型之中。影片尤其呈现了瑞士钟表厂的工人所持有的朴素的互助观念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克鲁泡特金。

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祥和的小村庄，工人们也将工资捐赠用于帮助大洋彼岸素不相识的革命中的同志，亦自发地抗议日渐以效率至上、机械性代替人性的资本主义生产结构，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克鲁泡特金的回忆录记载，他真正决定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西里尔·舒布林本人正是出身于制表世家，而这或许便是他对时间与钟表着迷的原因。正如他自己在采访中所陈述的，钟表的构造事实上正如历史的叙事，“如何把事件联系起来会对此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对他而言，《摆动》所采用的偏向群像的叙事结构——而非某一历史人物的生平传记——恰恰展现了他对19世纪瑞士的理解与再想象。

舒布林个人主页上的家庭旧照

此外，作为场面调度的掌控者，舒布林亦在影像风格中融入平等的特质。通过远景、固定长镜头，以及将人物置于画面边缘位置的构图，舒布林去中心化的影像呈现策略使《摆动》得以广泛地关注到每一个置身于历史进程中的人物。

而与舒布林长期合作的摄影师Silvan Hillmann则赋予了画面柔和明亮的光线，以及极具审美性的森林、天空甚至建筑物的一角。

而从长片首作《他们说‘我很好’》 （Dene Wos Guet Geit,2017） 以来舒布林一贯坚持的启用非职业演员的策略，“与当地的卡车司机、农民或钟表匠合作重演19世纪的情景”则进一步为《摆动》带来了真实的质感。

正如某则评论所称赞的那样，《摆动》“找到了将哲学和工业化可视化的方法，那既不是情节剧的，也不是论文电影式的，而是去发现如同你能在雅克·塔蒂和罗伯特·奥特曼的电影中找到的那种环环相扣的世界的内在关系”。

《摆动》构筑了一个明快、柔和而如钟表般紧密运作的世界，使得历史本身脱去案牍的厚重，而如时间般轻盈。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将于8月12日至21日期间举行，欢迎各位观众于8月10日中午12点准时参与购票，也请千万不要错过《摆动》这部优美隽永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