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痴情”的金岳霖身上，看见知识分子最可爱的模样|冯友兰|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

提起金岳霖先生，学术界对其尊崇有加，市井百姓执着于他的单相思情圣形象。随着史料考据的进展，金岳霖与林徽因的爱情被证实多为后人杜撰，真实的情感更多是金老与梁林夫妇的知己之情。

金岳霖、梁林夫妇和他们的北平朋友们

金岳霖是怎样一个人呢？汪曾祺所写的一篇《金岳霖先生》流传甚广，在汪曾祺的眼中，金岳霖是这样的形象：

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 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

哲学家冯友兰认为，金岳霖在现代思想史上占据了三个第一，即“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中国第一个懂得并引进现代逻辑学的人”“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在金老庆贺八十八岁大寿之时，冯友兰亲手送上寿联，上书“论高白马，道超青牛”。

冯友兰

“老年之声”电台曾邀请金岳霖的学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刘培育教授做客《超爱阅读》栏目，为听众解读《金岳霖回忆录》。

在刘教授的讲述中，作为友人的金岳霖真诚而具人格魅力，作为学者的金岳霖为以逻辑学为主的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从金岳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最可爱、最动人的模样。

结交在相知，骨肉何必亲

金岳霖一生都和朋友在一起。1911年，16岁的他离开长沙到北平清华学堂读书。当时他的六哥也在北平读书，对他常有关照。1913年夏，六哥因溺水而死。事实上，从这一年起，他“已经是独立于封建家庭的人了”。金岳霖脱离了亲戚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家庭，完全“进入了朋友的生活”。

无儿无女的单身汉金岳霖，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岳霖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抗战前，每到周六下午，金老的客厅里就满座高朋，高谈阔论，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的家成为当时北平一处有名的知识沙龙。正如金老所说，“同我同时代的人作古的多。我的生活同时代分不开，也就是同一些新老朋友分不开。”

正是因为对朋友的留恋，金岳霖才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起初张培之向他提议记录下自己的人生，金老却认为自己的学术太抽象，没什么好说的。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老朋友渐渐不在了，很多值得记忆的故事还未见诸笔端，记录下来也未尝不可。

在《金岳霖回忆录》中，许多学界的标杆人物都走下了庄严的学术论坛，以一个凡人的姿态展现出让人心旷神怡的姿彩。一如胡适、张奚若、沈从文、冯友兰、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周培源、钱端升、陈岱孙、邓叔存、陶孟、费正清、艾思奇，他们在自己的所从事的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们也是普通人，也在用一种平常心来对待朋友和家人。

金岳霖对名利并不重视，而更珍惜那些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不论是对朋友、同事还是学生。作为金老学生的刘培育教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解放后，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金岳霖是一级教授，工资最高。没过两年，他主动提出把工资降下来分给别人。很多人回忆过，金岳霖在清华北大教书的时候，当学生或者同事在生活上遇到困难，他就无私地帮助他们。有的学生，比如乔冠华，要出国留学，支付不起费用，金老会主动出资帮助；如果没有衣服穿，金老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送给学生。有的同事家里人口多，金老也会帮衬一把。金老曾经承担了一位北大学生的全部学费，有一次因为其他事情耽误了给钱，后来还会为自己耽搁了几天而道歉。

外交家乔冠华

“自量”的情感，发乎情、止乎礼

金岳霖一生重情义。《金岳霖回忆录》中，他写了林徽因，这个一生令他快乐和不快乐的女子，这个令他终生不娶的女子，内中也蕴含一个“义”字。但在笔下，他只轻描淡写地说：“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只浅述与这对夫妇的“亲密关系”。所谓“亲密”，主要是比邻而居，或者前后进而居。比如在《我喜欢作对联》这篇，金岳霖先生写道：“梁思成、林徽因和我抗战前在北京住前后院，每天来往非常之多。我做了下面这一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思成听了很高兴，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林徽因的反应很不一样，她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

据说，坦诚的林徽因曾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同时爱上两人”。梁思成自是痛苦到极，最后说：“你是自由的，如果选金岳霖，祝你们永远幸福。”这个林徽因，将这番话对金岳霖说了。金岳霖的答复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退出”而非“疏远”，三人就这么以挚友的方式相处下来，毫无芥蒂。

在《金岳霖回忆录》中，有关梁林的篇幅只在第三部中占了一小节“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其中的内容相当有限。晚年有人为编辑《林徽因诗集》问金岳霖可否写篇东西附在其中，金老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

回忆录中，金岳霖先生没有特意写徐志摩。徐志摩和他一同留学美国，后来又一同到英国，是老朋友了。他说徐志摩“感情放纵，没遮没拦”。在伦敦一见林徽因，就迷上了。林徽因回国，他就追到北京。金岳霖说：“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金岳霖先生对林徽因不仅“自量”，还理智、理性高于一切。毕竟，徐志摩是诗人，他是哲学家，他们的性格，造就了他们的不同。1955年，林徽因病逝，金岳霖的挽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我们今天关注金岳霖，几乎都是因为他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其实爱情在金岳霖的生命中并非全部，对林徽因来说也是这样，人生漫长，爱情只是其中最美丽的鲜花，更多的时间里我们还要去工作生活。

淡泊率性，鼓励学术民主

金岳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他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并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他创建的哲学体系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认识论。这三本书能够概括金的一生。他在《谈谈我的书》中说：“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逻辑》。”

在西南联大时，他倾全部心血写就《知识论》。那时候日军飞机常来轰炸，他在逃命之时也带着书稿“跑警报”。“到了北边上山，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等我记起来回去，书稿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 一部花了几年心血写出来的稿子，一下子就没了，那种悲伤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没有犹豫，开始重写。但是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重写。这个工作在1948年解放前夕完成，终于由商务印书馆付梓。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答：“写好了——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后冯友兰对该书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在《金岳霖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他一生天真浪漫，率性而行，他总是按自己的志趣去生活，去做事，从不为名利所累。金岳霖认为，知识分子就是搞学问的，应该把精力放在做学问上，因此不愿做行政工作，怕与人打交道。初到清华，创办哲学系，他做第一任系主任，不久冯友兰到了清华，他就立即请冯友兰做了系主任。

虽是如此淡泊清高，但任务落在肩头，金老也能处理得井井有条。刘培育教授在回忆中提到，解放初期，金岳霖成为清华文学院院长，基本上无为而治。1952年北大新哲学系成立，他又被聘为哲学系主任。后来他参与筹备创建中科院哲学研究所，还成为了职业所的副所长，一直到去世。很多人回忆，金岳霖做行政工作还是很负责的。

早期清华文学院

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见解。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名，对学生运动，他也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有自己一贯的看法。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

政治上的道德感，体现在学术上就是对于民主辩论的推崇。刘培育教授分享了学术界的一个传说：一次金老和学生沈有鼎、周礼全在研究室里吵得声音很大，附近的研究室都提出抗议，说你们怎么又打架了。此后周礼泉也写过文章批评金老，很多人觉得话说重了影响师生关系。实际上，金老并不为此愤怒，这是他研究室的传统——师生之间鼓励争论，但这样的辩论并不影响私人关系。真正的文人，从不打压反对意见，与之相反，金岳霖对此视若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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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蕴霏、黄泓

观点资料来源：《金岳霖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