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一本烂账，先不谈作者是否完整记载，单后世出于各种目的篡改也着实令人头疼。

《竹书纪年》让我彻底崩溃，左思右想只能从人性的角度分析历史，不咬文嚼字。从人性角度来分析，可能更加恰当。

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一下清世宗顺治皇帝的消失之谜。

后世关于顺治的消失留下了三种说法：

•一、染痘而终。

•二、遁入空门。

•三、“伪虏顺治实在在思明港被炮击没”，被郑成功在厦门中炮了粉身碎骨。

说法一：“染痘而终”

《清世祖实录》用了200个字记录了顺治的死前的活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顺治感到身体 “不豫”，到了初六身体状况到了“大渐”，短短几天病情由身体不舒服迅速发展成为病危，着实令人意外。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在其撰写的《自撰年谱》中写到在顺治病危的当天夜里，顺治急诏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口授遗诏，并且还进行了三次修改!

注意，上述疑点重重！

‡ 疑点一：顺治感染天花的概率有多大？

清朝之前已经建立了传染病的管理制度，皇帝想要感染天花不是那么容易。皇帝有专门的“避痘所”，顺治年幼时多尔衮设立了监控和处理传染病的官员，名叫：“查痘京章”，规定不管是满人还是汉人，如果发现有得天花的症状一律迁往距北京四十里村庄(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集中隔离点)居住。由此可以流传的多铎和董鄂妃是死于天花，着实令人怀疑。在这种制度下皇帝别说天花了，就是大臣都难得见上一面。怎么会染上天花？

‡ 疑点二：昏迷状态的顺治真的能口述自己的遗照吗？

据康熙年间《张氏医通》记载的天花的症状“痘疮将出，必先发热，痘疮成浆之时，精神倦怠神思昏沉，不省人事呼之不应，自语呢喃如邪祟状”，大致的意思就是：“长痘，痘疮破的时候发高烧，神志不清，说胡话，身体抽搐。”由此我们可以做出推断顺治在初六那天应当是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疑点三：是谁在隐瞒真相，又在隐瞒些什么？

只在《清史稿·本纪五》上的区区12个字记载“丁巳，崩於养心殿，年二十四。”作为正常的一个皇帝这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除非有人为了隐瞒些什么而刻意抹除关于顺治的历史记录。同时皇宫中的《脉案》，《病源》，《用药底簿》都找不到顺治死前的任何记载，太医署规定太医的工作内容：皇帝生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大臣一份，如果病重还要抄送军机大臣，并在宫内存档，但是却查不到任何关于顺治皇帝病情的蛛丝马迹！顺治好歹是个皇帝，也太不拿着豆包当包子了吧?

此外《自撰年谱》当中王熙对于谈话的内容仅仅用 “惧不敢载”四个字就一带而过。

这四个字透露出来了以下两点信息：

1、当时顺治是清醒的，并且状态还不错。否则不会有谈话内容不敢写下来。

2、描述出来的内容要么是有违背祖制，要么是伤害国之根本。

那个时候国家和平安定、朝中大臣团结一致，可以说是清平乐的时代，那么顺治说了什么令王熙“惧不敢载”的事情呢？当然如果当时在养心殿内的不是顺治本人，谈话内容当然就是不敢记录了，换句话说就是内容编不出来！

•唯一的说得通的是:顺治并非得了天花病死!!!

说法二：“遁入空门”－民间流传的顺治皇帝出家的说法又是否靠得住？

有一定道理，但是正如上面说到的，顺治的相关内容都被刻意地抹去，所以对于这部分只能依据顺治的成长经历从人物性格角度进行分析。

清太宗皇太极死后，本意将皇位传与弟弟多尔衮，但是按照皇家传统，应该将皇位传与皇太极长子豪格，自幼便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征战，同时有手握重兵的索尼、济尔哈朗、吴三桂、鳌拜的支持；多尔衮有权势但并不站在舆论的最高点，最终豪格在这场皇位之争中落败，并被多尔衮关入宗人府，并且以贪污军饷的罪名诛杀。

后来在孝庄太后的斡旋之下，推出了第三个接替皇位的人，这就是豪格的弟弟福临，也就是成了迷一般的顺治皇帝。福临是双方利益折中的一个选择，也可以说，福临是一颗双方都认为可以操控的棋子。这样福临六岁登基为顺治帝，实权掌握在多尔衮手中，多尔衮为了让福临顺从，不但从日常政务上压制福临，可以说福临为了生存而委曲求全，像狗一样活着。甚至下谕旨称其为“皇父”，此外还从思想文化上压制福临，不许他读书，直到十四岁，多尔衮病死后，才开始读书。

--《清世祖实录》有记载，顺治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多尔衮）薨，方始亲政，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多尔衮为了让顺治变成一个彻底的傀儡，甚至连教师都不给他配，更别说读书之类的原本皇帝很容易得到的资源，从而也导致亲政之后，对于大臣的奏折完全看不懂。原来入学难在清朝皇帝身上也发生过。

等到多尔衮死后，顺治下谕旨：“多尔衮谋逆果真，神人共愤…………所得封典，悉行追夺“，但凡与多尔衮有点关系的官员要么治罪充军戍边，要么处以极刑，甚至连清朝的开国元勋-范文程都落了个革职留任的下场。

想想正处于叛逆期的顺治委曲求全了那么多年，没得抑郁症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此刻他恨透了朝中的尔虞我诈，董鄂妃的病逝也坚定了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的厌世决心。换句话说，那时候的顺治皇帝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精神支柱。

∮此时宗教进入了这位年轻皇帝的眼帘。

“封建王朝中，宗教一直作为一个维系统治不可缺失的力量存在。”

起初满清入关带入的萨满教，中原地区信奉的汉传佛教，蒙古一带流行的藏传佛教(班禅和达赖)，原满清发源地的萨满教。顺治曾经说 “治天下大道，已略言之，更言其小者，如喇嘛竖旗，动言逐鬼。朕（顺治皇帝）思彼安能逐鬼？不过欲惑人心耳。“表明了顺治对于萨满教以及藏传佛教本质的认识，在他眼里这两个宗教不过是维持地区稳定的工具。

清朝宗室昭梿曾在《啸亭杂录》中写道：“国崇信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借使诚心归附，以障藩篱。”这说明了宗教在清政府的眼中实际上是统治的工具！清政府一方面通过蒙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利用大喇嘛间接控制蒙藏世俗王公贵族，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喇嘛不存在嫡亲世袭的问题，清政府可通过指认呼毕勒罕（转世灵童），重新分配宗教权力，使得大喇嘛不容易形成集团，这样能够更好地为清政府所用。

同时期的另外一件事也使得顺治对于藏传佛教达赖产生了担忧，那就是1640年签订的《喀尔喀-卫拉特大法典》，这个法典将藏传佛教定位正统的宗教，同时限制萨满教的发展，将达赖由清朝的附庸者变成了顺治最有力的竞争者，并且之后达赖又借对手”号称教化护持的天地之主”可见达赖的野心着实不小，吞并班禅不说了，甚至有了吞并汉传佛教的野心！这些是巍巍皇权绝对不能容忍的，顺治对于“藏传佛教”是否还是“大清的佛教”产生疑虑。

这时顺治时期三大宗教当中只剩下汉传佛教和清初传教士带入的基督教，然而在这场汉传佛教和基督教争夺皇帝的争斗中，汉传佛教占了上风，公开的资料显示顺治的确是剃度了，但是碍于朝中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占据上风的情况下，笃信汉传佛教是个风险极大的举动，甚至可能动国之根基。

朝中大权在握者如：孝庄太后、鳌拜等满清贵族显然不想这位倔强的皇帝的不成熟的行为影响大清的区域稳固，毕竟大清还是需要使用宗教工具维系边境的统治，连一国之君都不支持藏教和萨满教了，谁还是去相信达赖这样一个统治代理人？达赖甚至有反清的可能！这个时候清朝的边境就变得岌岌可危，这在保守派占据优势的朝政中绝对是一场灾难！

处于叛逆期的顺治皇帝绝对不会依从一个外臣(苏克萨哈)和不得干政的孝庄太后的劝告甚至是命令，那么怎么办？只能是先送吴良辅代自己剃度，转移官员的注意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顺治为了逃避这个政治的漩涡可谓绞尽脑汁，经过长期一系列的铺垫，终于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获得解脱。

有理由相信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在养心殿对王熙口授圣旨的并非顺治本人，很可能在其跪拜过自己的生母孝庄太后之后秘密出宫。在此之前，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只不过是一计障眼法。以及接下来的孝庄太后杀了已经出家的吴良辅，名曰：“肃清祖制”实在是过于牵强，反倒是因为吴良辅知道的太多，为了掩盖什么秘密才符合情理。

顺治的罪己诏：洋洋洒洒一千余字，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对自己无尽的责骂，甚至是千古罪人。在那种病情下能写出来内容丰富的罪己诏，实在是匪夷所思。当然也有史料记载这个顺治的《罪己诏》是孝庄太后在苏克萨哈、索尼、鳌拜等辅政大臣逼迫下写出来的，此时罪己诏与顺治再无任何干系了。

说法三：“被炮击没”

出自郑成功后人手抄本《延平王实录》“伪虏顺治实在在思明港被炮击……召达素回京。达素畏罪自杀。”事实上前后很多矛盾，在那个时期顺治的确是操练兵马准备亲征，但是等到出征的当天有捷报传来，“顺治大喜，即刻命梁华凤为“江南提督”，达素被任命“安南将军”，会同闽浙总督李率泰进攻厦门……文武百官又皆叩贺，随即退朝不表 “这也说明顺治根本没有亲征，并且达素也并未畏罪自杀，否则也不会在康熙八年受鳌拜拖累被罢官！

除了这个手抄本上说：顺治死于炮击，其他再也没有办法找到佐证资料。同时《延平王实录》是郑成功后人记录本族事物的记录，自然也就逃不了自我拔高之嫌，所以只能当成一种看法，而不能当成食屎资料。。

所以这种说法讲不通！

最后：孝庄用顺治的死平息了宫廷内的日益突出的政治矛盾；索尼，苏克萨哈、鳌拜确保了自己的利益不会因为顺治这个“愣头青”而受到伤害；顺治的死也为明朝宗教统治铺平了道路，从而保证了边境数十年的安稳平和。

历史乱如麻，四处凋零的历史章节，只能靠只字片语和从人性出发的判断才能做出正确的解读。随着未来越来越多的证据出现，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看法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