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就好比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永久轮回，永远找不到你想要的源头。

民国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发展最灿烂最辉煌的两个时期。

这两个时期，思想和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涌现出很多代表人物。

而离我们更近的民国时期，更是涌现了一大批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大师：辜鸿铭、蔡元培、傅斯年……他们把这段战乱频仍的暗黑时期，变得熠熠生辉、星光灿烂。

那为什么在那样一个乱世，会成批地涌现如此多的大师？

时势造英雄

民国大师辈出，得益于当时特殊的时代和国内外环境。

1914年到1918年，国外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主战场在欧洲。而当时的美洲大陆上，美国在忙着发战争财，亚洲的日本正经历着一场大地震。

列强们无暇顾及中国。中国在这次大战中，加入了协约国，向德、奥匈帝国宣战，趁机废除了清政府与两国签订的屈辱条约中对中国的治外法权，并终止向他们支付庚子赔款。

同时期的国内，民国政府刚刚建立不久，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被逼迫下台，然后，复辟帝制失败，中国陷入军阀混战时期，直到民国政府北伐成功，才结束了军阀混战的乱象。

我们现在讲起那一段历史仅仅几句话就能完结，而当时深处其中，只要稍微有点思想和见识的人，都会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屈辱之中。

军阀派系林立，战乱不已，政坛更迭频仍，短短几年时间，先后换过七任大总统，国家元首竟然更替多达29人，社会之乱可见一斑。这样的局面何时结束，中国何时能繁荣富足，人民何时能安居乐业，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也没有人能看到黑暗的尽头。

有识之士在黑暗中艰难摸索，力求寻找一条救国强国之路。

动荡的时代

给了思想发展最宽松的环境

社会动荡、政局混乱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统治者忙于争权夺利，圈地占产，无暇顾及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管理。

因此，当时对思想、对学术的管控非常松泛，微乎其微甚至到了忽略不计的程度。

这使民国有一段时间，像春秋战国一样，拥有了一个最宽松最自由的思想文化学术环境，人们的思想获得极大解放，个人行为得到最大的尊重。

这一点，从民国的婚恋观就能窥见端倪。各种思潮各种学说纷纷涌现，让每个人的智慧和学识得到了最极致的发挥，优秀人才不断涌现。

东西方文化的融汇和碰撞，使学贯中西的大师大批涌现。

当时，美国等一部分国家陆续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其中有一项特别约定，就是必须拿出一部分用作教育费用，而这部分被指定的教育费用有一部分被指定用作留学基金。

留学，这在现在也是很多家庭很多读书人无法实现的梦想，但在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竟然出现了专门为留学生设立的国家奖学金。

▲1918年，上海港口，清华学生赴美留学前合影

这一超越时代、超越当时腐败、混乱政府格局的先进举措，让许多贫穷的优秀学子走出国门，因此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学到了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开阔了眼见，增长了见识，“洋为中用”“中西结合”。

把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与中国的古老文化融会贯通，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想，极大挖掘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让学贯中西的大师大批涌现。

金字塔式的人才结构，让站在塔尖的人更容易获得认可。

民国时期的人群结构，让站在塔尖的饱学之士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木秀于林，这就是当时民国时期的人才写照。

一百年前的民国，国人的识字率不足5%，大学生仅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一，留学生的比例更是以千万分计，稍微有点学问的都凤毛麟角，学贯中西、通古博今之辈，更是稀有，这些客观因素让他们更耀眼更夺目。

英雄造时势

士人式的治学精神和国士般的风骨，是民国大师让人铭记的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的大师，治学之严谨，凛凛之风骨，堪为我们当下文人、学子的楷模。

当时的中国风雨飘摇，社会动荡不安，国弱民穷，受尽外国列强的欺侮，凡有识之士，无不期望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

所以更多的人将个人利益甚至生命抛之度外，以民族崛起为己任，将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拯救民族兴亡的事业上。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梁思成林徽因在艰苦的环境下自费走遍全国，写下中国第一部建筑史；鲁迅弃医从文以唤醒人心；胡适、梅贻琦以教育兴邦投身于教育事业；李四光、茅以升为国家的科学进步，放弃舒适的养尊处优的生活，奔波在艰苦的环境中，为国家的科技实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风骨比学问更受人尊重，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承。正是大师们超然物外的精神和风骨，让民国这个时代被历史铭记。

换句话，不思进取便无进步，不思变革便无领先的思想和超人的智慧和胆识，当然也不会出什么不世出的大师了。

民国时期尊师重教的程度

决定了大师辈出的速度

任何一个国家和时代，重视教育，都是培养大师最好的土壤。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又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代，这些时期涌现出大批的大师和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无不得益于教育的长足发展。

民国时期的教育可谓到了一个极致。

从经费上说，教育经费占县市整个财政预算不能低于35%。那时候，县长的工资是一个月20块大洋，而国小老师的工资竟然是40块大洋。

这真的颠覆了我们对民国的认知。

而且政府只管出钱，不能插手教育的内容。至于教什么怎么教，那是校长和老师的自由，教育环境的宽松和自由达到了巅峰。

著名的历史学家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任校长时，时任大总统的蒋介石亲自出面让其交出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名单，刘文典竟然和蒋介石拍桌对骂，甚至动手互殴，坚决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最后的结果竟然是，民国政府仅以“治学不严”将刘文典关押七天赶出安徽了事。

这件事正面反映了大师的风骨，同时也侧面说明了当时良好而宽松的教育环境。

我们现在经常能听到这样一些感叹：民国之后无大师。“时势造英雄”，风雨如晦的民国时期，更多的是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关联，凸显了个人的成就。

时代缔造了大师：是时代让他们奋发、让他们努力、让他们担起更多责任和道义；大师创造了一个时代：是大师卓越的贡献，让那个时代熠熠生辉、彪炳史册。

时代和大师，彼此温暖、互相成就，就恰如最好的爱情：在彼此需要的时候相遇，又美好了彼此。

当下的中国，仍在这场百年思潮激荡的延长线上，今天的许多困惑、无奈及愤懑，都可以在阅读民国思想的峰峦时，获得启蒙及排解。

张鸣老师曾说：“我们中国人在100多年前就在说转型，但是100多年后依然还要说，说明在历史的答卷上，我们虽然不间断地涂抹了很多文字，却并没有答到点上。”

走进民国思想的世界，不只是照镜子，不只是寻找历史的不足，更是一场心灵上的震撼和深刻、鲜明的启迪。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民国最值得汲取的思想遗产《民国思潮读本》，从思想层面重新理解近代史。

这套书中收录的内容，涵盖面极广，除了各种思潮、派别的代表性文章，还收录有许多极少公开的稀缺历史文献。可以说本书既是一部囊括万千的民国思想大全，百年后读来，原汁原味的文字与拳拳之心，依旧振聋发聩。

添加：Leonardo201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