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昌黎路，海阳县儒学宫的棂星门。肖燕菁摄

金山书院的设立是潮州文教史上一大重要事件。肖燕菁摄

在潮州这座千年古城的众多名片中，“海滨邹鲁”以其古朴典雅奠定了这座城市崇文重教的底色。

宋真宗咸平年间（998年—1003年），四川籍官员陈尧佐因上书忤逆皇帝被贬为潮州通判，赴任后其重视教化，“修孔庙、韩祠，率州民之秀者就于学”。这位勤勉的官员没有在潮州停留太久，不到两年便被召回京，但仍不忘潮州发展。看到进京赶考的潮州学子高中，陈尧佐写下《送王生及第归潮阳》：“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全诗大意是，不要小看潮州这“国角”的蛮荒之地，来自此地的举子已金榜题名衣锦回乡。虽地处海滨，但潮州从此将贤人辈出、载入史册，与孔子的故乡（鲁国）和孟子的故乡（邹国）一样，成为文明昌盛的地区。

陈尧佐的诗文为潮州成为“海滨邹鲁”确立了起点，之后的数百年里，潮州凭借杰出的科举成就，坐实了这一名号。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命运，也与文教紧密相连。

策划：达海军采写：肖燕菁

风物冠南方文教始兴盛

科举制起源于隋朝，发展并成型于唐代，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直接催生不论门第、以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科举亦成为地方文教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一把尺子，折射出区域的转型与变化。

宋代之前，潮州乃至广东，进士数量皆寥寥。据韩山师范学院庄义青考据，以唐代得人最盛的进士科而言，200余年间，潮州仅得三人，即赵德、洪奋虬和黄僚，其中赵、黄两人，由于史志记载不够明确，尚有争议，至明经一科竟然空缺，可见唐代学校培养的人才并不多。

而到了宋代，事情开始出现转机。

暑期尚未结束，牌坊街游客不减，在牌坊街北端，太平桥遗址在透明玻璃下静静迎接游客的打量。太平桥是宋代潮州子城护城河上的桥梁，是宋代潮州城市建设的重要见证。

摊开宋代潮州城图，在太平桥的西侧是元公书院与路学（路是宋朝、金朝、元朝时行政区划名称），西南方向则是县学，足见当时“庠序大兴，教养日盛”。

潮州文史学者陈贤武认为，自唐后期起，受不断南下移民浪潮的冲击和迁入地日益加剧的人口压力，不少已在邻区定居的移民又辗转迁入潮州。这对潮州于宋代“跨入历史的快车道”至为关键。“移民的大规模迁入，扭转了此地长期以来地广人稀的局面，为潮州的经济开发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此外，改变了此地汉人与土著的人口比例，汉族在量上的绝对优势为中原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成为主流文化创造了前提。而移民主要从闽迁入，其与闽地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潮州文化从此最大限度地带上了浓厚的闽文化色彩。”

宋代，潮州进入“历史的快车道”。

人口数量从北宋之初的开宝四年（971年）约15万人，到了南宋末年增加到75万人；韩江以东的笔架山麓窑场密集；沿海的盐场“万灶晨烟熬白雪”。

仓廪实而知礼节，人口增长、经济发达因而有余力发展文教，此外，历代莅潮官员秉承韩愈善政，致力办好府县儒学，发展书院和社学、义塾，使潮州社会崇文重教的风气在宋代得到空前的提高。

潮州参加解试人数增加很快，数量十分惊人，以致试场无法容纳，贡院也即试场多次扩大、迁徙，后迁至北郭城外，广辞巨室，开东、西、南三门，规模达到一千三百楹。

据《三阳志》所载，宋绍定戊子科（1228年）潮州参加考试士子已增至6000人，淳祐庚戌科（1250年）竟超过1万人。这一记载不一定准确，但潮州一地儒学教育至南宋确已发展到高峰。其普及面之广，是广东其他各州郡难以比拟的。明嘉靖《潮州府志·选举志》载，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海阳人谢言以“草泽应诏，进士及第”，自此后到宋末止，考取正奏进士95名，特奏进士45名，总计140名。“这是一个骄人的数字，与唐代的三名进士（有些还不能确定）相比，确实不可以道里计，反映了本地科举史上的一段辉煌。”陈贤武说。

在宋代的潮州，各类学校纷纷建立起来，有官办州、县学4所，书院2所（韩山书院和元公书院），成为本地儒学教育的主干。受官方兴学热情感召，私人创办的书舍（书庄）、私塾之类的教育设施也不断出现，成为官学的重要补充。

以科举谋进取士大夫集团确立

夕阳下，昌黎路上的海阳县儒学宫古朴而庄严，红墙有些斑驳，游客穿过棂星门，走过状元桥、进入大成殿，一如数百年前的潮州学子。

据清乾隆《潮州府志》载：县儒学宫“旧在府治西偏附郡学右”。始建于南宋，宋绍兴年间县令陈坦迁到锦坊（即今址），后毁于火灾。明代重建之后，历代屡有增修，使海阳县学宫成为一座规模宏大、保存较完整的建筑群。沧海桑田，现学宫内仅存大成殿、大成门、状元桥、照壁和重建的棂星门、前后院的东西两庑泮池，还有明、清维修学宫的碑记6块，其余建筑、院落均已不存。但海阳县儒学宫仍寄托了潮州人对于学子登科的美好愿景。如今，许多潮州学子每逢开学或大考，仍会前往学宫祈求考试顺利、学业进步。

明初，朱元璋下诏天下州县皆立儒学，并建学校，延师儒，招生徒，讲道论德以复先王之旧。海阳县儒学宫是明初大规模修建的学校之一。经过了元代科举的消沉后，潮州科举在明代又迎来一次高潮。

经过明代前期的休养生息，潮州政治经济稳定发展，大量移民陆续外迁入潮。16世纪，韩江流域经济兴盛，工商业发达，货币经济增强，但传统农业模式面临困难。

据《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16世纪，征收赋税依据的图册已经徒具虚文，每十年续修也难有实效。赋役的繁重甚至令中小地主也难以承受。传统农业生产模式陷入“力作未足糊口”的困境。

摆在大量普通潮州家庭眼前的是两条路：一是求功名以取得社会地位，减轻赋役负担；二是从事工商业以提高经济地位，加强纳赋应役的能力。韩山师范学院教授黄挺认为，求学之风造成了16世纪潮州科举之盛，士大夫集团的形成，又在商业经济的背景下，触动了学术的发展。

明代，潮州共有160人考取进士，162人考取举人。正德元年（1556年）至嘉靖三十年（1551年），潮州府有45人考中进士，占广东进士总人数的24.1%。嘉靖十一年（1532年），海阳人林大钦高中状元，成为潮州历史上唯一一位文状元。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甲辰科，广东产生进士10人，其中7人来自潮州，即同榜进士林光祖、章熙、黄国卿、郭维藩、陈昌言、苏志仁、成子学等“明代前七贤”。崇祯元年（1628年）戊辰科有同榜进士辜朝荐、郭之奇、黄奇遇、宋兆禴、梁应龙、杨任斯、陈所献、李士淳，被称为“戊辰八贤”“潮州后八贤”。

“坊之多而知风化之美，巷之多而知民居之密，坊与巷俱以多为贵，而巷多又不如坊多之可贵。”23座牌坊在潮州古城的太平路上次第展开。昔日，潮州府古牌坊共有570座，至多3.3公里的府城范围内有103座，平均每平方公里建有牌坊29座。昔日长仅1.6公里的太平路上，有过43座牌坊，平均每35米就立有一座牌坊。

牌坊街上的牌坊多数立于明代，三世尚书、状元坊、理学儒宗、戊辰八贤……从牌坊名就可见牌坊所旌表的人物：四朝大老林熙春及其父亲与祖父、“穷不夺志”的状元林大钦、岭海士大夫仪表唐伯元、任职吴楚军务的林炳星……忠臣孝子、登科文人，一座座牌坊立起了一座崇文重教的潮州古城。

通过科举改变自身命运的士大夫，在功成名就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修族谱、建祠堂、置立族田嘉奖后生等。黄挺表示，登科举子通过封荫、免役减赋、宗族建设提高整个家族社会、经济地位。“宗族的建构不一定与士大夫有关。但只有士大夫才能够以国家文化正统保证宗族建构合法性，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在士大夫控制下的宗族，才可能成为国家文化正统控制地方社会的权力代理。

入明以后，潮州有许多宗族，例如凤陇薛氏、举丁翁氏、鹳巢李氏等，都是从一个普通的乡村家族，经过几代人的经济积累和文化积累过程，终于在16世纪前后在科名方面取得了成就。宗族与士大夫相互助益，促进正统文化在地方的构建与稳固。

科举衰落时代更迭

黄挺比较了清代潮州的进士数量，发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属于一个特殊的年份。

乾隆一朝进士考试，开科28次，1757年之前开10科，潮州登科进士52名；此后潮州登科进士仅10名。如果以1757年为界统计，上溯到顺治元年（1644年），进士考试开科66次，取士11425名，潮州登科进士107名；此后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恩科考试止，进士考试开科69次，取士15343名，潮州登科进士39名。

为何潮州进士数量在1757年后出现骤减？

地处韩江三角洲下游的澄海县，有久远的海洋经济传统。在明代海禁制度下，农业逐渐成为经济主流。建县不久，漳州月港开港，澄海的海上贸易复兴，即使在明清之交动乱中也未曾断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康熙撤销江、浙、闽三海关贸易，粤海关独存，广东地方的海上贸易得到更快发展。在澄海，海洋商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成为主流。科举随经济转型。整个清代期间，澄海县一共考上进士21人，其中前四朝登科的有20人，后五朝登科的只有1人。而若以1757年为界，此前澄海县登科的有16人，之后有5人。整个潮州的情况大抵如是，只有地处内陆的大埔县稍微不同。

“任何社会现象的变化，都和国家制度与经济运行有内在关系，人们会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相应作出自己的选择。历史上如此，现实也是这样。”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潮学研究院院长陈海忠认为，经过清初一百年休养生息，全国经济得到恢复，人口增长，老百姓不用再瞒报户口（因为新增人口不用再增加赋税，即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学额基本不变，科举竞争异常激烈，得到举人以上功名的难度非常大。“这也反映在清代的小说中，例如我们熟知的范进中举。这种情况全国皆然，潮州当然不例外。另一个方面是，乾隆朝的南洋大米贸易及重开的捐纳制度，给潮州等沿海港口带来了致富的机会以及在科场之外获得功名的机会。”

一个阻力，一个吸引力，形成了一个诡异的氛围，即潮州府的学校、书院、社学、私塾等办得蒸蒸日上，但大家并不热衷于科举，而是热衷于商业以及文化艺术，清代潮州的易学、诗文、绘画乃至各种工艺美术都有很大成就。

潮州人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方向：书院中的琅琅书声逐渐式微，精致华美的大厝竞相盖起，沿海的商埠相继建起潮州会馆。

陈海忠认为，这种氛围对潮州社会的影响很大，一方面推动了潮州社会商业化进程，是潮州商帮声名鹊起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又进一步营造了潮州社会崇儒重商的社会氛围，商人文人并非泾渭分明的两帮人，商人治学、文人营商都不是奇怪的事情，并逐步形成了清末新学以来潮州文化研究的传统。但是在另一方面，清代后期到民国时期，潮州人在政治上少有成就，在全国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几乎凤毛麟角。

光绪三年（1877年），潮州总兵方耀创建金山书院，倾注大量教育资源，来自当时广东文化学术中心广州学海堂的弟子陈维岳、廖廷相、吴道镕、温仲和相继担任该书院的掌教，另有一大批田产、行铺。方耀试图通过文教治理潮州，但一个时代即将落幕，金山书院并没有为潮州带来文教的复兴。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清王朝以期借由新学变革教育，其中提出：“中学堂内应附设师范学堂，以造小学堂教习之人才”。同年，金山书院改办潮州中学堂。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科举不再，但文教并未停止，“海滨邹鲁”仍给潮州留下了深刻印记，造就了崇儒重商的社会氛围，也影响着潮州之后的历史走向。

■观点

林伦伦：

家风教育应如“屋檐滴水”

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培养了潮州这种城市崇文重教的氛围，也留下了一个个书香门第与诗书传家的传承。国际潮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核心专家组成员林伦伦深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主持策划了《潮人好家风》丛书。在林伦伦看来，潮人有重视读书的传统，进行家风教育应像“屋檐滴水”，润物细无声地进行。

南方日报：如何看待潮汕地区的读书风气？

林伦伦：对于潮汕地区的读书风气，有文献记载的可以追溯到韩愈刺潮时所作的“传道起文”。韩文公起用潮州本地的进士赵德做助手，把文化教育的事情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落地生根。到了宋代，韩愈重视文化教育的教化终于开花结果，潮州也得到陈尧佐“海滨邹鲁”的称誉。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建设，潮州文教愈盛，形成了州府—县城—乡镇三级教育网络。

传统教育的真正普及，体现为教育场所的书斋和私塾化。有了钱要盖房子，潮人总是把书斋发展规划在建筑里面，把教育当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晚清未有新式学堂、学校之前，潮汕子弟的启蒙教育都是延请名师在书斋、私塾中进行的。“三阳及澄饶普惠七邑，闾阎饶裕，虽市镇也多鸟革瀈飞。家有千金，必构书斋，雕梁画栋，缀以池台竹树。”学生先在书斋课授，到了较高学段才到乡校就读。随着民国后新学的兴起，城乡各地新型学堂、学校才逐渐取代了书斋。

我认为，潮人重视教育的风气，来自政府的重视、教育机构的建设和逐步推广，人民群众对教育内容重要性的高度认识，促使其普及化，孔夫子“诗礼传家”的优良教育传统终于成为潮人家风建设的共识。历经千年传承，弦歌不辍。

南方日报：当下传承家风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林伦伦：去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印发，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强调家庭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传承与弘扬的重要价值，家风正，家庭才能人才辈出；家风正，政风才能好！所以，在古代儒家的理政观念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是放在前面的。我们学习了《习仲勋的家风》更深刻地认识到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家风教育上到党建工作、干部培养及其成长，下到每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的教育和成长。

南方日报：当代家庭应该如何做好家风传承？

林伦伦：当代家风建设的问题，是个关乎每个社会细胞——家庭的问题。家风好了，后代的培养和成长才能有好的结果。这是上一代人影响下一代人的问题。我们常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在孩子还没有踏进学校大门之前，家庭里的学前教育就开始了。家长对孩子的知识教育和“三观”教育，有不少是在家里“润物细无声”地进行着。家长读书，孩子也跟着读书；家长欣赏音乐，孩子也跟着听；家长孝敬长辈，孩子也看在眼里。反之，家长打牌搓麻将，孩子也在一旁凑热闹；家长三天两头吵架，孩子受到惊吓不说，也会养成爱说粗口、吵架的话习惯。潮州话谚语说：“临檐水，点点滴，滴滴无差池。”用屋檐滴水、水滴石穿的自然现象来说明家庭教育，或曰家风建设的持久性和重要性，带有较强的哲理性。

除了饶宗颐、詹安泰等老一代学者外，当代的潮籍长江学者陈平原和吴承学教授，都无不在文章里谈到家庭、父亲对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书香门第就是这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