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这本书。前面我们介绍了，优绩制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它为赢家和输家，成功者和失败者划出了一条界限，区分了赢家和输家，区分了成功者和失败者，更重要的是，优绩制强化了努力和成功之间的关系，并赋予了成功者和失败者以道德和情感偏见，正是这种偏见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的鄙视和怨恨，最终导致社会的撕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优绩制对西方政坛的深刻影响。
刚刚宣布离职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政府，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精英政府。在英国只有7%的人上过私立学校，不到1%的就读于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但在2019年在约翰逊的内阁中，有2/3的人上过私立学校，近一半的人是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的毕业生。
二战以来，英国大多数保守党内阁部长和工党政府中约有1/3的部长都有私立学校求学背景。但二战以来最成功的一届英国政府恰恰是文凭资质最浅、阶级代表性最广的。1945年上台的英国艾德礼领导的工党，被认为是二战以来最成功的英国政府。但艾德礼的内阁部长中只有1/4就读过私立学校，这一比例低于此后任何一届英国内阁，他的内阁中甚至有7位部长当过煤矿工人。
当然，不仅仅是英国，优绩至上的精英政治普遍存在于今天的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奥巴马对高学历精英人士的偏爱就是典型代表。在他第一个任期中，他任命地管理团队中，有1/4与哈佛大学有某种关系，要么是校友要么是教师，最早任命的人中超过90%拥有高等学位。在他第二个任期中，内阁成员中2/3的人曾就读于常春藤盟校，21人中就有13人曾经就读于哈佛大学或者耶鲁大学。
桑德尔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管理政府通常是可取的，只要他们拥有良好的判断力，并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感同身受，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和公民美德。但历史表明，声名显赫的学术资历与实践智慧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精英政治的问题在于，优绩制下产生的精英群体，一个占比非常小的群体，他们的生活和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是完全脱节的，但却广泛地代表和领导着所有阶层的美国人。其次，优绩制选出了成绩最高的人，最聪明的人，未必就是政治管理中最好的人，最合适的人选。
在畅销书《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中，作者指出，美国肯尼迪政府拥有豪华文凭的精英团队，但却带领美国陷入了愚蠢的越南战争，奥巴马团队也一样，他们都是常春藤盟校的高材生，但却在金融危机中，坚持以对华尔街友好的方式来应对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并没有追究华尔街金融家们任何责任。桑德尔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美国政坛事实表明，最聪明的人，未必能做出最好的决策，但他们很可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
更重要的是，在优绩制的精英文化中，人们普遍把成绩上的“优异”和智力上的“聪明”，等同于事实上的对错和道德上的正当，这种思维也深刻地体现在日常语言中。在美国20世纪80年之前，美国总统很少使用“smart”这个词，也及时“聪明的”这个词，但是在最近的几届美国总统，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在竞选演讲中，克林顿和布什使用这个词超过450次，而奥巴马甚至用了900多次。
在日常语言中也有同样的趋势，有统计，在书籍中，smart的使用量从1975年到2008年，增加了3倍，而相对应的愚蠢这个词也增加了一倍；在《纽约时报》中，smart这个词出现的次数，从1980年到2000年增加了4倍，到2018年又增加了1倍。
在日常的语言中，奥巴马也频繁使用“smart”这个词，比如他常说：聪明的外交、聪明的监管、明智的教育投资、明智的移民政策，明智的能源政策等等，逐渐地“聪明和明智”，“ 聪明和好”，“ 聪明和正确”就绑定在一起。比如奥巴马和克林顿经常为他们支持的政策说：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明智的。
桑德尔指出，作为评价性对比，聪明对愚蠢，开始取代道德或者意识形态的对比，比如公正和不公正，对和错，正确和错误。这是一种危险的关联。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有人要求奥巴马说出他的外交政策原则，他用一句话直截了当地总结说：“不要做蠢事。”，在精英们谈论“明智的政策，“聪明与愚蠢”的时候，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表达中的傲慢态度。2018年桑德尔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中就明确指出正是这种“优绩制的傲慢”，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分化，促进了民粹主义的兴起。
桑德尔指出，在今天美国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分歧，已经是西方政治中最深刻的分歧。2016年，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有2/3投票支持特朗普，希拉里赢得了超过70%的高学历选民的支持。选举研究发现，教育而不是收入，能最准确地预测特朗普的支持率。在收入相近的选民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投票支持希拉里，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投票支持特朗普。
难怪特朗普在庆祝他早期初选胜利时宣称：“我喜欢受教育程度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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