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天亮

原中国实业银行办公大楼

由中国实业银行的名称可以想见，该行创办的动力在发展中国的实业。 在当时实业救国的浪潮中，身为中国实业银行主要创办者的周学熙，也是实业救国的身体力行者。 他在天津创办有多家企业，如1906年创设的启新洋灰公司、1907年创办的开滦矿务局、1915年创办的华新纺织厂。 要维持这些企业的正常运转，并不断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资金保障，这就促使周学熙热衷于创办中国实业银行。

1915年，时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与当时在政治实业界知名之士如熊希龄、言敦源、龚心湛、李士伟诸氏，以为救中国须从振兴实业着手，所以为使命的唯一银行即中国实业银行，资本总额为一千万元。1915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财政部为辅助实业发达起见，在北京设立民国实业银行筹备处，发起人为熊希龄(曾任国务总理)、钱能训、周学熙(曾任财政总长)、李士伟(曾任中国银行总裁)，筹备处主任李士伟，副主任巢风岗。是年12月25日改称中国实业银行筹备处。嗣后，因袁世凯称帝发生政变，筹备工作停顿。直到1919年3月又经原发起人重议进行，筹备处亦由北京迁至天津。同年4月26日中国实业银行才正式开业，总行行址设在天津法租界12号路（今解放北路）。开业时资本实收额为三百五十万七千四百元。另设天津分行，后迁英租界领事道（现大同道21号）。

周学熙（左）、钱能训（右）

由于得到北洋政府的支持享有钞票发行权，在酝酿钞票所采用的图案时，自然想到了《耕织图》，《耕织图》是南宋绍兴年间画家楼俦所作，天子三推，皇后亲蚕，男耕女织，这是古代美丽的小农经济图景。中国实业银行之所以选择《耕织图》作为该行发行钞票的唯一图案，也是出于要改变当时积弱中国之现状，必先振兴实业的宗旨。男耕女织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事关国计民生，这与该行振兴实业的宗旨契合。钞票发行后便立即在开滦和启新矿场上使用。

及至1924年，发行新钞时又改用《龙马负图》图案。相传在伏羲氏时，伏羲氏教民“结绳为网以渔”，养蓄家畜，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生活条件。因此，祥瑞迭兴，天授神物。有一种龙背马身的神兽，生有双翼，高八尺五寸，身披龙鳞，凌波踏水，如履平地，背负图点，由黄河进入图河，游弋于图河之中。人们称之为龙马。这就是后人常说的《龙马负图》。后人在伏羲氏龙马负图处修建了负图寺。以纪念伏羲氏开拓文明的功绩。而要振兴实业，必须要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周学熙、熊希龄、龚心湛等发起人认为中国实业银行正是肩负起这一使命的银行。与此同时，该图案也使人们联想到当时启新洋灰公司所使用的“飞马牌”洋灰，说明它们属于同一系统。钞票背面则采用《万里长城》的图案，大概含有众志成城，振兴实业的寓意吧。

负图寺

中国实业银行虽名为“实业”银行，但仍从事一般商业银行及储蓄、信托、仓库等业务。因为赋有扶助工商、发展实业的目的，所以在创立时期，首先办理保险仓库业务。其后，各银行附设保险仓库的很多，但在中国创始的，实以中国实业银行为嚆矢。此外，还投资工矿企业，涉及煤矿、水泥、火柴、纺织、卷烟等行业。因此对于华北、华中的纺织工业也尽其扶掖之力。业务较为发达。1920年特准发行钞票，头一年仅发行4万余元，后来逐年增加，至1927年已达756万元。20世纪30年代初期，该行存款已超过4000万元，在全国重要商业银行中列第八位。1935年以后，因国内工商业凋敝，其以扶植工商事业者转因工商业之不景气而蒙受影响。该行所发钞票，在市面流通颇广，到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以前，发行额竟达4400余万元，嗣因当时主持人经营失宜，发行过滥，准备空虚，所以发生挤兑。国民政府财政部乘机对其进行改组，迫令原总经理辞职，另派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胡祖同任该行总经理。不久，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取消了该行的钞票发行权。至此中国实业银行历年所发行的钞票总共有1922年由财政部印刷局印制的图案为男耕女织的钞票、1924年美国钞票公司印制正面图案为河马负书，背面为万里长城的钞票、1931年由美国钞票公司印，票面图案与1924年版相同，背面为行屋的钞票和1935年由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一种钞票四个版本，其中1935年版，因币制改革而未予流通。此外，在正式发钞之前，还曾于1920年，发行过实业流通债券。

据该行记述:“本行在战前总、分、支、处，共计二十四处。分设地点多在京（南京)、沪、平（北平、浦（浦口）路线及沿江沿海等市市区。”其实该行实际所设分、支、处总数要多于上述统计。

中国实业银行纸币

1937年3月国民政府进一步饬令该行改组，改为官商合办银行。将原有商股资本经官方折减为一五折，计526110元，另由国民政府以复兴公债抵充，加入官股3473890元，合成资本总额400万元。国民政府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傅汝霖氏出任董事长，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胡祖同兼任总经理。改组后，与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合称“小四行”。当时行中正值风雨飘摇之际，傅氏之锐意经营，加强人事管理，积极振兴业务，一切渐趋稳定。孰料抗战突临，原定步骤无法实施，且随时势之推移，不能不急作应变之处理。于是一面撤退沦陷区各行处分别裁并；一面总行西迁。1937年“七·七”事变后，总行随政府迁至汉口，再转香港。同时在重庆设立分行及办事处。“以作整个组织之联系。”1940年间，侨商拟向国内投资，请将官股转让侨商承受。奉令准侨商股本加入，遂将资本总额增加为八百万元。内商股四百五十万元，官股三百五十万元。全行职员共六百余人。除原创办股东多数散布平、津、青、济等处外，余者多在上海及华南等处。股东股额为零星，共有五百余户。“数年间，沿海各分支行、处均随战争之转进而陆续撤退。重于西南桂林、梧州等地新设机构，拓展业务。与东南之福州、温州等地行处取得联系，协助各地生产事业亚投资川中工矿事业，在艰苦中始终与实业方面密切合作。行中业务亦赖傅氏悉心筹划，由艰难而稳定，亚已由稳定而步入复兴之途。古所谓:无昏昏之行者，无赫赫之功。其获有今日之成就者，固非一蹴而就也”。

自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实业银行加强了生产投资。遵照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银行“对后方生产建设事业凡有关国计民生著有成绩之公司、厂号，曾量力参加投资，从事辅助，计先后投资合共国币七.一三八.九六九.一七元。共分配如下：（一）工矿事业如华安矿业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四川水泥公司等，计共四.二一八.0一八.四0元；（二）交通事业如川黔铁路公司等，计共一七一.四00.00元；（三）专卖事业如贵州仁边官盐运销处，计一.七六0.000.00元；（四）其他企业如中国毛纺织厂、建业企业公司及新中国建设公司等计共九八九.五五0.七七元。”

旧股东对1937年被迫折减股额及1940年加入侨商股本，表示不满，一再争执，最后于1945年间商得折中办法：将资本额增为一千二百万元，内商股应增之部分尽量由旧商股股东分得之，俾得将前被折减之股额恢复原额。时曾在四百万元中提出十分之一，计四十万元，分给在行多年，且有劳绩之同人，以为奖励。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总行又迁至重庆。为了便于统筹协调，遂将重庆分行与总行合并，奚伦任总经理。正如该行当时小结的那样：“遂将渝行归并总行，并次第添设桂林分行及柳、梧两办事处。诚以于播迁之中未敢稍忘行基之树立而谨遵国策，吸收游资，经营国内汇兑以协调工商事业，尤为本行数年来兢兢之以为之者也。是以行基日固，成绩差具”。1943年3月，该行因交通不便，调度困难；为便于业务处理，于沪、津、港三地设立总行办事处。抗日战争期间，该行划分为华北三行（京津青），沪宁两行和在渝总行各自独立成鼎足之势。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总行迁回上海并接收沦陷区各分支行。

1945年抗战胜利后，总行随即迁沪。次年，股东会决议增资为一千二百万元。于1947年增资完成，资本额为一千二百万元，内商股资本约为七百万元，官股资本约为五百万元。至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复经调整资本为金圆二百四十万元，内商股资本为一百三十七万三千元，官股资本为一百零二万七千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派陈先生特派员到行监管行审查该行官股，连同查明之官僚资本部分共作资本总额百分之四十九以上，其余部分为商股。随后，原代表伪国民政府之官股董监事均被解除职务，改为公私合营银行。1950年改选董监（事），重行调整资本为人民币三十六亿元，实收资本十二亿五千六百万元。

1951年5月27日，该行与新华、四明、中国通商、建业五家银行组成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于1952年12月并入在北京成立的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另外，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该行成为在人民银行领导下的监理行，营运资金为旧人民币2400万元，但业务无甚开展。4月，天津分行奉准办理区外汇兑，吸收存款，酌做放款，业务逐渐好转，并复经核准为外汇指定银行，开始办理外汇业务。天津市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又奉准为法人经纪人，恢复原有代客买卖证券业务。1951年奉令撤销监理。同年12月成立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天津办理处，至1952年12月15日与天津其他银行一起并入公私合营银行天津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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