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玛丽亚·索的家人发布讣告：“慈母玛丽亚·索老人因年岁已高，各项身体机能逐渐衰竭，于2022年8月20日2点27分仙逝，享年101岁。最近，虽然身体状况不好，但还是想上山去看看她养了一辈子的驯鹿，只想回到驯鹿身边。最后，母亲在猎民点安详离世。”

她曾是茅盾文学奖《额尔古纳河右岸》主人公的原型，同时，也是纪录片导演顾桃镜头下，用八年时间记录的平和的老人。

玛利亚·索带领的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部落，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被人们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玛利亚·索是营地的核心和最受尊敬者。她的地位与权威，不仅因为她的年长，也来自于她以往的善于打猎和管理部落的经历。

玛利亚·索说：“一想到鄂温克人没有枪，没有放驯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梦都在哭！”

顾桃导演感慨道：“所有已在天堂的老猎和神鹿，都会陪伴百岁老人玛利亚·索安息。”

来源：方圆（fangyuanmagazine）

玛利亚·索是使鹿鄂温克人的额尼，外面的人都称她为“酋长”。

文｜方圆记者 靖力 摄影｜顾桃

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出发，过满归，到敖鲁古雅，火车一路向北，深入大兴安岭的神秘深处，这可能是探访鄂温克族的唯一路线。

鄂温克族，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山林之中，目前只有大概3万余人，一部分目前居住在根河市，分布于敖鲁古雅定居点，以及阿龙山镇的一些猎民点。因为这部分鄂温克人以养驯鹿为生，所以人们又称他们为使鹿鄂温克人，他们养驯鹿的历史至少有300年。

玛利亚·索口中的驯鹿王国

2011年9月29日，大兴安岭下了两周的雪终于停了，但天气仍然还很阴冷。被称为“鄂温克族最后一个女酋长”的玛利亚·索搓着手上的面，看着外面阴沉的云，没有任何表情。叫“强纳咕”的小鸟好像也不再来了，不再飞到玛利亚·索的手里拣瓜子。

这一次，惯于沉默的玛利亚·索终于在其二女儿德克莎的陪伴下，面对着导演顾桃的镜头，开始讲述自己近一个世纪的森林生活，以及她所热爱的曾经的驯鹿王国。

没有一个人比玛利亚·索更了解使鹿鄂温克族部落。她90多岁了，鄂温克人中没有比她更年长的，她是族人们的酋长，被族人看作活着的图腾。

玛利亚·索从能牵鹿开始，就跟着父母出去打猎，帮着喂鹿。20岁出嫁时，家里人为她出了6头鹿作为嫁妆，当时家中一共就十几头鹿，算条件相当好的了，很多姑娘都没有鹿作为嫁妆。玛利亚·索的丈夫是个有名的猎手，能找驯鹿，也顾家。

年轻的时候，玛利亚·索跑得很快，连男人都佩服她。有的小驯鹿刚出生不让人碰，疯跑一气，只有她能追上。40多岁的时候，是玛利亚·索鹿最多的时候，多得怎么抓都抓不过来，目之所及尽是鹿群。

玛利亚·索告诉顾桃，鄂温克人是非常看重驯鹿的人，有了驯鹿，才能过得踏实。鄂温克人使鹿使用半野生饲养方式，即无人看管，自由寻食，不用在外，用时找回。驯鹿的生存繁衍，基本靠的是自然条件。鄂温克人只养鹿，并不杀鹿，更不吃鹿，即使死掉也不吃，因为驯鹿对他们来说就是朋友。

为了找驯鹿，玛利亚·索曾经在林子里走几天几夜。现在树林被砍得多了，苔藓也少了，地衣植物是驯鹿主要的食材，它们采食范围不断缩小，通常要走很远去觅食，所以驯鹿也更不好找了。

鄂温克人同其他居于森林中的民族一样，喜欢狩猎。玛利亚·索回忆，到了冬天，大人们就漫山遍野地去打猎，他们把冬天叫做“打灰鼠的季节”，整个冬天鄂温克人都在牵着驯鹿搬家，哪里有灰鼠他们就搬到哪里。

鄂温克人打猎用的猎枪基本都是自己买的，上世纪60年代，政府还发了枪。玛利亚·索说，那时候，政府对鄂温克人一直都挺好，逢年过节，当官的都来探望，还曾给每家都发了一顶新帐篷，包括现在都还在用的铁皮炉子。

后来，玛利亚·索当上了“额尼”。所谓“额尼”，也并非什么显赫的职位，其实就是族人对她的尊称罢了。鄂温克人的事她知道的比谁都多，所以她就是额尼。额尼非常讨厌酒，她5个子女中的两个都是醉酒后意外身亡的，但鄂温克人本性又嗜酒如命，所以额尼总是把酒藏在树林里。其他族人们喝酒都得背着她喝，偷她藏起来的酒喝。在玛丽亚·索面前喝酒，轻则会招来一顿骂，重则会飞来随便的一个什么东西，砸在头上，比如手电筒，木头棒子之类。

找酒也是一种天赋

众多偷酒喝的族人中，柳霞是最能找酒的一个。

柳霞是鄂温克第一代女画家柳芭的妹妹，她的弟弟维佳也是画家。柳芭是鄂温克的第一个大学生，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到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做美术编辑。柳芭不喜欢城市的生活，1992年她回到山里生活。然而，山上没有音乐、电视和美术展，失去了生活兴趣的柳芭开始酗酒。2003年夏天，有人发现柳芭淹死在不到膝盖深的哈乌河里，岸边还有一堆没洗完的衣服和一个装过白酒的空矿泉水瓶。

维佳和安道在帐篷里喝酒，聊着一些有的没的。

柳霞和姐姐嗜酒如命的特点如出一辙。她的丈夫死于车祸，自己一个人抚养儿子雨果，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得醉醺醺，所以在政府的帮助下，雨果被送到了无锡一个私立学校寄读。

雨果走后，柳霞更爱喝酒了。她知道玛丽亚·索把酒藏起来了，就以找鹿为借口出去找酒。有时候，早上4点她就出去，到中午就很满足地摇晃着回来，维佳看到了，就大声呵斥：“又玩高了你！”之后轻声地说：“你告诉我在哪儿找到的酒……”

柳霞找酒的技术很高，这也是一种天赋。曾经有一个从哈尔滨来阿龙山猎民点研究动物的小伙子，爬到树上把酒藏起来。结果等他想喝去找的时候，柳霞早已把树锯断，把酒喝掉了。

在顾桃看来，喝醉了的柳霞倒是有一些诗人的气质。拍摄《雨果的夏天》的时候，顾桃去看柳霞，柳霞喝了酒坐在木桩上，阳光非常耀眼。她不断地叫着雨果的名字：“雨果就是太阳，雨果就是喜温，是雨果照耀了世界，整个大地都是雨果的，雨果是有翅膀的，看见太阳就是看见了雨果，太阳是我的儿子，雨果你怎么不来啊！”

尽管酒赐予了鄂温克族人力量与勇气，但过量的饮酒却在侵蚀这个民族的骨髓和灵魂。一份针对鄂温克族人的研究数据显示，自使鹿鄂温克人定居敖鲁古雅40多年以来，因酗酒而导致直接死亡的有14人，因酗酒后失控发生的冻死、烧死、自杀、他杀、失踪、溺水有47人，两者相加即因酗酒而直接、间接死亡的有61人，年均死亡1.5人，而且大多数是青壮年。而整个使鹿鄂温克人部落才只有数百人。

没人知道鄂温克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嗜酒的，滴酒不沾的玛丽亚·索说，过去只有在过节或来客人的时候，大家才聚在一起喝酒，而现在好多人一年到头就喝酒，永远没有清醒的时候。

搬迁后的使鹿部落

2003年的秋冬，是所有使鹿鄂温克人都难以忘记的季节。从8月10日开始，敖鲁古雅乡的498名使鹿鄂温克人陆续从大兴安岭森林深处走出来，迁往根河市政府安排的生态移民定居点。

8月16日，首批下山的11户37名使鹿鄂温克人全部安顿在了根河市西郊的西乌旗亚河畔，曾经的根河林业局第三车间（林场）。新定居房的构造和城镇人住的基本一样，水泥房，有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还有一间小屋，用来放置杂物。政府已经在房屋上预装了有线电视光缆和暖气管道，附近还有卫生所、敬老院以及小学等设施正在建设。

敖鲁古雅民族乡乡政府办公室主任庄会宝说，之所以要进行生态移民，是因为那些年来鄂温克民族乡水害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林间可猎物锐减，猎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而新定居点为猎民们准备了配有现代生活设施的62户新住宅、占地1.68万平方米的8间标准化鹿舍，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生态移民完全是出于要提高使鹿鄂温克人生活条件的考虑。

这是让许多当地原住民嫉妒不已的优厚待遇，但猎民却不这么看。抗拒最厉害的要数玛丽亚·索。搬迁的时候，全乡231名使鹿鄂温克人都按了手印，但玛丽亚·索没有按。有人说老人是舍不得鹿，其实她是舍不得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早在2003年生态移民之前，使鹿鄂温克人就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府主导的移民定居活动。

第一次是在1959年，在政府的帮助下，使鹿鄂温克人中的一部分定居在了额尔古纳河畔的皮毛山货集散地，住进了当时国家拨专款建造的“木刻楞”（一种俄式小屋）里。但当时的定居并不彻底，大部分猎民只是把“木刻楞”当做下山交易时的歇脚点，平时依旧住在山里，保持原有的游猎生活。1965年，政府安排了第二次定居，在敖鲁古雅建了33栋“木刻楞”新房，并在满归建立医疗、粮店等服务设施，同时为猎民开辟了新猎场，配发了新的枪支和子弹。

两次定居都称不上真正的移民定居，有学者称这两次定居分别为“定而不居”和“居而不定”。但是移居敖鲁古雅对使鹿鄂温克人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加强了鄂温克人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改变了鄂温克人传统的狩猎生活。

从1965年开始，绝大多数鄂温克人搬进了建在大山外的猎民新村，过着和现代人无异的生活。但玛丽亚·索一直拒绝，在她的世界里，茫茫的原始森林才是鄂温克人的归属，年轻的鄂温克人也一样，但他们对山下的花花世界充满迷恋。

搬迁后，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驯鹿圈养，驯鹿喜欢吃一种叫“恩靠”的地衣植物，新定居点没有这种植物，驯鹿的日子不好过，很多都死去了。还有生活习惯的问题，使鹿鄂温克人喜欢居住在撮罗子里，吃饭睡觉都席地而坐。撮罗子是鄂温克族的一种原始房屋，一般用20至30根落叶松木搭建成圆锥状，上面盖以桦皮、帆布、兽皮。鄂温克人住在撮罗子里是有很多禁忌与讲究的：例如北边的铺位只供男主人坐卧，女人和小孩只能睡到右边的铺位；铺位与门之间的空地，是烧火取暖做饭的地方，女人和小孩不能越过……然而，自从住到水泥房以后，这一切都无法再继续了。

拉吉米和老伴玛丽亚·索 得可沙提供

迁回山上的使鹿鄂温克人也不见得比居住在定居点的族人过得好。因为森林植被的破坏，驯鹿要觅食需要到森林深处，离猎民点越来越远，猎民要找回驯鹿越来越困难；而没了猎枪，猎民们无法通过打猎来维持温饱，也难以应对熊等威胁；住在山上的使鹿鄂温克人近年来就只能通过卖驯鹿茸挣一点钱，但是鹿茸产量很低，他们的经济情况也就很拮据。

“化冻的冰河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为山林的孩子引导回家路，我也是山林的孩子，于是心中就有了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森林，母亲的河，岸上有我父亲的桦皮船，森林里有我母亲的驯鹿……”这是维佳和鄂温克人对山林的共同记忆，2003年搬到山下后，这种记忆在慢慢消失。住在定居点，抑或回到山林，对于使鹿鄂温克人来说，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特别感谢导演顾桃对本文的贡献。）

节选自封面报道《徘徊在定居与游猎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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