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曾感慨万分地说过：“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3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14年苦斗。”

彭真

自1939年以来，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极其困难的时期，部队大量减员，给养、物资的筹集极端困难。东北抗联各军为了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决定改变游击运动的战略布局和活动方式。而要完成这一转变，首要的就是要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和实现东北党组织的统一领导。

为了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实现东北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中共吉东、北满省委重要负责人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等都先后过界赴苏，寻找中共驻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或者期望通过苏联方面的渠道，转达东北党组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些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1939年9月，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冯仲云过界到达苏联伯力城（今哈巴罗夫斯克），和苏联远东有关部门进行磋商。冯仲云要求苏方协助召集北满、吉东党的扩大会议，以便决定吉东、北满党的统一合并，二、三路军的合并和统一。苏方接受了冯仲云的建议，表示将指定专人负责，在政治、组织、军事上对抗联部队给以最大的帮助，并决定派人送信给周保中，请他前来伯力参加会议。这时赵尚志也电请苏方，要求过界赴苏，苏方回电同意。1939年11月和12月周保中、赵尚志先后到达伯力。

1940年1月24日，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在苏联伯力召开。3月19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主要解决同苏联远东党和军队建立临时指导关系的问题。中方参加会议的有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苏方参加会议的有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军代理总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以及伯力、双城子（今沃罗什诺夫）驻军负责人等。

周保中

经协商，双方确定在不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之下，建立苏联边疆党组织与远东红军对抗联临时的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苏方指定王新林作为苏联边疆党和远东军的代表，直接同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建立固定联系。

1940年冬，抗联三个路军的主力部队陆续撤入苏联境内进行野营整训。由于“伯力会议”之后抗联与苏联远东党和军队达成了相互支援、互相合作的协议，因此苏方对于转移到苏境内的抗联部队提供了多方面的便利条件。越境部队在双城子和伯力附近建立了南、北两个野营（当时亦称为“东北抗日联军临时驻屯所”或“训练处”)。

北野营（ A 野营）位于伯力城东北75公里处。集中在北野营的主要是第二和第三路军部队的人员，约三四百人。南野营（ B 野营）位于海参崴和双城子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集中在南野营的主要是第一路军部队的人员，另有二路军一部，约300人。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抗联部队的领导人认为非常需要把目前“硕果仅存”而又分散在南北两个野营的以及在苏联集体农庄劳动或做侦察工作的抗联人员全部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学校机构或者是教导团的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并就此与苏联红军方面协商。

1942年7月16日，王新林通知周保中、李兆麟（当时名张寿），苏方同意把东北抗日联军南北野营及在东北活动的抗联人员统一编为一个旅。

李兆麟

关于这个旅的建立，王新林提出：

第一，编队的目的是要培养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军事政治干部；

第二，旅的任务是在东北转入直接的战争环境时，发展积极有力的游击运动；

第三，中共党组织的关系和中共政治路线不变更，今后的工作、活动，苏方不但不限制其独立活动性，而且旅的部队还要加强自己的独立活动性；

第四，旅长及其以下主要军事政治干部由现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干部充任。

7月22日，苏联远东方面红军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接见了周保中、李兆麟，并以司令部名义委任周保中为教导旅旅长，李兆麟为政治委员（后改为政治副旅长），金日成、王效明、许亨植（李熙山）、柴世荣分任各教导营营长，安吉、金策、季青任各教导营政治委员（后改为政治副营长）。

阿巴纳申科还就教导旅提出如下建议：

（一）中国旅（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之成立，在于培养东北各省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军事干部，“一旦满洲……处于新（的战争）环境时，中国特别旅应起重大作用，成为远东红军与中国红军之连锁”，使东北人民从日寇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教导旅必须加速训练，做好战争准备。

（二）对于教导旅培养的政治军事干部，不但要他们领会战略战术和游击运动的原则、原理与经验，同时必须精通现代各种兵器技术技能。

（三）特别注意构成战斗的神经系统的通信联络，培养众多的无线电通信技术干部。

金日成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宣告成立，教导旅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副参谋长崔石泉。旅以下编四个教导营、两个直属教导连（无线电教导连、迫击炮教导连，1944年又增设自动枪教导连）。每营两个连，每连三个排。

第一教导营以第一路军人员为基干组成，营长金日成，政治副营长安吉；第二教导营以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为基干组成，营长王效明，政治副营长姜信太；第三教导营以抗联第三路军人员为基干组成，营长许亨植（因牺牲未到职，由王明贵继任），政治副营长金策；第四教导营以抗联第二路军第五支队以及第一路军一部为基干组成，营长柴世荣（后为姜信太），政治副营长季青。全旅共有官兵1000余人，其中苏籍官兵300余人，抗联部队700余人。

教导旅按苏军步兵装备，服装等均按苏军陆军官兵供应标准供应；抗联人员正排以上干部授予军官衔，薪金待遇与苏籍同级军官相同。

抗联教导旅在名义上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了“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步兵特别旅”，又因其由中、朝、苏三国人员组成，故又称“国际旅”)，但是在内部仍然保持抗联的独立性，保持抗联单独的组织系统，执行抗联独立的政治军事任务，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进行抗日游击活动等。同时，教导旅又是一所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为将来抗联队伍的扩大准备骨干力量。东北抗联教导旅在完成上述使命的过程中，得到了苏联远东军的指导和帮助。

1942年9月13日，教导旅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正式取消中共满洲省委撤销东北党组织三个省委的建制，统一建立了“独立步兵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崔石泉，副书记金日成、金京石。东北党委会下属包括在野营和派遣到东北进行小部队游击活动和执行其他任务的中共基层组织。东北党委会执行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它同教导旅内的联共组织，既保持工作上的互相联系，又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抗联指战员常年在东北战场上与日伪军苦斗，难得有学习和训练的时间，因此他们都十分珍惜在野营和教导旅的整训。

抗联部队的整训，首先是营建劳动。他们开荒种地，建造营房，采石铺路，并制造桌凳等各种用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开荒百余亩。建起了三座营房以及其他设施，基本满足了官兵们学习、生活、训练等的需要。

在营建期间及其以后，他们除了劳动以外，还抽出部分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政治文化学习按文化程度高低分为两组。学习的主要内容有：联共（布）党史、社会发展史及斯大林的讲话、报告、文章。为了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他们还着重学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战员们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办法和渠道，搜集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

当时所发的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和其他学习材料主要有：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以及《论持久战》的有关章节、《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央《加强党性锻炼》、《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周恩来《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斗争》、朱德《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

这些文件和著作的学习，使教导旅指战员不仅了解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形势，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而且也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改进了作风，增强了团结。

抗联部队人员身居异国他乡，但他们的心却始终向往着延安，怀念着祖国，怀念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每个连队的俱乐部里都挂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画像，表达着抗联指战员对祖国、对党的深切怀念。

为了肩负起未来的光荣使命，教导旅对于军事训练十分重视。教导旅的军事课程由苏军军官担任教官。教导旅要求官兵刻苦训练，练成超等的射击技术，达到百发百中；还练习跳伞空降技术等。此外，教导旅对于侦察勤务、步哨勤务、传达勤务，游击队的战术、战略和战法问题以及对于正规军作战的关系问题，军队的一般管理问题等方面的学习和训练，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还抽调了20余人组成无线电报报务训练班，专门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培养了一批水平比较高的收发报人员。

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东北党委会和教导旅积极准备参加全国抗战总反攻的伟大战斗。

1945年7月末，中共东北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决定对东北党委会进行改组：将东北党委会原有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准备随同苏联红军反攻中国东北，另一部分则准备返回朝鲜作战。反攻东北的部分组成新的东北党委会（辽吉黑临时党委会），由旅长周保中兼任书记，委员有冯仲云、李兆麟、卢东生、姜信太、金光侠、王效明、彭施鲁、王明贵、王一知、刘雁来等13人。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政府于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向侵略中国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全线进攻。

苏联出兵以后，经与苏联远东方面军协商，双方根据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共同商定抗联部队的任务如下：随同苏军反攻东北后，迅速抢占战略要点，接收东北；抗联干部在各战略要点的负责人分别担任该地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协助苏军占领和管理新解放的城市，肃清敌伪残余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维持革命秩序；利用既是抗联人员，又是苏军人员这一有利条件，建立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

8月10日，抗联教导旅在驻地召开了反攻东北、配合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动员大会。周保中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全体指战员为消灭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英勇战斗。

在苏联红军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下，日本关东军迅速土崩瓦解。为了迅速及时地接收东北，抗联教导旅部队于1945年9月初分四批先后到达东北各地。第一批：李兆麟、王效明、姜信太等共170余人分赴哈尔滨、吉林等地；第二批：由彭施鲁带队，飞赴佳木斯地区；第三批：由周保中、冯仲云率领，分赴长春、沈阳各地；第四批是王明贵、王钩、陈雷、范德林、董崇彬各组，分赴齐齐哈尔、绥化、大连等地。四批共分布在57个战略要点。

到达各点的抗联部队迅速投入了从日伪军手中接收东北的紧张工作。他们首先接收了军政、宣传、警务、通讯等要害部门，协助苏军在这些地区建立起警备（卫戍）司令部，随后便开始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为建立东北根据地做准备。

在建党方面，先后建立了中共松江地委以及哈尔滨市委、珠河等县委，沈阳地委、齐齐哈尔市委、黑龙江地委、佳木斯地委、牡丹江地委、吉林地委、延吉地委等地方党委。同时，他们还积极寻找、联络原抗联和党的地下组织隐蔽下来的同志以及从关内派遣来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他们结合在一起，形成各个战略点的核心力量。

在军队建设上，他们以抗联部队为基础大力发展人民武装，取得了很大成绩。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投降，人民军队的任务已不再是抗日，而是保卫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他们决定将东北抗联更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周保中为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自卫军在各大战略要点建立了各地区的“人民自卫军司令部”。

到1945年10月，东北人民自卫军编队人数达四万余人。在建立政权方面，由于受当时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影响，我党不便公开建立人民政权，于是便把各种群众组织统一改为“东北民主大同盟”，其主要成员是返回东北的抗联干部、失散的抗联战士和地下党员以及关内党组织派来的地下工作人员。民主大同盟的主要活动是发展人民武装，处理民事纠纷，与伪地方维持会进行斗争。民主大同盟为以后建立人民政权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东北抗联随同苏军反攻东北后，一方面积极开展工作，一方面想方设法与中共中央接上关系。1945年9月8日，周保中率队到达长春。9月18日，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开始办公。10月，周保中和崔石泉向中共中央东北局移交了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的全部组织关系、党费、档案，详细汇报了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14年来的斗争和工作。此后，东北抗联与八路军、新四军一起，投入到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