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老虎的普遍性

水浒开篇，洪太尉在龙虎山上已经见到了张天师幻化的猛虎与长蛇，这是小说的一处伏笔。

在小说展开的过程中，老虎是接二连三出现的。

最早出现的老虎，也是全书最具故事性的情节之一，当数阳谷县景阳岗上被武松打死的那只吊睛白额虎。借助景阳冈的酒与老虎，施耐庵初步塑造了最能代表梁山气质的打虎英雄。

当宋江把老父接到梁山泊，展示其孝义之道之后。多年不曾回家的黑旋风李逵也想让众兄弟看看他的孝心，也要回沂州沂水县接老母上山。却不曾想回程路上，李母口渴索水，李逵只好把母亲放在树下去找水，等李逵寻水回来，老母已丧身虎口。与景阳冈上那只吊睛白额虎不同，李逵遇到的是整整一窝老虎。在除暴安良的梁山英雄面前，老虎的命运是共同的，沂岭上的老虎家族，折在了李逵手上。

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来伤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猎户，当厅委了杖限文书，捉捕登州山上大虫。又仰山前山后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状，限外不行解官，痛责枷号不恕。

那弟兄两个，当官受了甘限文书，回到家中，整顿窝弓、药箭、弩子、镋叉，穿了豹皮裤、虎皮套体，拿了铁叉，两个径奔登州山上，下了窝弓。去树上等了一日，不济事了，收拾窝弓下去。次日，又带了干粮，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弟兄两个再把窝弓下了，爬上树去，直等到五更，又没动静。两个移了窝弓，却来西山边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着。两个心焦，说道：“限三日内要纳大虫，迟时须用受责，却是怎地好！”

与打虎相关的第三处情节，是登州的解珍解宝两兄弟与毛太公两家争虎故事。

解家兄弟本为当地猎户。为了在限定期限内捕获恶虎，两兄弟没日没夜地在山上等老虎出现。等两人射杀了老虎，老虎却落到了身兼里正的乡绅毛太公庄园内，被毛太公抢先送到官府邀功去了，毛家反咬一口，诬告之下，解家兄弟被关进登州大牢。

为何老虎在小说中反复出现？阳谷、沂水、登州。作者实写了三处，三处之外有没有老虎呢？没写而已。

接二连三出现的老虎，是借打虎英雄说明老虎的普遍性。

明着写老虎，只是写老虎么？

《礼记·檀弓下》：孔子过泰山侧 ，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武松、李逵打死恶虎之后，都有当地猎户现身，众星捧月般的把打虎英雄送到官府表功。何以如此呢？从登州的捕虎文状不难看出，武松李逵帮他们解决了枷号之苦。而作为里正的乡绅毛太公一家勾结自家女婿登州孔目王正抢占解家兄弟猎物的行为，说明了官绅一体的官僚系统才是真正的吃人老虎。

至此，大虫吃人背后的本质，是人吃人，是掌握权力与财富的官绅系统，对社会底层百姓的敲骨吸髓。

从下至上，欺夺解氏兄弟的毛太公一家、祝家庄的庄主，是乡里的老虎；六案孔目王正，是登州城里的老虎；西门庆，是清河县的老虎；强占金翠莲的郑屠，是渭州的老虎；施恩与蒋门神，是快活林里的老虎；张都监是孟州的老虎；高廉与殷天锡是高唐州的老虎……，就连打虎英雄武松本人，也曾被收用为老虎的爪牙。而普天之下，最大最恶的老虎是谁呢？

还记得那句民谣么？

翻了桶、泼了菜，天下就是好世界。

天底下最大、最凶残的老虎，正是瞒上欺下，以蔡京、童贯、高俅为首的官僚集团。

武松打死的老虎，并不止景阳冈上的那一只，还有西门庆、蒋门神、张都监等，而在招安的投降主义成为梁山的主导秩序之后，老虎仍在，打虎精神却早早的凋零了。哀莫大于心死，林冲之死，是心死。

力主招安的宋江无意改变蔡、童、高主导的黑暗秩序，而最有可能终结这一黑暗秩序，重建新秩序的革命力量，是东南的方腊。方腊集团，才是能真正消灭官僚集团恶虎，开启新秩序的打虎集团。

但在蔡京、童贯、高俅的操作之下，梁山英雄成为官僚利益集团利用革命力量消灭革命力量、维持其黑暗腐朽统治的暴力工具。

武松与方腊的对决，正是这两支革命力量相互消耗的具体表现，武松失去一臂，方腊被献俘京师。

当打虎者两败俱伤之后，庙堂之上的老虎就再无后顾之忧了。

当社会自我更新的生机断绝之后，生生不息就成了奢望。 它的死亡，会来得更加彻底，更加黑暗，更加残酷。

毁灭梁山，毁灭方腊的真正元凶，是宋江的招安思想，是革命队伍的投降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放弃命运的主导权，为黑暗的旧秩序而放弃天下人的投降主义，才是毁天灭地、湮灭文明，人世间最大的观念之虎。

宋江坚持招安的思想基础，是他的官本位思想。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非老虎之天下，非官僚利益集团之天下。

命运寻租，公明与众盲

作为梁山好汉的带头大哥，宋江的名、字与绰号都体现了小说作者的深意。

宋江者，宋疆也，意味着大宋天下。奉行投降主义，从属于蔡京高俅等人主导的官僚资本秩序，断送主导自我命运，革新社会秩序的机会，亦为送疆，断送大宋江山。

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作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宋江绰号“及时雨”，因为蔡童高官僚集团把持朝政、权力寻租、隔绝上下的关系，社会底层如久枯之禾，如涸辙之鲋，艰难度日。因宋江乐善好施的缘故，人们把他视作救星与希望。

问题在于，这种寄望于外人外力改变人生困境的意愿，与通过自强不息的自我努力终究是不同的，而这种一厢情愿的乞求或者施与，都不能从根本上真正拯救社会。

期望中的及时雨未必会落到自己的头上，而寄望于及时雨的漫长等待，终究会荒废了不假力外物，自我改变的命运。

宋江字“公明”，意指梁山群体的集体意志。然而集体意志就是正确决策么？“公”必然通向“明”么？在梁山宋江这里，显然不是，因为宋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吴用等人的协助之下，他用自己的意志主导了梁山集体的意志，或者说，林冲、武松、阮氏兄弟等人在宋江“兄弟前程”的画饼面前，放弃了命运的主导权，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宋江。宋江口中的招安，实则是把众兄弟的前程交到蔡童高官僚集团手中。

这是一个无法自洽的悖论，通向一个可预见的结局，但在“兄弟前程”的假仁假义面前，一步一步得以实施。一群没主意、或主意不坚决的，跟在奉行投降主义的大哥屁股后面，结局已然注定。

“天聋地哑，哪里有什么志气。心中最苦的事，不是杀不了高俅。而是一厢把性命交付给哥哥，你竟不顾兄弟的仇恨 。如今奸臣当道，忠良涂炭， 我看得见你以后的下场。”

“我宋江想的是全山寨弟兄的前途，而你林教头却只想着自己的私仇。梁山好汉当是国家栋梁 该当做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大汉铁骑…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要让你做国家的栋梁，而不是只报私仇的匹夫。”

林冲、杨志、鲁达、武松都是从体制中出来，都是被黑暗秩序毒打过的人，他们从现实经历中认识到这个社会非毁灭不能重塑。而宋江一生都在汲汲于从隶到官的阶层跃迁，实现跻身官僚系统的梦想。

宋江无视卢俊义被童贯陷害的前车之鉴 ， 务虚名而取实祸，而梁山众弟兄同样为兄弟情份的虚名所累，一个个成为宋江加官进爵的牺牲品。

在蔡、童、高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面前，宋江的招安梦想又岂能如愿，梁山集团最终堕为官僚集团棋子与打手的命运。

由此可见，“公明”之名，既非“公”，亦非“明”，臣服于以集体名义话术、个人私欲主导的集体意志之下的众多英雄，命运已不在自己手中。

待梁山108好汉聚齐，排定座次之后，宋江便着手招安事宜。而宋江与徽宗交会之 处，却走了李师师的门径，地点选在了青楼。

一个处怪异的场所，一群身份怪异的人。

天子与造反派都出现在青楼，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么？

一个社会若非糜烂至极，绝不会出现如此奇观。

当“翻了桶、泼了菜，天下就是好世界”从李师师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她是一个关心民生疾苦，却被上流社会视作玩物的人。

一个歌伎心系百姓，天子与宋江心中想的是民生疾苦么？

出入青楼，天子不是天子，英雄亦非好汉。在这个所在，“替天行道”的大旗如何展得开？既然展不开，连自己的命运都乞求通过招安实现，又如何替天行道？

天在哪里，是一人之天？还是天下人之天？

青楼仍是一处隐喻，这个最不该有礼义廉耻的地方，此时却成为一个绝佳的投降场所。

招安的本质是投降主义，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对手来主宰。

宋江寻求招安的场所是青楼，那么宋金和议，输币纳贡、签订投降和约的煌煌宫殿，与青楼有什么不同么？

宋江也好、宋廷也好，连自己的命运都不愿主宰，都不能主宰，又如何去拯救天下人的命运？

伪忠伪善伪和平的投降主义，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太平，它是天底下最大的恶，是吞噬斗争精神与反抗意志最浓重的黑暗。

悠悠众口中的“公明”，未必真心为公，也未必昭昭如日月之明。而待悲剧落幕，文明不存。能否真正实现真正的“公”，真正的“明”，仍是每个时代，每个在废墟上重建的家园，每个浴火重生的文明，都要面临的现实抉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偏偏不愿自己主宰命运？

水浒江湖的路线之争

梁山泊最早的主人，不是王伦，而是王伦背后的柴进。

割据水泊，广蓄门客。虽是前朝皇族后裔，手持丹书铁券，但柴进的所作所为，暴露了其不甘寂寞的野心。

愿望是一回事儿，能力是一回事儿。柴进的能力，显然匹配不上他的野心。

不知势，不知人。

柴进的绰号叫小孟尝。平日里喜欢在庄园里蓄养些门客，从林冲入伙梁山时王伦的表现来看，他正是早期梁山团队的背后金主。

王伦屡次刁难林冲，可以看出这个人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能力平平。柴进选中的这个梁山经理人，显然不能带领梁山发展壮大。而在王伦治下，梁山即未招兵买马，也未制定发展规划，平日只做些剪径的生意，可见是个庸碌之辈。

再看他收用的洪教头，目中无人，和林冲比武，却被一棒打翻。可见此人水平有限。

接下来是武松投到柴进庄上，一年多也未受重视，宋江来访时，武松已是身患疟疾，躲在廊下烤火，显然在庄上不受待见。

王伦、洪教头、武松的不同待遇，可见柴进无识人之能。

当族叔柴皇城被殷天锡欺凌夺宅，忿恨而死。柴荣仍想着丹书铁券，仍想着用门第圣眷说事。然而就连皇权都被蔡京等人架空，一个礼崩乐坏、凭实力说话的时代，妄言什么先祖荣光、丹书铁券。结果，柴进在高廉手中几乎被杖毙。若非梁山派兵来救，柴进的故事就此终结了。这件事，可见其无识势之能。

一个不识人，不识势的前朝贵胄，他不切实际地扶植经理人、蓄养门客，试图以孟尝君的方式改造社会，缺少目标，缺少组织，最多也只能算是宋襄公式的、脱离时代的社会空想罢了。

七星聚义截取生辰纲后投奔梁山，林冲刀劈王伦，晁盖成了梁山第二任主事人。

出身保正的晁盖奉行的是“大碗吃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山大王角色，虽然此时梁山团队中有林冲、吴用等人的辅佐，晁天王治下的梁山仍只是绿林豪杰啸聚之所。

如果给晁盖治下的梁山路线命名的话，可以称作绿林路线。

等到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救下宋江，攻破无为军，处决黄文炳之后。宋江借九天玄女与天书的名义玩了一出“鱼书狐嗥“的把戏，其目标自然是梁山的第一把交椅。

凭着及时雨的名声，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加持，宋江到梁山之时，其势力已在晁盖之上，梁山第二代主事人名存实亡，郁郁不得志的晁盖被置于一个尴尬的虚位，在宋江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之后，晁盖的绿林路线成了过去式。此时的晁天王一心求死，直到殒命曾头市。

从晁盖的临终遗言来看，他对宋江的招安路线是不认同的。然而在宋公明主导的“公权”面前，故天王的遗言又有多少分量呢？

作为梁山之主，宋江是真正有能力的人。

在他的手中，梁山完成了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完成了从绿林武装到正规化军事组织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却是为了成就他的招安方略、他的投降主义。

既然不满吏与官的天渊之别，为什么不自己创造一个理想的新世界呢？

看不到天下人是真正的天，也就看不到真正的道。

看不到天道，又如何替天行道？

水浒的第四条路线，属于方腊。

与腐朽的旧秩序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而更重要的，是建立自己主导的新秩序。

征方腊归来，梁山好汉只余27人。施耐庵以梁山的惨胜显示方腊军队的战斗力。前面童贯高俅诸人多次领军征讨梁山，每战必败，高俅亲征甚至屡次全军覆没。

以梁山的惨胜说明方腊有改朝换代，重建秩序的能力。

且说李俊三人竟来寻见费保四个，不负前约，七人都在榆柳庄上商议定了，尽将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化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童威、费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职，自取其乐，另霸海滨，这是李俊的后话。

小说作者在文末对李俊诸人命运的交待并非闲笔，而是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重建秩序的能力，自我主宰的命运该有的样子。

若李俊的路线成了梁山主流，或者方腊取代了宋朝，靖康之耻还会上演么？

方腊路线：武装割据，以绝不妥协的斗争，实现秩序的兴替。

因为宋江的投降主义，不仅断送了众兄弟的性命，也断送了方腊革故鼎新，重建秩序的可能性。

宋江领导的梁山屈服于蔡京集团主导的黑暗秩序，最终化身为黑暗秩序。

屈从黑暗，即为黑暗。

牛肉、刺青、酒

大碗吃酒、大块吃肉是表现梁山好汉英雄气概的重要场景，而史进、鲁达、龚旺、燕青四人的共同点，是刺了一身的好纹秀。

牛肉、刺青与酒，是梁山好汉反抗精神的外在表现。

在一个把农业生产置于首位的传统社会，耕牛无疑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工具之一，而当一个社会发展到最后，与土地兼并同步的，是附着于土地之上的人与生产工具，这其中就包括耕牛。此时的耕牛不仅仅是生产工具，也是被官绅兼并掠夺的财富，是官僚利益集团的私产，是好汉们劫富济贫的对象。

梁山英雄以牛肉为食，表现出其革命倾向，也反映出其破坏性的一面，对重建秩序缺乏明确的认识。

大碗吃酒在表现英雄豪气的同时，却掩盖不住对社会黑暗的绝望与迷茫，酒是英雄气概的催化剂，也是稀释痛苦的麻醉剂。

在梁山一众好汉之中，史进、鲁达、燕青与龚旺四人的刺青落笔最多。正如老虎多次出现是突出老虎的普遍性，那么这几人身上的刺青又说明什么呢？

史进的刺青在学艺王进之前，智真长老授业在鲁达纹身之后。在小说中，鲁达是临终开悟之人，这从侧面说明了几人纹身之时，虽心怀正义，一腔热血。却对人生社会缺乏足够深刻的认识。

一个人向外界传情言志有高下之分：见于表，见于心，见于行。

喜怒形于色，穿衣配饰，施朱著粉，此为见于表 。

言为心声，情为心声，言谈举止，眉目传情，此为见于心。

见于行者，不声不响，不假辞色，用行动说话。

这几人身上的刺青，说明了这些英雄好汉用刺青，在崇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程朱理学环境中，表现自己的特立独行。

虽然从庸碌的人群中脱颖而出，但这种极其肤浅的行为艺术又能起到什么积极作用呢？花和尚，九纹龙，与肤浅的刺青对应的，是浮华无益的虚名，是肤浅的英雄主义。

此外，林冲、武松、杨志、宋江诸人因杀人犯事被刺配时，额头上也都多了一个刺青的印记，它代表着官家的权威与话语权。

当宋江准备去东京落实招安事宜，吴用建议宋江“揭了金印”，但奉行招安主义的宋江死活不肯，他要等身份洗白后，由朝廷来做这件事。此处明着写宋江不愿自己揭去脸上的金印，实则是再一次强调宋江不愿意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作品中的宋江已成了所处时代的化身，他的好名声、他仕途的梦想、他的反抗、他脸上的金印、他的招安思想，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秩序，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命运。

脱胎于黑暗，重归于黑暗。时代塑造了他，他也塑造了时代。

天下事，公与私。

洗尽私欲，才有天下人之天，才有经世济民、天下太平之道。

施耐庵（ 1296 年 -1370 年），江苏兴化人，时称 “ 钱塘施耐庵 ” ， 36 岁时与刘伯温为同榜进士， 传说他曾为张士诚军师。

虽然张士诚集团败于明天祖朱元璋之手，但施耐庵对张士诚的情感却难以割舍，小说中同样割据东南的方腊集团，多少都带有 张士诚的影子。

生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参与角逐天下权力，重塑天下秩序的人生经历，施耐安不可能不对蒙元代宋、神州陆沉的黑暗历史进行深刻的思考。 也正因为这种探索文明兴衰的深刻思考，《水浒传》不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对神州陆沉最深刻的反思之书，一部以史为镜的文明兴亡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