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党史上久负盛名的人物，中国革命没有他，或许将是另外一副光景。即便不熟悉张闻天其人，在大量影视剧中，涉及到长征题材时，总会出现“洛甫”这个名字，而“洛甫”就是张闻天同志的化名，是他早年留苏期间的俄文名称“伊斯美洛夫”的谐音。

喝惯“洋墨水”的张闻天，在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之际，早已留学美国、东渡日本，后来入党他又被派往苏联学习，从事的主要是与共产国际相关的工作。

作为名副其实的“留苏派”，张闻天自打留苏归来时，起点就要比党内很多人高出不少。1931年刚刚回国时，张闻天就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份，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年纪轻轻的张闻天便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常委。

说实话，在那个共产国际绝对主导中国革命的岁月里，张闻天不光是共产国际眼中的“红人”，而且还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传声筒”，其地位可见一斑。

也正是因为他的地位之显赫，在遵义会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张闻天相继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这个时候的张闻天可谓权倾一时。

虽然如此，但此时的张闻天尚未抵达权力金字塔的顶尖。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博古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之际，张闻天再次挑起了权力金字塔的大梁，成为接替博古的党内负总责之人。

博古虽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之下成为早期中共最高领导人，但博古此人食古不化，无法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的情况相结合，因此，在他领导之下，中国革命一再受挫，第五次“反围剿”和此后的血战湘江等战役就是他完全照搬苏联经验下血淋淋的写照。

但不能就此否认博古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人精神，从始至终，博古就是一位真真正正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只是由于无法跳出苏式教条的框框限制，不能做到把苏联经验与中国革命实情相结合，因此，使得他在带领中国革命时，出现接二连三的挫折。

同为“留苏派”，显然，张闻天就比博古在思维方面要务实得多。张闻天在一开始在思维方面也深深打上了苏式印记，可后来伴随着对毛泽东同志的深入了解以及中国革命在有毛指挥和无毛指挥下截然迥异的境况，张闻天深深明白了：只有毛泽东同志能带领红军走出困境，只有毛泽东同志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积极赞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因此，此时的张闻天虽是名义上负总责之人，但实际主持工作落在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集体领导中央身上。

话虽如此，可此时张闻天身上的担子着实不轻。要知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数已突破30万人，相较于84万多人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人数（数据来源于《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31—1937:中国国民党党员人数考论》），彼时，中国共产党是名副其实的第二大党（注：直到1945年“七大”中国共产党人数达到121万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才以碾压性优势超过国民党党员总人数），名义上统辖着这么大一个党，张闻天的权力不可谓不重。

可即便面对如此沉重的担子，张闻天依旧兢兢业业地围绕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周围，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张闻天同志不贪权、不慕利，终其一生始终为革命奋斗不息，纵使建国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哪怕在失去一切权力后，张闻天从不肯轻易闲下来，他总是对妻子刘英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

正是他的这份朴实无华、不求名利、不逐权力，只求问心无愧的布尔什维克人精神，在任何岗位上，他始终严于律己地把工作做到最好，因此，毛主席盛赞张闻天：“洛甫这个人是不争权的,是个好同志”（注：１９４３年，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

所以，哪怕是后来建国转战到外交战线，他依旧以一名布尔什维克战士的初心全身心投入到党的事业中来。

不贪权，不慕利是张闻天同志的淳朴的道德风范，也是一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者应该具备最基本素养和操守，事实上，张闻天同志的高尚情操还不止如此，他还是一位在对待任何事情方面追求实事求精神的共产党人。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彭德怀出于公心给毛主席上书一封，张闻天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存在的问题。

对于张闻天的表态，与会当中的一些人对他进行了严厉批判，张闻天百思不得其解，独自来到牯岭山中，默默坐了很久。

妻子刘英责怪他：“你做外交工作，经济问题何必去多讲呢！”，张闻天一听这话就十分激动，说自己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

临下庐山前，张闻天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主席立即批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还表示：“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

然而，庐山会议后不久，张闻天便被无端扣上各种莫须有的“帽子”，在妻子刘英眼中素来以坚强、勇敢著称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张闻天，却第一次流下委屈的泪水。

此时的张闻天已是花甲之年，哪里经受得住这样精神上的打击，旋即，血压猛增，晕眩，心悸，还得硬撑着去接受批判 ，后来尿毒症发作，被送去医院抢救，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刘英，以及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全部被打成“右派”，儿子也因此受到累及被下放到新疆劳动，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这位曾经党史上权倾一时重量级人物，最终含冤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