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祐三年（1243年），蒙古尊贵的黄金家族诞生了一位新成员。他的父亲是后来的元世祖忽必烈，母亲是后来被封为昭睿顺圣皇后的察必夫人，她因为身份极为尊贵，理所当然是忽必烈的正妻！其所生之子，也理所当然是嫡子。忽必烈虽然已有一子，但生来体弱多病，对于崇尚威猛强壮的蒙古族来说，忽必烈自然对健康的嫡子更加喜爱。忽必烈郑重邀请了当时享有盛名的海云和尚为自己的嫡子取名为“真金”。

真金少年时，忽必烈对他的教育问题十分重视，他也深知学习各民族先进文化的重要性，自己极力招揽天下才俊之士的同时，也不忘为自己的嫡子招募良师。当时的知名大儒姚枢，窦默都曾教授过真金《孝经》之类的儒家典籍，真金也由此对儒家文化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后来坚实的儒家理念打下了基础。

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下诏立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三月十三日，派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举行册封仪式。册文是：“皇帝若曰：咨尔皇太子真金，仰惟太祖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豫选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构。自时厥后，为不显立冢嫡，遂启争端。朕上遵祖宗宏规，下协昆弟佥同之议，乃从燕邸，即立尔为皇太子，积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国家定立储嗣，宜有册命，此典礼也。今遣摄太尉、左丞相伯颜持节授尔玉册金宝。於戏！圣武燕谋，尔其承奉。昆弟宗亲，尔其和协。使仁孝显于躬行，抑可谓不负所托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册文中虽然标榜册封皇太子是“太祖皇帝遗训”，但实际上是对蒙古传统汗位继承制的重大变革，也是忽必烈遵用汉法的一大成果。同年九月，忽必烈又为真金设立了“宫师府”，择汉臣为官属，计三十八员。真金既自幼耳濡目染汉文化，其政治前途也与汉人汉臣息息相关，为他以后坚定支持汉法做了铺垫。真金青年时期，迎来了一位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老师——王恂。王恂对真金的要求十分严格，不仅身边接触之人要严格防范，就连饮食安排都谨慎小心。王恂经常向真金讲述历朝历代的政治得失，又以历代治亡之道逐渐启发了真金的儒家治国理念。儒家思想中的，忠孝礼仪，节俭爱民等观点深深嵌入了真金的心里。成为太子之后，真金还组建了以儒家知识分子为班底的幕府班子，真正想把儒家的治国理念实行到政治当中去。

一次宗室子弟带着鹰犬来找真金一起去打猎，真金埋头苦读，不仅无动于衷，还将他们驱逐了出去。

有一次真金的衣服被墨水弄脏了，左右都劝真金换一件新衣服，真金摇头说：“吾何事美观也。”

真金也经常对一些贤明的儒臣说：“我幼，未尝习祖宗典则，闲于政体，一旦当大任，惟汝耆德赖焉。”这也体现了他拉拢人心的能力。

真金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汉文化在少数民族文化的铁蹄下逐渐式微，此时崇儒重道的真金无疑让诸多儒家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再加上他身份尊贵，是元朝未来的掌权人，故而朝廷汉族大臣对其寄予厚望，通过真金，儒治的时代会来临，汉人的地位会得到提高。

众所周知，元世祖忽必烈在得到汗位前，曾在金莲川开府时，就表现出了对汉人文化的浓厚兴趣，并延聘了多位汉人贤才作为自己的助手。在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战争中，蒙古宗王们支持后者的为多，而忽必烈所持仗的主力，除了成吉思汗兄弟后裔组成的所谓东道诸王外，主要就是各汉人世侯集团的武装，因此忽必烈建立元朝的功臣中，汉人所占比例不低。

但是，随着忽必烈君临天下，他逐渐开始了对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和遏制，其中在政治方面，主要是以色目人和汉人的相互制衡。由于李璮之乱给忽必烈留下了对汉人世侯们的猜忌，因此以阿合马为首的色目人集团逐渐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在朝政上居于主导，与其不和的汉族大臣纷纷遭到打击和贬斥。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多数汉族臣僚以及同情、支持汉臣的蒙古族重臣安童和玉昔帖木儿等，渐渐团结在暗里支持他们的太子真金身边。也由此，使得太子真金与权臣阿合马之间明里暗里地争斗不断。

眼见阿合马依然得到忽必烈的信任，趾高气扬依旧。至元十九年（1282年），趁忽必烈、真金等大多数京城官员前往上都巡幸之际，京城千户王著、高和尚等，自称奉太子之命，袭杀了阿合马及其左右亲随。忽必烈得报后，大怒若狂，令严审主使之人，虽王著等人至死也没有攀附真金，但无疑忽必烈与真金父子间的嫌隙已出，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而日渐尖锐。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秋，因前一段年事已高的忽必烈汗足疾加剧、行走不便，因此连续多日不能上朝理政，包括宰相安童及各位重臣都极少有机会亲见其面，只好都向皇后南必奏事。这种情况传到外省后，江南御史台的御史们联名上奏忽必烈“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预外事”。这可是犯了大忌了，这样一来如果成功最大受益者是太子，所以所有人都认为是真金指使的。真金得知此事后甚为恐惧，当时御史台中的汉人御史（定额为16员）全部空缺，担任都事的尚文偷偷地把这份奏章隐匿下来。然而此事已被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又作答即归阿散）等得知，遂于忽必烈面前请收内外百司吏案，名为大索天下埋没钱粮，实为揭露此奏章，乃悉拘封御史台吏案，谋取这份奏章。尚文深知关系重大，请准于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拒不付予。答即古阿散乃报忽必烈，忽必烈大怒，命令大宗正薛尺索取该奏章。

安童

在这个万分紧急的关头，尚文立即从阿合马旧案中搜集答即古阿散的罪状，并请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商量对策，指出这是阿合马余党谋害太子的奸计，应该先发制人把答即古阿散铲除掉，才能避免太子被皇帝猜忌的危机。

安童和玉昔帖木儿就带着答即古阿散的罪状，抢先去见忽必烈，陈述事情的经过，并揭露答即古阿散的罪行。

《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记载：“公思用拯之方，阅旧案，得凶党罪玷数十，白大夫曰：‘事急矣，请就省图之！’至，遂说曰：‘丞相、大夫以勋贵忠贤荷天宠，柱石廊庙。皇太子天下本，固本安天下，两公任也。此辈倾险乘衅，奋不逞秘章出，祸可言邪？今先计夺谋，使噤不容喙，策之上也。’二相曰：‘善。’入言状，上怒若曰：‘汝等无罪耶？’震厉未止，丞相前曰：‘臣等有罪不辞，但此党名载刑书，类非慎洁，动必鸷害生灵，宜选重臣使为之长，庶靖纷扰。’上徐霁威。”老迈但不失精明的忽必烈当然不愿意让朝廷引起动荡，随即怒气稍解，下令把答即古阿散等阿合马余党问罪处死，一没有追究到底是谁上禅位奏章，二没有问责太子，就让“奏请禅位事件”大事化小不了了之。

这场谣传太子逼宫的风波虽然得以平息，但太子真金经此一吓，大病不起，一个月后竟忧惧而薨，忽必烈闻信后，也是痛悔不已，老年丧子，对他的打击也是巨大的。“于是世祖春秋高，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言事者请禅位于太子，太子闻之，惧。台臣寝其奏，不敢遽闻，而小人以台臣隐匿，乘间发之。世祖怒甚，太子愈益惧，未几，遂薨，寿四十有三。”

真金薨逝后，忽必烈于次年正月初一停止朝贺，为其上谥号为“明孝”。册文是：“於戏！故皇太子某，天姿玉裕，茂德渊冲。朕绍纂丕图，仰遵太祖圣武皇帝遗训，以尔世嫡元孙，誉望攸属，爰从燕邸，正位春宫，愈贵能谦，居贞益慎。及夫听政，揆叙有方，至于睦亲，昆仲无间，尊师问道，日御经筵，视膳候安，时询内竖，佐予柔理，惠彼小民。方念神器匪轻，投艰有托，岂期前星掩耀，永隔幽明，日居月诸，怀思曷已？比者大臣敷奏，宜易名奉祀，光崇彝典。今遣某官特册赐尔谥曰明孝太子，永昭遗懿，式慰朕怀，尚翼明灵，歆承宠渥。”

随后，忽必烈将“皇太子宝”授予真金第三子铁穆耳。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铁穆耳即位，是为元成宗，追谥真金为“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册文是：“臣闻周武膺符，首建文王之号；晋武践祚，遂正文考之称。比拟未必尽同，追崇盖有彝典，而况有其德而无其位、丰于功而啬于年，粤若我皇考，其敢后尊亲之义乎？顾予寡昧，嗣缵基图，天付有家，动欲绳其祖武；考若作室，今曷致其孝思？钦惟皇考皇帝，玄德温恭，圣功果育，显诸神而藏用，膏其施而未荒，明堂前一星位将有属，洪范九五福寿则难全。其于预国政、亲军旅之时，无非审治体、得民情之事。弭兵日本，广先皇柔远之仁；立教天庠，示圣代崇儒之意。身卫斯文于不朽，人被其惠而莫知。真以锄奸去恶而为明，非徒视膳问安之为孝。此特举其大者，固将无能名焉。感千年霜露之怀，永言维则；绍一统乾坤之业，有开必先。思贻令名，允为首议，重以造庭之请，用答在天之灵。谨遣崇官奉宝册，上尊谥曰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伏惟尊祖严父，积庆有源，虽文命之未集，凛英光之如存。诞膺典礼，永祚皇元。”

忽必烈

其实，“禅让奏折事件”十分诡异，因为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这份奏折到底是谁写的。

如果是汉法派成员不满意南必干政，认为老皇帝应该传位给太子，想通过真金太子继位来确保汉法的继续实施，也不是不可能。

但从整个事件来看，上书行为过于迂腐幼稚，也缺乏章法和计划，真金和安童的等人的应对也过于被动，因此，绝对不会是汉法派骨干有计划的行动，倒有可能是基层成员的激情行为。

但有点解释不通的是，答即古阿散又是如何及时得到奏章的消息并向忽必烈进谗言呢？所以，奏章事件会不会是阿合马余党匿名所为呢？

南必

故意去批评南必干政、建议老皇帝禅位太子，通过皇位传承的敏感性来引起老皇帝的猜疑和震怒，进而打击真金太子以及汉法派？这也不是不可能吧？就像王娡故意唆使人请立栗姬为皇后事件一样。

可惜，由于史料的含糊不清，“禅位风波”的谜团大概是解不开了，惊惧而薨的真金太子终究还是为这场风波买单。

通过真金之死，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他父子之间当时的关系有多紧张，毕竟，在历史上，老迈却坚决不服老的恋权皇帝，和壮年又胸怀大志的能干太子，父子之间的关系，终究要在双向没有安全感之下而陷入死循环，不是父杀子，就是子弑父，而被正派儒家教导出来的端方太子真金，不可能弑父，就只能惊惧忧郁而薨了。

毫无疑问，真金太子是个孝顺的儿子，有担当的丈夫，友爱的哥哥，慈爱的父亲，可以说是端方君子、温润如玉。他还是虔诚的佛教徒，行事恭恪的道家信士，认真践行儒术的士大夫，为政宽仁，爱民如子。

大儒们的确把他教导得很好，敦厚、温文、谦逊、恭俭、仗义、有担当，绝对是儒家理想中的仁君标杆，几乎找不到真金任何黑点，只可惜壮志未酬英年早逝。

可以说，真金之薨，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乃父忽必烈的悲剧，更是大元帝国的悲剧；他的薨逝，对汉法派来说，更是个致命的打击，从此失去最大的政治支撑，正在进行中的汉法革新之路也随之中断。

忽必烈

忽必烈、真金父子俩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对儒家、对汉法不过是实用主义、拿来主义者，一个则对儒家、对汉法是全心全意信任、并当成信仰的理想主义者。

忽必烈是在成年后接触儒家，他最初为了获得中国精英士大夫们的支持时，表现得很喜欢、信任儒生，即便是成为蒙古大汗后，为了得到中国士大夫的承认，还是对他们有所迁就，比如迁都、建储、建立太庙等等，都可以表明他有取悦中国士大夫的意思。

但是，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单一地去迁就中国士大夫，因为他同时还是蒙古人的大汗，以及蒙古统治下的非汉人群体的皇帝。他不可能为迁就中国士大夫去背弃蒙古旧俗，更不会让人觉得他认为汉文明比他的民族文明更高明，当然，还要避免被汉文明吞噬，所以，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和中国士大夫们的政治倾向混为一谈。

但是，实用主义者的忽必烈，他的儿子真金太子却是从小生活在忽必烈亲近汉文化、信任儒生们的氛围中长大的，并从小接受儒生大家的教导，已经被熏陶得非常彻底。

正是这点差异，也为君臣父子俩的分歧、以及真金悲剧性的结局埋下伏笔，这大概才是忽必烈始料不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