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不少人对林徽因的印象还停留在文学才女的层面，但事实上，林徽因虽热爱文学，却仅仅将文学当作业余爱好，唯一能被她当成一种近乎神圣的事业来完成的，就只有“建筑”。

林徽因在建筑事业上的一大成就，就是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然成立，为了能够在1950年新中国满周岁时将国徽挂上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总理下达了成立专门设计小组来竞选设计的决定。

最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率领的清华大学专家小组，用一个庄严、神圣、富丽的国徽图案，通过了最终的审核，新中国的国徽就此确定了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林徽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她带领的学生们询问国徽为什么不采用康乾线条而用汉唐线条时，林徽因提出，可以到霍去病的墓前看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出生在民国，林徽因站在新旧时代的交叉口，面临着许多新旧思想的冲击，也面临着许多以往没有的新的选择。和民国大多数女性不同，林徽因幸运地拥有一个思想开明的父亲。

而这位父亲为林徽因提供的游历欧洲的机会，也彻底改变了林徽因的人生。还在国内的时候，尽管林徽因努力想要增进自己的见识，但更多时间，她都在为父母不和、家庭不睦而忧愁，并且深受负面情绪的影响，很难有余力去思考自己往后的人生。

但在被父亲带着游历欧洲的时候，林徽因的思想、见解有了新的展开空间。她踏出了家庭，走出了中国，见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接触到了新的思想和新的机会。

而正是在这段期间，林徽因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她对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下定决心要在建筑领域钻研深造，发光发热。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任何女性建筑学家，哪怕是在主张自由、平等，追求民主、科学的美国，也少有女性学习建筑的先例。

因此，当梁思成凭借男子身份，顺利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生的时候，与他一同前往的林徽因，却因女子之身，被拦在了门外。

只因当时的建筑系还不招收女学生。无奈之下，林徽因只能把学籍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术系，并在完成相关课程的同时选修建筑系的所有课程。

就这样，在付出更大精力之后，林徽因也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的志愿，学习到了建筑相关的知识。建筑不是一个容易的行业，从业者常常要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既要受得住生活的艰辛与贫困，又要耐得住学术的清冷与寂寞。

这些，都对当时的从业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林徽因决定将建筑作为自己终身追求的事业的时候，其实少有人能相信，她会一直走在这条路上。但林徽因切切实实地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林徽因出身名门，自幼就享有不错的生活条件，而长大后，凭借美丽的容貌、出众的才华和厉害的交际能力，她也一直都是人群里的焦点。

林徽因格外喜欢热闹，也喜欢被人艳羡，这些都可以从她在文化沙龙里的高谈阔论得到印证。然而，她能脸色如常地接受他人众星捧月般的包围，也能走进穷乡僻壤，不顾重病、不惮艰辛地到荒寺古庙里进行考察。

她的韧性，她的爱国之魂，在抗日时期显现得最为明显。哪怕有机会远避他国，罹患重病的林徽因也仍选择留守国内，与国民，共抗争。

这样一位爱国学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自然也会受到政府的看重和招揽。而她在建筑学上的突出的专业能力也为她争取到了设计国徽的宝贵机会。

新中国成立之前，作为建筑学领域不可多得的人才，林徽因也成了共产党想要招揽的目标之一。

在中央的示意下，两位解放军代表拜访了林徽因，一方面表达了共产党对保护重要文物古迹的重视，打消了林徽因对共产党的顾虑，另一方面，又提出邀请其编写《全国文物保护目录》、聘请其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来意。

就这样，在共产党善意地接触和表态下，林徽因下定决心，要以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身份，为这个新成立的国家“护航”。新中国成立后，国徽的设计工作很快被摆上日程。

为了广集众思，更快、更好地完成国徽的设计工作，让国徽能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顺利被挂上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总理做出了新的指示，那就是成立多个专家小组，让他们来竞稿设计。

从千军万马里拼杀出来的一共有两个专家小组，一个是张仃领导的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小组，另一个则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领导的清华大学专家小组。最终，经过多方讨论，尤其是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的决定，梁思成、林徽因小组设计出的国徽图案成功胜出。

等待他们的，只剩下对细节的雕琢。

早在刚刚受邀参与国徽设计工作的时候，林徽因就深刻地认识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国徽是国家的象征，除了要有政权特征、形式要庄严富丽之外，也强调要有中国特色。

为了敲定符合要求的国徽图案，林徽因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她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极力调动自己的专业见识，最终带领小组设计出了令国家领导人最为满意的方案。

但她本人却也因此加重了病情，不得不短暂放下工作而卧床休息。为了不耽误国徽的设计进程，在敲定最为关键的图案造型和图案色调之后，林徽因转而将设计国徽线条的工作交给自己的学生来跟进，自己则负责对他们的成果进行审核和修改。

怎知，学生递上来的方案，却远远达不到林徽因的要求。原因是他们在国徽上采用了康乾时期的线条。在林徽因看来，康乾线条虽然显得庄严华丽，然而，它们却不适合被印在新中国的国徽上。这会使国徽失去灵魂和内涵。

面对学生们疑惑的目光，林徽因指出，康乾盛世虽是中国最后一个盛世，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它却同时也开启了中华民族饱受压迫和屈辱的历史。

中国人民对清政府统治中国的这段历史避之不及，来自这个王朝的线条，自然也不能够被应用到新中国的国徽之上。不然，新中国的欣欣向荣之势，就要被满清的颓靡蒙上一层阴影。

林徽因又强调，比起康乾线条，来自中华民族鼎盛时期，也就是汉唐时期的线条要更合适。她提醒自己的学生们，如果不懂汉唐线条长什么样，那么就去霍去病的墓前看看。

学生们果然到霍去病的墓前去做了仔细的观察。他们发现，那个时候的线条虽然简朴，笔锋却苍劲有力，透露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进取的精神，很是符合新中国要重振民族荣光的期盼。

因此，他们又采用汉唐线条，重新设计并提交了一版图案，这次终于达到了林徽因对细节的要求。后者后来又根据周总理的提议，对国徽做了一些细致的局部改进，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正式确定了下来。

林徽因在设计国徽时，对国徽造型的细部形象格外重视。比如，在国徽线条的设计上，林徽因就明确指出不能用康乾线条而要用汉唐线条。

这是因为两种线条所处的王朝的形象以及所代表的含义截然相反，而后者更符合新中国重回世界巅峰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