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王将征犬戎”，这里说的是将征，什么是将？就是“要而未”，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周天子要打犬戎。为什么要打犬戎，无非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听话，一个是不上贡。
周天子是天下至尊，四海之内皆要听周天子的话，这是一种绝对的权威。
拥有绝对权威的周天子，在攻打犬戎前还是要跟臣子们商量。
周人有“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与打仗，是绝对大事。在周人看来，如果是重大事情，周天子是要与臣僚们对话的。对话的目的，就是对做还是不做的决策，还有就是解决掉如何去做的问题。遇见大事要商量，可见是传统。
这种传统贯穿于整个华夏文明之中，众多史书典籍之中有着很多这样的对话。而且，这些对话也往往被人们所称颂。
只是，越到后来的时代，诸子之言就越来越少，一家之言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呢?
这或就是应该责怪秦始皇了。这位皇帝，搞了个大一统。于是，其后社会上流行的思潮，始终都有一个阴影伴随其旁，那就是所谓的“独尊”之术。
以前的文史官员们，记录的都是一个时代，或是一个王朝的往事。历史篇章里有很多片段，一般来说就是如秦皇汉武这样的，也就占据一个篇章而已，极少看到有那种一个皇帝一本书的。
在明清以前，中国人的偶像也就是孔子老子韩非子等等，但多少还保持了一种百家争鸣的姿态。但到明清之时，个体崇拜就在冒头了，有句话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些行业里的状元就成了个体崇拜的对象。
不止是皇帝们有了单独的书，连雕栏瓦肆里妓女好多也都有了独立的传记。表面上看，诸子争鸣的潮流感觉还是在的，可是这些争鸣始终跟春秋战国的争鸣有所不同。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他们的争鸣是独立的、自由的争鸣。而明清之后的那种争鸣，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或许就是某种懦弱的依存感。这种依存感体现在朝堂，尤其的明显。
朝堂之上，原来那种周天子留下来的那种对话就显得越来越少了。朝堂之上的争辩，成了皇帝们的一家之言。
汉唐、宋明其实还有党争的，可到清朝时代，虽还有所谓汉满之间的揪扯，却已经变成了不是就事论事的争论了。清朝之时的党派与以前的时代相比，发声感觉要少得多。
不是说党争就好，要是争论的太大了，对国家而言并非是什么好事。只是很多时候，如果连自由讨论的可能都没有了，这似乎也是有大问题的。
《国语》第一章里，周穆王的那位谋臣祭公谋父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祭公谋父进谏周穆王，不断反复的说“昔我先王”，这样的进谏要是放到今天，简直是胆大妄为了。
昔我先王，翻译过来就是你爷爷，或者是你爸爸。在普通人面前经常提及别人的祖辈、父辈，也不是礼貌的行为，很容易惹人发怒。祭公谋父的行为，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周穆王时代的天子们，都能接受朝臣们的胆大妄为。
那时候的人们，似乎还很是推崇这种胆大妄为，比如夏朝的关龙逄、商朝的比干，这些都是胆大妄为的谏臣。
像关龙逄、比干这样的，是运气不好，遇上了暴君，最后搞得自己惨死。他们似乎都忘记了一个道理，即便是天子或是君王如何的看重所谓民主之事，终归最后的裁决者还是天子或君王，进谏太过了，天子或君王难免是要生气的。
任何时代，千万不要去挑战天子的耐心。天子要是生气了，那就没有其他事情了。剩下的只有危险，相当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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