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疫情中的心理健康风险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是目前全球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2022年年初至今，国内疫情呈现多地局部暴发和零星散发状态，防控形势依然比较严峻。新冠疫情的反对民航整个行业带来冲击，同时给飞行员等关键岗位从业人员又会带来各种压力，如收入减少、长期隔离、晋升变缓等，其心理健康状态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国内外相关研究也证实了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对所有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民航一线从业人员也不例外。飞行员由于其飞行任务的高负荷特征和执行任务环境的特殊空间特征，使得他们执行飞行任务时通常处于较高的应激状态，面临着比普通人群更大的心理压力。笔者研究团队于2021年2月开展了疫情下飞行员压力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通过问卷调研调查疫情下的飞行员心理健康状况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在新冠疫情发生后，飞行员外界压力源增加，飞行员可能存在消极认知、应对资源不足、应对方式缺乏有效性等问题，容易具有较高的压力知觉，进而产生焦虑等不良情绪。同时还发现：疫情背景下民航飞行员的主要压力源包括收入减少、对感染新冠肺炎的担忧、工作时的压力、升级进度可能变缓的担忧等。

2020年11月，国际民航组织（ICAO）发布了2020/25号EB通告《新冠疫情期间促进、维护和支持从业人员心理健康》，提醒管理当局及时关注疫情中民航从业人员心理健康问题，民航局也于2021年发布了《民用航空人员隔离期间心理健康维护》指导材料，同时要求航空公司要建立建设本单位的心理健康维护支持体系、加强心理健康宣教工作、提高从业人员自我心理防护能力，及时有效干预心理危机事件，防范心理健康风险。

二、文化氛围对心理健康风险的影响

民航安全工作具有重要的文化属性，民航行业的安全发展，显然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而文化是一个特别宽泛又具体的概念，宽泛是指其宏观上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具体是指其微观上又表现为一线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在之前的民航安全文化综合模型研究（Wang & Sun，2014）中，从层次结构上将安全文化分为内隐层和外显层，安全心理特征属于安全文化的内隐层，安全行为和环境属于外显层，安全文化内隐通过外显来表现，外显会对内隐产生影响，该模型已经说明了个体的安全心理会受到外界文化和氛围的影响。

心理健康显然属于安全心理的范畴。然而，个体的心理健康风险由于其隐蔽性和潜伏性特征，往往较难被识别发现。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当从业人员心理压力过大或出现心理问题时，因担心影响自身职业发展（比如停飞等），往往不会主动向所在单位的部门或相关利益机构寻求心理援助，使得心理上的负面情绪不能得到及时疏导，心理健康风险不能得到有效缓解。2018年，国际航线飞行员协会（IFALPA）发布了《飞行员互助手册》，倡议飞行员群体之间建立互助和信任机制，航空公司应培育积极互助的团队文化。2020年10月，欧洲飞行员朋辈互助联盟（EPPSI）发布了《飞行员朋辈互助方案》，建议飞行员之间及时关注同行的心理风险，这为解决飞行员等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及风险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因此，结合航空安全自愿报告系统的成熟做法，建议建设从业人员心理健康风险管理与援助系统，宗旨是为飞行员等关键岗位人员反映心理健康问题和缓解心理压力提供可信任的途径，同时也为广大员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与方法，让更多的一线从业人员参与心理援助及互助，从源头发现、缓解和防范民航一线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风险。

三、构建积极的团队报告文化以化解心理健康风险

东方文化强调平衡与和谐，强调和而不争与兼容并包，心理健康风险管理与援助系统的建设和实施必然会受到传统东方文化的影响，心理健康风险的隐蔽性较强，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更难被暴露和识别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系统之前必须培育建设良好的组织氛围和安全文化。

在安全文化综合模型（Wang & Sun，2014）研究中，提出了安全文化的七类子文化，即安全优先文化、安全规范文化、安全应变文化、安全学习文化、安全团队文化、安全报告文化、安全公正文化，研究认为：民航从业人员心理健康风险管理与援助体系特别依赖于组织的团队文化和报告文化建设。在团结协作、积极报告的安全文化中，广大员工之间彼此之间会更加信任，对同事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相应行为会更加敏感和关注。

当一个组织、行业整体的团队文化与报告文化真正建立起来时，从业人员心理健康风险管理与援助更容易得到实施，员工个体的心理健康风险自然会得到及时发现和有效缓解。解决了“人”的风险问题，整个系统的安全就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作者：汪磊 民航安全文化专家团队成员，瞿凯、邹颖、李姝；单位：中国民航大学）

编辑|张 彤

校对|张 薇

审核|韩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