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武王伐纣进军路线|姬发|括地志|朝歌|武王|武王伐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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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从〈利簋〉谈有关武王伐纣的几个问题》（《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4期）一文中，对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作了初步探索。今再根据《荀子·儒效篇》：“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和《韩诗外传》：“武王伐纣，到于邢丘，楣折为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惧，召太公而问曰：意者纣未可伐乎？太公对曰：不然，楣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又曰“乃修武勒兵于宁，更名邢丘曰怀，宁曰修武，行克纣于牧之野”的这二条记载说明武王伐纣的具体进军路线。

一

“至汜而泛”（《荀子·儒效篇》）。

笔者认为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是从汜渡河。所谓周师从孟津渡河是属汉人之说，不足为信，可是近来仍有人沿袭这一旧说，认为古代许多历史文献对此都有记载，其根据是：

1.《尚书·泰誓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日戊午，师渡孟津。”

2.《尚书·泰誓上》云：“惟十有三年（即武王十一年），春，大会于孟津。”

3.《尚书·泰誓中》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4.《越书》曰：“八百诸侯皆一旦会于盟津之上，······欲从伐纣。”

5.《史记·周本纪》曰：“武王”十一年十二月（盖用夏正，即殷正一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成会，“以东伐纣。”《淮南子·览冥训》曰“武王伐纣，渡于孟津。“

首先应该指出《尚书序》大约是西汉时代讲授《尚书》的学者所写的，它只用几句话来简单地说明某篇文献是某人因为某事而作的，一些研究《尚书》的学者都认为：“《尚书序》对一些篇文献的说明显然不十分准确。《尚书序》不仅未必可靠，而《书序》本身的含义有时也是不大清楚”。因此，仅仅根据《尚书序》来作为历史的真实根据，显然是不够确切的。而《尚书·泰誓》也没有说明是师渡孟津，只是说大会诸侯于孟津。《泰誓》三篇今已亡，汉初《尚书》惟有28篇，无《泰誓》，后得伪《泰誓》3篇，诸儒多疑之，感到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在古代实属不可能。因此，曾运乾先生认为：“此晚出古文所传之伪《泰誓》，均非孔壁真本”。不足为信。至于《越书》，也同样说：“会于孟津。”“欲从伐纣。”说明周师并未渡孟津已伐纣。《史记·周本纪》和《淮南子》所记师渡孟津，仅是汉人之说。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也有周师从汜渡河之说，《淮南子·兵略训》曰：“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

从汉代直到现在的一些论著，大都采用周师渡孟津之说，可是对武王伐纣的进军路线这一关键性问题从没有论及，所以笔者曾指出，九年，武王曾观兵于孟津，诸侯皆曰可伐，而武王没有出兵，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孟津渡口河身较窄，水流湍急，风大没有渡过黄河，并不是什么“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乃还师归。”所以第二次才从汜渡河。

“至汜而泛，”杨倞注曰：“汜，水名，谓至汜而适遇水汛涨。”于省吾先生说：“汜有南汜、东汜、西汜之别。······《左》僖三十年《传》‘秦军汜南’，杜注此东汜也。在《左》成四年《传》取汜祭，杜注，汜祭郑地，成皋县东有汜水，《正义》：杜注荥阳中牟县有东汜，襄城县有南汜，知此汜祭非彼二汜，而以成皋县东有汜水者，以《传》为晋伐郑，取汜祭，既为晋人所取，当是郑之西北即今之汜水也。”又说“东汜水在今中牟县南，久湮，南汜水在今襄城县南，均去大河甚远，惟西汜水北流入河，西距雒汭甚近。由西汜水北渡河抵怀亦相符合，然则周师所至必西汜水也”。

可是有的论者对《荀子·儒效篇》“至汜而泛”的“汜”是否就是汜水的“汜”，还直接提出怀疑，认为“汜”是“河”字传讹而来的。如果把《括地志》卷三“汜水”的“汜”改为“河”，那上下文意怎么能解释得通呢？注意“其源重发，而东南流为汜水。”根据贺次君先生《括地志辑校》，按上下文意“汜”应订正为“泲”。“兖水出怀州王屋县北十里王屋山顶崖下，石泉亭不流，其深不测，既见而伏，至济源县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发，而东南流为泲（汜）水。”《史记·夏本记》‘道（导）兖水东为济’《正义》引。按兖水无汜水之名，“汜”当作“泲”形近致误。今据《水经》济水注改。”古济水上游称为兖水，出怀州王屋山顶崖下，向东南流后称为济（泲）水。

主张“汜”为“河”的同志为考订“汜”为“河”之传讹而来，同时又引《水经注·济水》云：“（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为兖水。······孔安国曰：“泉源为兖，流去为济。’······今济水重源，出温（城）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济水又东迳原城南，东合北水，乱流东南注，分为二水。一水东南流，俗谓之为衍水，即兖水（也），······南流注于溴，······溴水又南注于河也。”《读史方舆纪要》也记载：济水(即兖水)“在县（温县）南，自济源县流入，经县西南虢公台下，又南注于河。”其他如《温县志》，《汜水县志》亦有如此的记载。从而断定认为《据地志》所载兖水至温县东南而流为“汜水”的“汜”，应订正为“河。”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注于河”与“为汜（泲水”，一个“为”，一个“注”，一字之差，含义绝对不同，文意怎能相混淆呢？

有的认为武王伐纣，从汜渡河“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缺乏根据的”。我曾举出三条材料来证实从汜渡河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吕氏春秋·贵因篇》所记载武王伐纣曾至鲔水。“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侯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曰：‘朅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于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今胶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吕氏春秋》是与《荀子·儒效篇》、《韩诗外传》所记武王伐纣“出三日而五灾至。”“天雨三日不休”是一致的，同时说明甲子日赶到的原因。这与《利簋》所记“珷（武王）征商，住（唯）甲子朝岁鼎（贞）克（昏）夙又（有）商”是相符的。武王伐纣至鲔水，据《水经注·河水》曰：“又东过巩县北。”郦道元注《水经》曰“县北有山临河，谓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谓之巩穴。言潜通淮浦，北达于河直，穴有渚，谓之鲔渚，成公子安大河赋曰，鳣鲤王鲔，春暮来游，《周礼》春荐鲔，然非时及，它处则无，故河自鲔穴已上，又兼鲔称。《吕氏春秋》称武王伐纣至鲔水，纣使胶鬲侯周师，即是处矣。”由此可见武王伐纣是从孟津向东越过偃师、巩县而至汜渡河。《吕氏春秋》所记武王伐纣至鲔水，是有关武王伐纣从汜渡河至关重要的材料，其他二条材料是偃师与扣马镇名称的由来、含义问题，只是作为旁证，在此不赘述。

二

“到于邢丘”（《韩诗外传》）。“至怀而坏”（《荀子》）。

“邢丘”与“怀”在什么地方？有的论者提出由孟津渡河，“东向邢丘，只有六七十里，比汜水渡河至邢丘要近得多”。从而提出“怀”就是“邢丘。”所据《荀子》杨倞注曰：怀，地名。《书》曰：覃怀底绩。孔安国曰，覃怀底河，地名。那么，覃怀之地究竟位于何处呢？唐代孔颖达在《尚书正义》疏曰：《地理志》河内郡有怀县，在河之北。盖覃怀二字共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而河内郡的怀县又在何地呢？据《水经注·沁水》云：沁水‘又东过邢丘。《韩诗外传》曰：武王伐纣，到邢丘，更名邢丘曰怀。春秋时，赤狄伐晋围怀是也。王莽以河内，故河内郡治也。’可见河内郡的怀县位于古邢丘。由此可知，《荀子》所谓“至怀而坏”的“怀”，即邢丘，非为武陟县西的古怀城。

把古怀与邢丘混淆在一起，邢丘与怀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二个地名。

我们承认《荀子·儒效篇》所说“至怀而坏”的怀是古怀地，应在今河南武陟县的古怀城。《荀子》杨倞注曰：“怀，地名。《书》覃怀底绩，孔安国曰覃怀近河地名，谓至汜而适遇水汛涨，至怀又河水汛溢也。”“覃怀有三说：一以覃怀共为一地之名，二为覃乃状况之词，沃壤平衍之意，三则云覃即导”。可是金履祥《通鉴前编》云：“覃，大也，怀地名。太行为河北脊，脊上诸州并山险，至太行山尽头地始平广，田皆腴美，似称小江南，即古覃怀也。”其义解释甚确，此怀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记河内郡的怀县，河内郡的郡治所在，在大河之北。故《水经·河水》注曰：“又东经怀县南，济水故道之入，与成皋分河。”这个怀县就是河内郡的郡治，这是无庸怀疑的。如果将此怀县说成是古邢丘，那就错了。因为河内郡的郡治是在今河南武陟县西的古怀城，即古之覃怀地，绝对不是古邢丘。杨守敬在《水经注图》中就绘的是二个地方。《元和郡县志》卷16曰：“武陟县，本汉怀县地。”“故怀城在县西十一里。两汉河内郡并理，晋移郡理野王。”《大清一统志》又曰：“怀县故城，在武陟县西南，《禹贡》、覃怀底绩。孔安国传，覃怀近河地名，郑元曰，怀即河南怀县。《左传》隐公十一年，王与郑田有怀，后属晋。《史记》赵成侯四年，魏败我怀，又魏安厘王九年，秦拔我怀，汉置怀县，为河内郡治，后汉建武元年，幸怀，晋建兴后，不复为郡治。东魏改属武德郡，隋大业初，省入安昌，唐武德初复置，属怀州，贞观元年，省入武陟。《据地志》怀县故城，在怀州武陟县西十一里。今据县地名办公室同志调查，怀县故城其治所当在今武陟县城土城村附近。

由上可知古怀县，为河内郡治，并不是古邢丘。由《韩诗外传》所记“更名邢丘曰怀。”也就说明当时武王伐纣至“怀”与“邢丘”应是二个地名。故《左传》宣公六年曰：“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

那么“邢丘”的地理位置在何处呢？

《史记·魏世家》曰：“秦固有怀，茅，邢丘。”《集解》徐广曰“在平皋。”《正义》曰《据地志》云：“平皋故城在怀州武德县东南二十里，本邢丘邑，以其在河之皋地也。”

由上可知，邢丘邑，即汉置平皋县。故《清一统志》曰：“平皋故城，在温县东，本晋邢邱邑。《左传》宣公六年，赤狄伐晋围邢邱，今河内平皋县，战国属魏，《史记》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取魏取邢邱。《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平皋注，应劭括曰，晋号曰邢邱，以其在河之皋，处势平夷，故曰平皋。后汉晋之，东魏改属武德郡，北齐废，《括地志》平皋故城，在武德县东南二十里。《寰宇记》平皋城，在武德县西，《府志》平皋在温县东二十里，邢城在平皋东北隅。”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六年注也说：“邢丘即今河南温县东二十里之平皋故城，怀与邢丘仅相近。”

王国维先生认为：“邢丘即邢虚，犹言商邱殷虚，祖乙所迁。”“《尚书序》祖乙迁于耿，《史记·殷本纪》作邢。”“当即此地。”其“地近河内怀。”“正滨大河，故祖乙圯于此也”。

从上可知，平皋城即古之邢丘，应在今河南温县东20里，即今之北平皋村。在今温县东南北平皋村外围尚存古垣周长4000余米，从夯土内包含物和附近地层可以看出城墙曾屡经修补，据考古工作者判断，其始建期或可早到春秋之时。在城内东南部，有一高出周围地面3—4米，现存面积约380×390平方米的大台地，台周边被破坏的断崖上，到处可以见到东周至汉代的陶片，发现数十件戮有陶文“邢公。”可知邢公乃晋国封于邢地而后称公者。此邢为晋国地名这是毫无疑问。其遗址所在地既是台地，亦可谓之土丘，《史记·魏世家》引《正义》《括地志》谓“以其在河之皋地。”其在春秋时曰邢，故合而曰邢丘，这样看来晋国“地近河内怀”之“邢丘，”就是在今河南温县城东的北平皋村，考古材料与史书记载正相符合更证实这一点。

“怀”与“邢丘”既然是两个地名。古怀，绝对不是春秋之邢丘。邢丘在汜水北，古怀在邢丘东面。从汜水渡河对岸就是邢丘，只有近卄里地。如果从孟津渡河东向到邢丘，那就远了。该论者还质问既然“怀”是邢丘，武王伐纣怎么能由汜水渡河西向邢丘呢？这样，岂不南辕北辙？在这里他根本没有搞清楚邢丘的地理位置在何处？怎么由汜水渡河西向邢丘，武王伐纣从汜水渡河北上邢丘，东向怀，是里程最近，最方便的交通线。那种认为周师只有从孟津渡河，才能到邢丘，是符合其进军路线，里程最近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三

“勒兵于宁”（《韩诗外传》）。

武王伐纣率领的周师，从汜水渡河北上邢丘（今河南温县北平皋村），然后东向至怀县（今河南武陟县城西土城村），至怀后继续北上宁（今河南修武县）。而修武之名在历史上命名较早，武陟县名较晚。《隋书·地理志》曰：“隋文帝分修武县置武陟县。”修武之名与武王伐纣经过此有关系。《水经》《清水注》曰：“应劭《地理风俗记》云，河内，殷国也。周名之为南阳，又曰晋始启南阳，今南阳城也。秦始皇改曰修武，徐广王隐，并言始皇改，瓒注《汉书》云，案韩非书秦昭王越赵长平，西伐修武时，秦末兼天下，修武之名久矣。余案《韩诗外传》言，武王伐纣，勒兵于宁，更名宁曰修武矣。”修武，商时为宁邑。修武之名实与武王伐纣经过此为纪念武王有关。

《修武县志》曰：“修武县有待王，承恩镇。”《修武县志》又曰：文案村“在县东南八里，相传武王载木主东征文案奉安于此。”由此可知武王伐纣进军路线是由南向北到待王镇而后至共头的。

“至共头而山隧”（《荀子》）。唐杨倞《荀子》注曰：“共，河内县名。共头盖共县之山名。隧谓山石崩摧也。隧读为坠。”顾炎武曰：“《左传》郑大叔出奔共，注，‘共国今汲县共县。’《唐书·地理志》卫州共城县，武德元年置，共州，即今卫辉府辉县”。《吕氏春秋·诚廉篇》曰：“又使保召公就微子于共头之下。高诱注曰：“共头即共首，山名，在汉之河内共县。”《庄子·让王篇》曰：“故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郭象注曰：“共山之首共丘山，今在河内共县西，鲁连子云，共伯后归于国，得意共山之首。”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十也谓“共头即共首。”《辉县县志》曰：“共山，在方山东南，名共山首，一名共头，俗呼为共山头。因卫世子共伯封地得名，相传共伯葬此。一云共伯和逍遥于此。”其名实与共工氏相关。《清一统志》曰：“共山在辉县北九里。”顾颉刚先生也谓共山：“在今河南省辉县北九里，亦谓之九峰山，为苏门山之别阜”。今辉县东北，方山东南还有共山头水库，其共山犹在。说明当时武王伐纣的军队企图从辉县东北进军朝歌，可是周师到共头后，山石崩摧不能前进，于是折回从百泉，绕辉县，从南进军牧野。周师急于想摧毁殷纣王的统治，克服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困难，遂选马而进，并没有停顿进军朝歌。

四

“厌旦于牧野”（《荀子·儒效篇》）。

唐、杨倞《荀子》注曰：“厌，掩也。夜掩于旦，谓未明已前也。”厌旦即黎明到达牧野。

“牧野”究竟在何地，有的说牧野不是地名，是指邑郊之外谓之牧野，有的说是牧地之野。到底历史上有名的牧野大战的战场在何地？相当于今天什么地方，这是牧野大战非常重要的问题。

探讨牧野战场在何地？其中讨论纣都朝歌距离牧野多少里，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有的讨论“牧之野”在商都朝歌多少里时，引用《水经注》云：清水“又东县过汲北，······清水又东经石梁下，······与仓水合，······其水东南流，潜行地下，又东南复出，俗谓之雹水，东南《郡国志》曰：“朝歌县南（十七里）有牧野。”由此可知，牧之野距朝歌县南17里。到底在朝歌县南什么地方，没有具体回答。以上所引用的《水经注》有几点需得说明，如“又东县过汲北，”应为“又东过汲县北。”这句话是郦道元所注《水经》的内容，《水经》是三国时人桑钦所写。因此，引用时不能作为《水经注》的内容来引：“清水又东经石梁下，······与仓水合，······其水东南流，潜行地下，又东南复出，郡谓之雹水，东南《郡国志》曰：朝歌县南（十七里）有牧野。”这是郦道元注《水经》的内容，“东南《郡国志》曰朝歌县南（十七里）有牧野。”其“东南以下应有删节号······才是《郡国志》曰：“朝歌县南（十七里）有牧野。”可是“《郡国志》曰朝歌县南（十七里）有牧野。”查阅几种有关《水经注》的版本，都没有十七里的内容，因此，他不应是郦道元注《水经》的内容，而袁山松《郡国志》现在所辑的版本也没有十七里的内容，看来是有的论者加上的，不加说明放在引文内这是不恰当的。

“牧野”到底相当于今何地？一般都认为在朝歌或淇县之南。袁山松《郡国志》曰：“朝歌南有牧野”。清《一统志》曰牧野“在淇县南。”《通鉴地理今释》说牧野在“纣之南郊，在今河南淇县南。”这些书只是说明在淇县南，朝歌南，到底在何地？没有具体的说明。具体说明距朝歌多少里有以下的记载：

《后汉志·郡国》曰：“朝歌，纣所都居，南有牧野。”刘昭注：“去县十七里。”《后汉书》没有志，梁刘昭给《后汉书》作注，把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抽出来加以注释，补入《后汉书》作注。因此，刘昭注，是晚出，今有的论者采用，不足为信。

其次《尚书·牧誓》孔传曰：“牧野，纣近郊三十里地名牧。”《通典·州郡》曰：“郊野之地，纣都近郊三十里即也。”这说明牧野离纣都30里。

其实早于刘昭、孔传的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书》武王与纣战于坶野。”坶即牧。这是牧野离纣都朝歌南70里的说法。朱熹《诗集传》也采用此说。《诗经·大雅·大明》曰：“矢于牧野。”朱熹《诗集传》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

许慎的说法比较可信。他是河南人，对河南地理了解。宋人夏僎《尚书详解》予以肯定。而陆德明《音义》引《说文》作坶野，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又似专属商郊地名。”在宋人这个论断里，透露出牧野这个地名的形成。本来“牧野”不是一个地名，这是肯定的。《尔雅·释地》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故《尚书·牧誓》曰武王伐纣，“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应读为商郊，牧野。指商邑外的四周，自郊至牧而野。由于历史上武王伐纣的战争是在殷都南70里的牧野发生的。所以，经过这次战争之后，这个战场也就成为一个固定地名，称为牧野，成为商郊地名。这个商郊地名应在何地呢？它距朝歌城南七十里，今新乡市牧野村北一带。

据《括地志》记载：“卫州（今河南汲县）城，故老云周武王伐纣至于商郊牧野，乃筑此城。”此说明商郊牧野是在卫州城附近，今汲县城南一带，统统被称为商郊牧野。《括地志》又说：“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此条材料又说明卫州（今河南汲县）离纣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只有73里。如果这个数字是可以肯定的，那么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应在离卫州（今河南汲县）城不远之处。今新乡市是隋开皇六年（586年）析获嘉县新乐城和汲县新中乡置县曰新乡。今新乡市郊牧村正是属于汲县之新中乡，其范围很广，有东牧村，西牧村，新牧村，牧村乡包括27个生产大队，属新乡市郊区。靠北正是当年牧野之战的战场。故《新乡县志》指出：“牧野在县东北八里，即古牧野，武王伐纣陈师之地，今太公庙尚在。”今值得注意这里的一些村名，围绕着武王伐纣大战牧野这一中心形成许多地名，牧村的西南有古龙岗（今杨岗）、古凤岗（今茹岗）、古龟岗（今畅岗）统称，“三岗。”传说当年武王伐纣，王后和姜子牙兵临牧野时，便分别驻扎在这三个村落。周军已到，殷纣王仓惶起兵迎战，率领商军17万（一说70），南下至牧村东北扎下营寨，后称“御寨”（今御河）、周武王前锋军队在北帐门（今北张门）随后大军驻南帐门（今南张门）、殷纣王在牧野大战战败溃逃后，周武王将所俘商军中的顽固将领，押到共国（今辉县）杀掉。故现今新乡、辉县交界处留下“斩将屯”的村名。周武王姜子牙继续挥军北上，在凤凰山前分兵两路围逼朝歌，分兵处今有“分将池”的村名为证。这些从地名学上值得注意研究，它为我们寻找牧野大战的战场提供重要线索。

有的论者提出如果说今之新乡市东北的牧野一带，是当年武王与纣交战处，那么，武王“勒兵于宁”为什么不从宁地挥戈东向，直指汲县新中乡之牧野，反而舍近求远，由宁地率军北上共山头？难道周军能从共山头回师西向百泉，旋由百泉南下辉县城，然后才至汲县新中乡之牧野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对该地区的地理形势要有所了解。

当时周武王伐纣的军队，既然从汜水渡河北上到邢丘，然后东向至怀，到怀后又继续北上。这时武王的军队并没有由怀东向朝歌，那是因为古代的黄河是从今天的武陟县境内向北流，如果从怀东向朝歌，那就必然还要渡一次黄河，这对进军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周师至怀后只有北行。北行至宁（今河南修武县），周师在宁修整一会仍然继续北上共头，为什么武王的军队“勒兵于宁”后，并没有从宁地挥戈东向，直指汲县的新中乡之牧野，反而舍近求远，由宁地率军北上共山头呢？

武王伐纣进军的目标是纣都朝歌，并不是汲县的新中乡牧野。既然是这样，所以周师北上共山头，企图从共山头向纣都朝歌进军。为什么没有从宁地挥戈东向进军纣都朝歌呢？那是因为从宁（今河南修武）东向牧野，其间有许多小河，行军是很不方便，如现在新乡市西边的合河村这个地名，就是因为有几条河在此汇合而得名。加之这个地区的地形、沟、岗很多，洼地也很多，尤其是武王伐纣时“天雨，日夜不休”，遇上雨天，山洪暴发，在这地区行军是极不方便。所以这时周师北上共山头，避开难进的路程，准备从共山头东向直接进军纣都朝歌。可是到共山头后，荀子说：“至共头而山隧”。并不是什么山石崩摧，而是因为山路不平车行实在难走。在那里著名的山有九山，“在辉县北十里，”“孤峰耸山，府视群山”。有方山，“在辉县东北，’黑麓山，“在辉县东北五十里。”“两崖壁立，交通极不方便”。所以由共山头直至朝歌其间都是山地丘陵地区，一般高度都在200至500米，有的达到875米。但从百泉以下是属于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当时周师到共山头后，由于地理上山路阻隔，武王并没有了解清楚，所以周师不得不旋转百泉，从辉县南部南下到牧野，然后北上朝歌。可是有论者提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所记齐侯攻晋，就是由朝歌经过孟门，登太行，进军晋国。武断的认为古代从朝歌到孟门是古代的军事交通要道，那么，在商周之际，此古道岂能不通？所以武王伐纣大概是沿这条古道由共山头进军牧之野的。要问，如果在古代由共山头至朝歌有古道，在商周之际是畅通的，那么为什么周师，从东到共山头后，又何必西向回到百泉，然后才直达牧野呢？这种军事行动又作何解释呢？

我们说从朝歌到共山头在商周之际并没有什么古道，如果有古道畅通，春秋时齐桓公伐白狄到西河，不会“悬车束马”踰太行前途的。

由于纣都朝歌的地理位置，东边是黄河，西边是太行山丘陵地区，中间是属于华北大平原的开阔地带。而牧野正是纣都朝歌的南大门口。所以周武王伐纣的军队“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殷纣王早已在那里摆好阵势等候周武王军队的到来。如果按有的论者认为在邻殷都朝歌南17里，在那里是没有办法摆好阵势等候周武王军队的，这个仗也是没有办法打的的。正是由于周师从百泉南下很快到达牧野，这时殷纣王早已摆好阵势，在那里等候，所以在历史上才发生有名的牧野大战。由于殷纣王不得人心，前途倒戈，纣军失败，无法可守，“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文章作者：陈昌远

文章来源：《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选稿：甄艺涵

编辑：刘言

校对：周辰

审订：吴雪菲

责编：罗舒平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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