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风在“西安事变”前负责在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并协调东北军在北平招收学兵，成立学兵队。西安事变之后，党派他到东北军一〇五师开展统战工作。“一二二五”事件发生后，邹鲁风曾被一O 五师扣押，不久获得释放。抗日战争爆发后，邹鲁风奔赴延安，后来在抗日前线开展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邹鲁风一度任高密县游击队政治部主任，不久转入山东省巡回宣传队做地下工作，在平阴、肥城、东平一带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7月，任平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38年12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6支队一团政治处主任。1939年9月调任泰西行政委员会委员、秘书长。1940年4月任鲁西行署第二专署副专员、中共鲁西第二地委委员，11月任专员兼地委政府工作部部长。1941年7月，鲁西、冀鲁豫两区合并后，任冀鲁豫区第二专署专员。1944年3月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抗战胜利后，调往东北工作担任过辽阳市长和县长(第二任市长)、辽南行署专员、1948年任辽宁省政府副主席。等职。

邹鲁风被党派回故乡工作，任辽阳市长兼辽阳县长、辽宁省一专署专员。他在任职中首先注意教育自己的家属和亲朋好友，使他们了解我党的方针政策，办事要讲原则。当时家属亲友中多有认为邹鲁风“不开面”。

在辽阳任县长期间，他和副县长谢东屏一起到千山区领导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他们亲自去龙泉寺逮捕反动地主，使千山区反霸斗争、减租减息斗争首先打开局面，带动了这一运动在辽阳地区的发展。

1946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辽阳，一时间，辽南全境几乎被国民党占据。邹鲁风这时身体有病，但他仍坚持领导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直到全境解放。辽南解放后1948年邹鲁风任辽宁省政府副主席。他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经受了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的严峻考验，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

全国解放以后，邹鲁风调到高等教育在线工作。曾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处处长，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邹鲁风是深受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钦佩和信赖的的优秀领导干部。在这两个学校工作期间，他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总是强调要用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指导工作。他孜孜不倦地钻研革命理论，经常深人到教学、科研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向师生学习，向实践学习，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努力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党的指示和学校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他朝气蓬勃、思想敏锐、埋头苦干、处事果断，在大事大非面前敢于坚持原则，在工作中勇于承担责任。他襟怀坦白，作风正派、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严格要求自己，关心爱护同志。邹鲁风既是一个忠实积极、奋发有为的党的领导干部，又是一个治学严谨、很有造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

邹鲁风为了改进文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积极倡导开展社会调查。1958年11月间，在北京市委的支持下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师生168人，联合组成一个大型的人民公社调查组，邹鲁风是这个调查组的总负责人。(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在他的带领导下，深人到河南、河北农村，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当时他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人民公社调查是教学联系实际的好机会，也是改造文科大学的好方法。我们的调查一定要掌握第一手材料，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调查组共分3个小组，于11月下旬到3个点，与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呼吸、共命运，采取一边参加实际工作，一边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到1959年6月结束，时间达半年之久。文科大学以这样大的规模和方式向社会作调查，在当时来说是罕见的，调查组下去的时候，正是党中央召开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不久，调查组根据武昌会议精神，从最初的实践中研究怎样进一步固巩、完善和发展公社化的成果。

1959年3月以后，调查组又根据党中央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的特神，搜集、整理了调查资料。3个组共写出了所调查的县和公社关于所有制、分配关系、工农业生产、经营管理、财贸、政法、历史等各方面情况的调査报告约180万字，整理了大量基础资料，还在初步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写出了若干篇专题研究性质的论文，如《人民公社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对目前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的一些认识》、《产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等。为了今后进一步开展对人民公社化问题的研究，回到北京后，邹鲁风曾组织大家提出问题，包括思想认识上模糊的问题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整理成《问题汇编》，内容大多属于党中央武昌会议，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的范围。调查组的同志在邹鲁风的带领下，通过亲身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增强了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学习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体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邹鲁风所带领的调查组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邹鲁风的领导是正确的。

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邹鲁风在组织领导这次调査中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大无畏的气魄。调查组刚下去时所拟定的调查研究提纲和研究题目，因为那是根据当时的文件和报纸上的材料确定的，所以与实际有一定距离。例如；曾将“两个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为研究的重点。当时在一些关于公社化问题的文件中曾经提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些地方三四年内可完成，有些地方需要五六年或较长一些的时间，也就可以完成。在没有下去以前，调查组的同志也认为实现“两个过渡》，特别是第一个过渡已经不是遥远的而是近在眼前的事情。可是，在深入实际调査研究的过程中，大家遇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这时，是死守框框去搞脱离实际的调查呢，还是从实际出发，修改原来的提纲，如实地反映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间题？当时邹鲁风明确指出，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框框出发，这样就改变了原定的调查提纲。

不久党中央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使大家的认识更加明确起来。邹鲁风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经常要求大家要结合实际地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他不仅言传而且身带。当时，在公社化初期，陈伯达刮起来一股“共产风”，它所造成的恶果，同志们已耳闻目睹，为了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这些问题，邹鲁风提出要认真学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并且亲自讲解书中的原理，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他运用这一原理，来提高大家的认识水平。

调查研究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在当时的确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调查组的同志下去不久，就发现不少“说真话的插白旗，说假话的得红旗”的现象。这种情况已影响到调查组内部，使许多同志不敢说真话。比如粮食产量，谁报的多，谁就得先进；谁如实报产量、谁就被批判为“右倾”。结果产量越报越多，成为“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产生的原因之一。调查组有的同志，发现实际产量没有那么高，但也不敢说。例如当时有一个上了报的全国闻名的水稲亩产卫星”，经过调查核实，有确凿的事实证明是假的，可是谁也不敢公开说。针对这种情况，邹鲁风明确指出，调查组要说真话，材料一定要真实可靠，更不能弄虚作假；不能图虚名而受实害，要对党、对人民负责。邹鲁风还多次教育大家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用毛泽东当时所提倡的“五不拍”精神教育大家。调查组正是根据邹鲁风提出的这个精神，对所调查的材料（包括数字材料）反复核对，态度是严肃负责的，并且本着他说真话的指导精神向当地党委作了调査情况的汇报。

邹鲁风从自己多年来教育工作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科学事业，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仅要允许而且要提倡不同意见的争论。当时，调查组中不少同志思想上有顾虑，有不同意见也不敢畅所欲言。邹鲁风针对这种情况多次指出：“科学研究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提倡内部的自由讨论。调查组回到北京后，邹鲁风要求大家在继续总结工作的基础上，大胆提出认识上和思想上还未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开展不同意见的讨论，并整理出来进行研究。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问题汇编》的来历。

人民公社调查是一项理论研究工作。在调查工作中，必然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即允许不允许一个党员向党组织汇报他所了解的实际情况？允许不允许对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和实际工作问题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允许不允许对不理解的问题或者有怀疑的问题向组织提出来？科学研究工作允许不允许犯错误，允许不允许改正错误等等。本来，这些问题是清楚的，是常识范围内的，在党章中和宪法中都可找到明确的答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本来对于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工作，是应该肯定的，因为它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和论文，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今后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将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查组，特别是领导这个调查组的邹鲁风同志，竟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邹鲁风受到批判以后，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委屈，而是为调查组的大批同志蒙受不白之冤感到不安，特别是为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遭到破坏感到痛心。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我相信调查组的工作没有错误，我们的工作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我个人没有什么，我感到痛苦的是因为我而连累了大家，痛心的是党的是非被颠倒了，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邹鲁风同志于1959年10月26日在悲愤交加、身心交瘁中与世长辞了，终年49岁。

邹鲁风为维护共产主义的理论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的一种反抗而不服的死，他的死是高尚而无畏的。这种死是为争真理而死。人民公社调查组一案，是一个大错案。早在1961年，已经进行了甄别平反。但事隔5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又推翻了原来甄别的结论，已经去世的邹鲁风再次受到诬陷。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把颠倒了的是非再一次颠倒过来，1979年，直到彭德怀沉冤昭雪之后，邹鲁风的人民公社调查组错案才终于得到纠正。同年在北京补开了邹鲁风的追悼会，骨灰和五哥邹大鹏骨灰都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79年5月12日光明日报刊登“襟怀坦白 实事求是”--深切怀念前北京大学副校长邹鲁风同志的文章。邹鲁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家乡辽阳人民永远怀念他！

邹鲁风爱人--方志西简介

女，中共党员。“九三” 胜利后被派到东北，1945 年11月到辽阳，被分配到辽阳县干部训练班，负责教育改造敌伪机构的办事人员，培养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和学生。1946 年初，出任辽阳县委第一任宣传部长，并当选县委委员。在当时国民党军向辽南进攻的严峻形势下，她和县委一班人与国民党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政治宣传任务。80年代，方志西从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离职，她是辽阳市第一位女部长。

邹氏三杰的爱人全是党员，他们为共和国解放和建没做出了贡献。革命先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辽阳市民营企业家联合会
邹氏三杰研究会邹伟等
2022年8月30日

作者同父亲合影

作者简介

邹伟老家辽阳后三块石村邹氏后人，从小受邹氏三杰革命先辈思想影响，打上革命的烙印。

父亲邹广安中共党员，建国前参加革命，离休干部。邹伟红三代传承了红色基因，参加革命工作后早期入党，现担任市民营企业家联合会书记、会长。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辽阳市学雷锋和道德模范，十大环保杰出人物。联合会获得辽宁省“四好商会” 荣誉。

（本文章来源于美篇，作者善行传媒，所涉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