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程砚秋一样拒绝为日本人服务的戏剧艺术家还有齐如山。
齐如山，名宗康，字如山，河北高阳县人，中国近代贡献卓著的京剧理论家和实践家、民俗学家、实业家，早年曾游学西欧，对戏剧和戏剧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见解。辛亥革命后回国担任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的教授，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良师益友，曾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为梅兰芳编排剧，并于1931年与梅兰芳、余叔岩等人组成北平国剧学会，建立国剧传习所，从事戏曲教育。1949年解放前夕，齐如山从北平去了香港，不久，从香港飞往了台湾。
羁旅台湾的齐如山在晚年时著《齐如山回忆录》。
就是在这部追怀之作中，齐如山感慨万分地回忆起了北平陷落前后的许多细节。
他在第十一章《避难经过、闭户著述》中这么写：“卢沟桥的炮火一响，我就对朋友说这件事情要扩大。朋友说，北平以东方为缓冲地带，塘沽是有条约的，日本一时不会再有举动，恐怕此事是误会。我说《塘沽条约》（即《塘沽协定》）乃受日本人欺骗，日本侵略，绝无止境，此次恐怕我们政府不能容忍了……”
其实，《塘沽协定》的签订，热河被并入伪满洲国的版图，河北滦东地区22个县的“非武装地带”的划定，已使北平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危城”，战争硝烟的气味已愈加浓重。
基于这种认识，齐如山早早就把北平国剧学会的行头和许多珍贵文物资料装箱打包，交由故宫博物院的马衡院长（即北大留平教授马裕藻之弟）代为保管。
这些东西还没完全转运完，日本军队已经进入北平了。
北平的陷落实在太快了！
别人都想方设法离开北平了，齐如山却岿然不动。
他不动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并非政治人物，而且从来不过问政治，平头小民一个，日本人应该不会对自己怎么样，而且，自己的家就在北平，离开了家，还能去哪儿呢？
然而，齐如山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因为，有知情人告诉他，日本使馆里有一份抗日人员的名单，上面有他的名字，日本人很快就会找上他的了。
“我向来与政治无关，何以有我的名字呢？”齐如山半信半疑，回跟兄长齐竺山讨论此事。
兄长齐竺山分析说：“我们虽然不搞政治，但日本欺侮我们，我们心中当然是极愤恨的，我们又爱随便说话，平常谈话中，常常露出这种论调来，有时且至大骂，由这种地方得罪了日本人或汉奸们，也是有的事情，我认识人少，得罪人也少，你认识人多，得罪的人也多。此事不可疏忽，应该早些预备，倘被他们抓进去，虽然不敢说一定要命，但他收拾的罪过就受不了。”
齐如山同意兄长的看法，说：“我们反对日本人侵略我们，这是人情之常，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如此，但我们并没有做过抗日的工作，这正是我们应该惭愧的地方。他虽说我们是抗日分子，但他绝对不会有什么凭据，我也不会有什么罪过的，可是倘抓了我去一审问，我可就有罪了，因为我虽没做过抗日的工作，但这‘不抗日’三字，我一定不肯说，安能没有罪呢？”
那么，既然已经被日本惦记上了，还能怎么样呢？躲吧。
齐如山只得想办法外出躲避。
躲避到外省别的地方实在太仓促了，先就近在亲戚家住几天吧。
才到亲戚家住下，就有警察到齐家抓人了。
这警察的阵容还不小，是两个巡警，两个便衣，一个刑警。
警察到齐家搜查了一番，不获，悻悻走了。
躲在亲戚家的齐如山听了家人的汇报，感到事态真的严重了，住亲戚家不但不安全，可能还会给亲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改搬到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里躲了起来，这一躲，就躲了半个月。
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警察只到过齐家一次，搜捕得也不很紧，只是向齐家的人询问了一番，就走了。
齐如山却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中国方面的警局虽然缓和，日本方面是否缓和，尚不得知。”
有在日本人广播电台做事的“热心”人来替齐如山出主意，说：“以您齐先生的社会名气，不妨到我们广播电台工作，做广播，这样，就可以将功赎过，获得自由了。”
去日本人广播电台工作，不就是做汉奸吗？！
齐如山拒绝道：“我齐某人向来与政治绝缘，到广播电台工作的事情免谈。”
来人笑了，说：“到广播电台做播音，又不一定要涉及政治，只广播戏剧，不就行了？您齐先生能去，肯定特别优待。”
齐如山摇头说：“第一二次只播戏剧，不涉及政治，那行啊，但以后呢？谁敢保证以后永远都不会涉及政治？”
来人拍着胸脯说：“我敢保证，绝不广播别的事情，就只播戏剧。”
齐如山嘴里不说，心中却想，你保证，你不过日本人手下的一条走狗，保证得了吗？
那人看齐如山不语，以为他动心了，就继续劝，说：“所谓涉及政治，最难为的，不过是让你骂骂党国，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过分的了吗？你想想，党国也不是十齐十美、无可挑剔，就骂他几句，那又怎么样？而且，他们迁到四川重庆去了，离咱们这么远，骂了也白骂，他们也奈何不了咱们不是？”
齐如山忍不住反驳说：“做一件事情，首先想这应该做不应该做，不应该想‘那又怎么样’‘奈何不了咱们’。是，党国固然有该骂的地方，但我要骂，我就到四川重庆去骂，我不能在这儿骂。”
齐如山这番话，让来人耸然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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