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陈春先出生于四川成都，1952年被选派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深造期间，凭借过人的天赋成了物理大师玻戈留博夫的得意门生。
1959年，陈春先学成归国，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搞原子弹试验。后在陈赓的力争下，调到了中科院物理所从事理论研究。
1971年，苏联研究出了一种叫做“托卡马克”的超高温核试验装置，能够做到缓慢释放核能，却不产生废料。

陈春先敏锐地察觉了此装置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便主动请缨领导“托卡马克”项目。
纵使当时国内的环境混乱不堪，但陈春先仍然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于1974年7月1日成功建造了我国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
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陈春先荣获全国科技一等奖。
大会上领导人倡导：“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陈春先开始下定决心，要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1978年6月，陈春先赴美考察核聚变项目。路过硅谷时，面对着眼前众多先进技术，陈春先感慨万千，当即便说：“我们已经落后了一个时代！”
年底，我国正式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1979年初春，陈春先再次前往美国，这一次，他走访参观了更多的城市，如同硅谷那样“技术扩散”的思路也在他的脑中渐渐形成。
陈春先心想，聚集了众多名校以及研究所的北京中关村，为什么不能像硅谷那样，成为我国的一个高科技扩散的辐射源呢？
回国之后，陈春先便开始大肆宣传，传播自己的理念，一时间吸引了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同仁。

1980年10月23日，在中科院物理所的一间废弃仓库内，陈春先创立了服务部，意在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技术帮助。
不会有人能够想到，陈春先创立的这所科技开发机构，会是全中国第一个民营科技公司的雏形，更成了中关村的第一粒种子。
服务部成立之后，吸引了越来越多前来参观的人，其中不乏一些有名的教授。这种“反常”现象立刻便引起了一些思想“保守”人士的议论，他们认为服务部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科学环境。所长管惟炎更是关闭了服务部占据的那间仓库。
面对这种局面，陈春先只能带领同仁“打游击”，一年之后，服务部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名气更大。陈春先在中关村老67楼居民区附近搭建了两间木板房，作为服务部的办公室。
到1982年，服务部共承接27个项目，收入已经达到2万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服务部如日中天，不少人眼红起来，一时间流言四起：“陈春先就是为了捞钱”、“陈春先是中关村的科技二道贩子”……
陈春先因此被公开点名批评，并被立案清查了服务部的全部经济问题。

看到丈夫落得如此境地，妻子流着眼泪劝说陈春先：“咱别搞这服务部了，还是踏踏实实搞科研吧。”
陈春先却坚定地说道：“那怎么行！我们要坚持真理，打破旧的科技体制！”
半年之后，服务部的财务状况清查完毕，并没有发现异常，但期间造成的影响，使得很多同事都对陈春先避而远之。
与此同时，陈春先的遭遇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时任市科协咨询部部长的张绮秋亲自来到中科院反映有关陈春先的情况，并且让时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的丈夫周鸿书，将服务部的经历撰写入新华社的“内部动态清样”，供相关领导阅读。
1983年1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作出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并亲自致电，要求停止对陈春先的立案审查。
随着中央的批示传达后，每天来到服务部的人开始络绎不绝，与此同时，陈春先也有了将服务部改为公司的想法，随后便成立了“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民营科技公司。

在陈春先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也开始初具雏形。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陈春先创立的公司，却没能顺风借势，获得长足发展。
2004年8月9日，陈春先因病离世，永远地离开了中关村。
如今，中关村早已今非昔比，作为“第一人”的陈春先，应被众人铭记。若没有他当初的付出，也许中关村将又会是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