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夫夫妇生育了10多个子女，由于战争年代条件极端严酷，在解放前所生的孩子大多夭折，仅存一子一女。

全国解放的时候，乌兰夫夫人才27岁，可是身体已经受到很大损害，她生下的孩子，根本不能存活。

951年出生的云松，虽然是早产儿，但活了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于是，母亲对她格外呵护。

因为是早产，加之母亲身体羸弱，她没有母乳吃，又不能喝牛奶，一喝牛奶就病得很厉害。

一位读过医科大学的朋友来看母亲，送给她一盒罐装奶粉，对她说：“试试这个，也许小孩子能接受。”

说起来也怪，云松很喜欢吃这种奶粉，人也健康起来。

1949年后，美国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婴儿食品和药品都在禁运之列。市面上这种奶粉越来越少，价格十分昂贵。

当时国家对军队和干部实行供给制，就是保障吃饭、每年发几套衣服，除此之外，每月还有很少的一点儿津贴。

父母每个月的津贴合起来，刚好能买这样一盒奶粉，恰好够云松吃一个月。

给云松买完奶粉，乌兰夫手里就一点儿钱也没有了。

但维持一个家庭或多或少都需要一点儿钱，于是，哥哥姐姐只能穿着大人改制的旧衣服，上面满是各种补丁。

还有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父母老家的亲戚或者同乡，会经常来看望他们，以往母亲总会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可是父母的津贴被云松独享之后，母亲只能送给他们一些衣物。

母亲出身封建大家庭，擅长刺绣。

她开始会在云松姐姐的旧衣服上点缀各种花朵，可是渐渐地，这些缝纫量越来越大，特别是父亲的衣服，要补缀得完全看不出痕迹，很是费神费力。

母亲自己的工作本就紧张，对大量的家务活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想起她的姑母来了。

母亲的姑母——云松称呼之为姑姥姥。

姑姥姥突然接到母亲的邀请，又惊又喜，她以为有什么高贵精细的活计等着她，没有想到都是些需要缝补的粗白布衬衫和旧军装。

当时乌兰夫是内蒙古地区党政军的一把手，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是现在所谓的“实权派”，在经济很窘迫的时候，为自己解决一点儿问题，实在是太容易了，可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行过任何方便，绝不动公家一分一厘。

母亲在经济困窘的时候，也想过“创收”的问题。

父亲因为是领导干部，吃的是小灶，按照规定，他在午饭后有一个苹果或梨的待遇，母亲就打起这个苹果的主意来。

她找到管理员说，以后不要给我父亲吃水果了，这份水果钱交给她，由她来安排。

刚开始，管理员不同意，但是经不住母亲软磨硬泡，只好答应了。

现在想起来，一个月的水果钱也不过才几元钱，但在当时对母亲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

母亲一听就跳起来了，对她来说，贪污是极端邪恶的行为，染指国家的财富和老百姓的血汗，那是罪不可恕。

她气呼呼地说：“父亲的钱给孩子用难道是贪污吗？再说，乌兰夫同志早说过他用不着吃水果了，不信，大家可以去问。”

管理员也跳起来了，说：“水果费是组织上规定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挪用就是不对！ ”

这件事情闹到最后，还是上级出来调停。

母亲后来不理管理员了，觉得他胡闹;管理员也不理母亲了，觉得自己做得对。

风波过后，母亲没有了零用钱，父亲饭后又吃到了水果。

母亲有些迁怒于父亲，当父亲习惯性地把苹果切开，乐呵呵地分给孩子们的时候，母亲就会愤愤地把孩子们带走。

70年代初，父母从湖南回到北京，那位管理员来看他们，他已经是外省的一位基层领导了，他提着一包水果，一见我父母就哭了，那是一种革命队伍中的情谊。

母亲说，那位管理员回忆起当年的事情，仍然觉得自己很在理。

过去听到母亲讲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位管理员有点儿“一根筋”，但现在想起来，竟然有着说不清的感动。

“文革”开始后，父亲受到了某些人的诬陷，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了查清问题，也为了保护他，把他转移到总参第五招待所，后来转到北京郊区一处军队管辖的院子里。

70年代初，乌兰夫回到北京。

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告诉他，他们接到过群众来信，都是当年经手父亲“房租”的普通军队干部，他们先后给中央写信，反映这种奇怪的收费方式，认为是不合理的。

中办的同志说，他们已经核查了这一事情，想把钱退还给父亲。

父亲笑了笑，风趣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留在总后吧。算我繳了一笔部队建设费，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