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清军的大炮确实比英国的大炮差很多，但是老实说，还没差到一塌糊涂的地步。

鸦片战争时期，当时署理江浙军务的钦差大臣耆英曾上奏谈及造炮用炮的要诀，他认为，制造火炮“以炮身为体，炮弹为用，膛口为体中之用，火药为用中之体”，使用火炮作战时，“则以炮台船只为体，炮架为用，功效在于装药，准头系乎炮(火炮瞄准具）”。

在他看来，一门火炮的好坏是由炮身、炮弹、炮膛、火药、火炮载具炮架、火炮瞄准具等各方面综合决定的，而且每一项都不能差，只要有一项不达标，即便操炮的炮手是个天才，也只能仰天长叹。

若按照这位钦差大臣的标准来判断，道光年间的清军火炮可以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落后于英军：

一.火炮铸造工艺差

当时的西方列强在铸造上已运用了许多优良工艺，如砂型铸模使用铿床对炮膛内部切削加工等等。相比之下，大清朝的工艺非常落后，火炮内膛粗糙，而且偷工减料严重，不少大炮仅仅用涂料作外表，也就是在炮口的地方，用寸至两寸厚的铁作为炮管，而后在上面涂铸一层紫铜。清军火炮炮膛也缺乏加工，严重影响弹道和射击精度。在演练中炸膛的事那是屡见不鲜。

二.火炮的设计落后

当时西方在火炮的研制上已经开始使用了近代科学的方法，对火药、弹道、初速的原理已经有了较深的研究，并通过理论来指导火炮设计的改良对火炮各种尺寸比例和火门的设计等都比较合理，正如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著名铸炮家丁拱辰所言：“洋炮的围径之大小长短……聚合算法。”

相比之下，清军火炮仅仅是对舶来品“红夷大炮”的简单仿制，对新式火炮的制造和使用原理也只是初通皮毛而已。

三.冶铁技术落后

工业革命后西方各国的钢铁冶炼技术突飞猛进，极大地提高了火炮金属原料的质地，使得铸造高质量火炮有了很好的基础。约在18世纪中叶，西方铸炮工艺有了重大改进，本杰明·亨茨曼将特种小型黏土堆放置在焦炭燃烧的炉膛内加高温从而产生一种特殊溶剂持续地生产铸钢。这种铸钢不含二氧化硅和其他矿渣，成本低从而在欧洲广为传播。

反观当时的中国的冶炼技术依然落后，炉温低，铁水提纯困难，杂质多，铁质粗糙，气孔气泡多，火炮施放时极易炸裂，造成炮毁人亡的事故。

四.火炮种类繁杂，制式不统一

当时英军的火炮种类按照用途来配套，射程与杀伤力远近兼备，其类型已能满足陆战、海战、攻城战、山地战等各种战术需要，且火炮形制构造上已实现标准化，种类做到了非常精简，口径也非常集中，附件进一步实现通用化。

而清军火炮的种类却非常繁杂。仅由朝廷钦定的火炮种类就有85种，再加上不同省份、不同作坊做出来的火炮大小、长度不一，甚至出现了同一作坊造出来的火炮，炮弹也不能通用的笑料。

有文章形容当时的清军火炮是“各个年代，各种长度，各种形式，各种口径都有”。鸦片战争期间，两江总督裕谦就赫然发现福建炮匠和浙江炮匠铸造火炮方法竟然截然不同，所用铸炮工具也不相同，完全无法“并炉共铸”。于是裕谦只能以钦定火炮的膛口大小为标准，要求福建炮匠将所做炮模的膛口收小，浙江炮匠将杆口放大。

在实战中，这种劣势又被进一步放大。清军火炮种类虽然繁杂，但功用反而不如英军火炮多。清军没有专用的舰炮，只是简单地将岸炮安置到了水师战船上。当时清军装备的臼炮等曲射火炮装备也不多，官兵多没见过这种高抛物线火炮，因此在镇海之战中，当英军发射臼炮，让弹飞越招宝山，击中山后清军阵地时，清军一个个大惊失色，不知为何炮。

五.火炮缺乏保养

清军的火炮多露天搁置，饱受日晒雨淋，锈损严重。有的清军炮台上甚至还装有佳明的遗物。鸦片战争中，英军在舟山发现清军城防炮中居然有1601年制造的火炮，吴淞战役后，英军在清军炮台上发有300年以上历史的古董火炮；在北京还能见到清军装备的火炮中有清初从荷兰、葡萄牙进口的火炮，但即便火炮陈旧如此，清朝官员们始终不舍得将这些火炮报废，有的火炮还要进行蒸洗以备日后再用。”

六.极度缺乏火炮的设计、制造方面的物质和人才储备

在当时那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封建统治之下，中国很难成长出这方面的人才。

总的来说，鸦片战争时期清军和英军的主导型炮式及机制原理基本相同，都是前膛装弹滑膛加农炮，属于以黑火药做发射药的前膛装弹滑膛时代。

而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军火器装备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但尚未进入后膛装线膛枪炮时代。因此，中英火炮基本上属于同一代。但是，由于上面提到的诸多差距的累积，导致中国火炮在材料质量、可靠性、可操作性、安全性、火力、命中率等方面全面落后于英军。

除了技术上的落后外，清军火器部队在战法、战术运用，以及组织、指挥、训练等方面也全面落后于英军，最终才导致了战场上的全面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