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东西方古人寿命对比。《中世纪西欧有产农民养老模式的特征》中提到一份中世纪调查数据，显示有明确年龄记载的945个孩子中，25%的孩子死于1岁以前，48%的孩子死于2-3岁。
《古罗马的人口和人口政策浅论》中提到：在古罗马，有2/3的婴儿能安然度过幼儿期的成长，其中只有1/2可能会活到20岁。
根据对墓志铭的研究，欧洲古代居民寿命极短，死亡的男性寿命大约为22.07岁，死亡女性的寿命大约为19.72岁。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能活到老年。
在中医还没成型的先秦时期，《先秦人口研究》中提到：通过测骨龄得出，通过测算骨龄数据，从几个仰韶文化遗址得到的人骨鉴定来看，死者的平均寿命在20-22岁之间，我国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居民大多死在青年时代。
夏商时代人口的年龄结构资料较少，根据《殷墟出土人骨报告》推算商朝时期殷城（安阳）居民平均死亡年龄在28.2岁。
在没有中医的时代，东西方人的平均寿命都是二十来岁，可见我们的起跑线是差不多的。
到了中世纪（公元500年-1500年）以后，中医体系逐渐成熟，东西方人口的平均寿命就拉开了差距。
先看中世纪的英国，这里有一份数据统计了1岁以上的1000人的存活情况。
可以看到中世纪时期，英国过半的人在40岁之前就死了。
中世纪的美弟奇家族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贵族，在文艺复兴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家族资料中提到：绝大多数平民活不到30岁，但不少贵族能活到60多岁，因为贵族的卫生条件非常好。
剔除掉一岁之前就夭折的人，平均下来，西方人30多岁的平均寿命是比较合理的。
同时期中国在宋朝，下图是一份死亡年龄的统计记录。宋代“士”阶层的人死亡大部分死亡在56岁以后，也就是说活到60岁的概率是很大的。看图估算平均年龄应该也在65-70之间。
下图是明代的资料，可以看到，明代有墓主的人平均死亡年龄达到60岁左右。
《宋代妇女婚姻生活研究》基于墓志资料的研究，提到：宋代人死亡高峰集中在61-70岁，占比24.44%，其次是51-60岁，71-80岁，分别占20.81%，19.80%。经过计算夫妻样本的平均死亡年龄，可知男性死亡年龄平均为60.69岁，女性死亡年龄平均为62.31岁。
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受限于篇幅，仅列举以上几个例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到更多的资料，但是得到“中国古人平均寿命更长”的结论基本是没问题的。
你可能会问，我国的士族和有墓者不属于底层平民吧？其实在西方国家能够记录在历史资料上的“平民”，也不是条件最差的人。
史学界研究古代人口的时候，基本遵守这样的规则：统计的多是城市和农村中有稳定收入、财政状况良好的纳税人和能支付得起租金的阶层。构成中世纪社会底层的穷人、缺少财富和土地的劳工阶层、下层佃农、临时工人诸如此类的人却被排除在外，由于他们不能承受任何赋税，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记载。
事实上，对比中上层的人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们有一定的财力，可以请得起郎中。他们可以填饱肚子，也可以免于战争。而下层平民更容易遭遇饥荒，或者被发配充军，同时也没钱治病，非正常死亡的概率更大，并不能反映医疗条件的好坏。
02古东方有更先进的健康观
去除掉早期夭折的人，中世纪的欧洲人平均寿命远不如同时期中国人，为什么？
因为中国有比当时的西方更先进有效的中医医疗体系和健康观念，还有官方主导的卫生防疫体系。
政府有专门的疾控官员，定期除草除虫，清洁水源。宋代有法律规定公共场所乱倒垃圾要挨六十大板。今天我们看到的方舱医院，其实最早在汉朝就有了，那个时候叫“庵庐”。
《后汉书·皇甫规传》：“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
古人还粗浅地知道一些卫生知识，要熏香，通风，勤洗澡，喝开水，发生人传人要隔离，强调抵抗力（正气）预防......中医还意识到“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气候变化与瘟疫流行十分相关，多运动可以强身健体，等等。（参考：董维《中国古代防疫思想变迁的研究》）
中国虽然也有大规模传染病，但从来没有过黑死病级别的传染，而且我国一直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人口最多的几个城市一直都在中国，发生瘟疫的话，理应比西方更可怕。
瘟疫并不可怕，只要政府机构运转良好，做好防疫工作，再配合恰当的医学防治措施，就能大事化小。中国史料上也记录过很多瘟疫，但是基本上都被控制在一个小范围，始终没有发展成蔓延整片大陆的情况。
到了1000多年以后，我们一样做的比西方人好，这说明中华民族一直继承着合力对抗瘟疫的优秀文化，这种文化本身就是东方传统医学思想的一部分。
有很多学者都论述过：中国古代确实没有黑死病级别的传染。笔者在此就不赘述了，本篇文章只是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寿命，说明东方传统医学的价值。
看看今天西方国家的应对方式，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次大瘟疫了。
相比中国，西方古代的健康观念就要落后很多。
论文《黑死病与14—15世纪欧洲社会历史的变迁》中提到：他们认为疾病的发生是人体内四种体液平衡紊乱的结果。但面对黑死病的时候，没有人有直接的经验，也就找不出疾病的病因。
西方传统医学的“四液理论”直到今天依然可以听到，他们面对不治之症，也是用祈祷、占卜、驱魔等方式来治病。比如今天的川普还在讲“上帝保佑美国”之类的话，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直线上升的统计数字。
而在卫生观念方面，中世纪的西方就差的太远了。
1666年的瘟疫和1667年的火情是17世纪英国的标志性事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Pepys）在其日志中描述了那些可怕的年代，其中谈到：伦敦城内从上方窗户落下的飘忽不定的粪便，市民的夜壶都是直接从窗户上往外倒。
于乱世中出生的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用如下语句来描绘伦敦的街道：肉摊、粪堆、内脏和血液中产生的废弃物，溺死的幼犬、腥臭的西鲱，都浸湿在泥淖中，死猫混杂着芜菁的嫩叶随着洪流翻滚而下。
有兴趣可以查一下相关资料，工业革命之前的西方城市卫生脏乱差的程度突破可以想象的下限。
为什么古代西方的城市都不大？因为他们的城市无法承载过多的生活垃圾处理。
为什么古代的大城市都在东方？因为我们很早就知道建设下水道，集中处理垃圾，比如阿房宫下设计精巧的下水道系统。
中华民族是最擅长系统思维的民族，无论是保护健康还是建设城市，这种从上帝视角全局性地看问题的方式，领先了西方几千年。
03从“中华瑰宝”到应对全球卫生挑战的“济世良方”
中国人能够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存活到至今，而且成为世界第一人口的大国，中药在繁延人口，壮身健体，治病救人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百多次大瘟疫，在这个瘟疫的过程中，我们中华民族得到了中医药的参与。比如说1918年流感有五千万人死亡，是一战的死亡人数四倍以上，所以中医药护佑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过程。美国一个学者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的作者，说中国人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呢？向世界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其实，中医药的参与一直是这样，包括在非典、甲型流感中，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反观欧洲等其它民族，在历史上面对大瘟疫时，几乎无能为力。中世纪的黑死病让欧洲150年才缓过来。布拉格以东约70公里的小镇库特纳霍拉有一座著名的“人骨教堂”，里面的烛台、吊灯等装饰品全部由人骨的不同部位拼凑而成，见者头皮发麻。在欧洲，类似的“人骨教堂”不值得惊讶，多个城市都有。这些人骨大多来自于14世纪中叶——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在几年时间内夺走约2500万人（将近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一半），以至生灵涂炭，尸骨遍地。
阿拉伯人把张仲景的书翻译了过去，而后欧洲才有了最早的应对办法。另外张仲景还发明了人工呼吸和药物灌肠，所以挺西医的人想清楚，古代摸索中医药方的那些前辈也是搞实证的。
历史上中国每次大瘟疫时，中药都起到力挽狂澜的效果，将中华民族多次从危险中解救出来，中医的作用必须得到客观正确的对待。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中国中医药在国际上声誉渐隆，背后是先行走出去的中医药人几十年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艰难创业历程。
林国明，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中医系。１９９０年，他自信满满地来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建立了中医诊所，一边搞中医研究，一边接诊患者。在他看来，中医诸多特点恰能弥补西医不足，自己的诊所一定会顾客盈门。
然而当时的比利时人并不认可中医，中医医疗费也未列入当地医保，林国明的诊所门可罗雀。直到两年后，一位“病急乱投医”的重症病人给了他扭转乾坤的机会。
荷兰一位叫哈利的肝癌患者陷入深度昏迷，西医几乎已无能为力，家人情急之下把哈利送到了林国明的诊所。林国明诊断后开出中药处方，哈利连服三剂后，奇迹般地苏醒了。
此事轰动了布鲁塞尔，林国明诊所一炮打响。长期受腰痛困扰的比利时前国王阿尔贝二世听闻此事，专门致信表达了想尝试中医治疗的愿望。如今，林国明的诊所早已得到比利时医学会的承认，并列入了医保名录。
从“将信将疑”到“国王想预约”，几十年来，中医辨证论治、疗效显著且副作用小等优势正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了解并接受，中医药在海外迎来暖春：
——在美国，５０个州中有４６个及华盛顿特区通过了针灸立法，全美有执照的针灸师达４万人左右。
——在澳大利亚，２０１２年，政府正式将中医纳入医疗体系，全澳已有约５０００名正规注册的中医师。
——在俄罗斯，中俄合作创建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圣彼得堡中医中心”，成为这个国家第一所获法律认可的中医院。
据《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介绍，中医药传播目前已遍及１８３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建立的中医药中心已有１０个。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目前１０３个成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２９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１８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世卫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表示，世卫组织认可并珍视传统医学在国家卫生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展望未来，中医药不仅将在治病方面发挥作用，还会在保证人类健康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前，发展中国家“健康鸿沟”依然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一大挑战。有统计称，全球仅１０％的卫生研究预算用于防治危及全球９０％人口的严重疾病。中医中药成本低、简便灵验，被认为是未来消除“鸿沟”的一剂良方。
纳米比亚人阿玛利娅膝盖受伤，辗转国内各大医院久治无效，去年经人介绍找到了中国医疗队，经过一段时间每周三次的针灸治疗，常年困扰阿玛利娅的膝盖肿胀彻底消失了。
中国医疗队在纳米比亚行医近２０年，在这个２００多万人口的国家赢得了很高声望。
“以人为本、悬壶济世”。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坚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开展中医药对外援助，已被明确列入《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
中国向亚洲、非洲、拉美７０多个国家派遣了医疗队，每个医疗队中都有中医药人员，约占医务人员总数的１０％；在非洲国家启动建设中国中医中心，在科威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家还设有专门的中医医疗队（点）。
中国还加强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开展艾滋病、疟疾等疾病防治，先后派出中医技术人员４００余名，分赴４０多个国家。援外医疗队采用中药、针灸、推拿以及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了不少疑难重症，挽救了许多病情垂危者的生命。
——在科摩罗，中国抗疟团队在蚊虫肆虐的环境中一待就是８年。８年来，他们使用“中国神药”青蒿素，帮助这个非洲岛国取得了抗击疟疾的胜利。
——在加纳，长期以来医疗资源匮乏，医疗水平落后，疟疾、腰腿疼痛等常见病长期困扰民众。过去３年，驻守的中国医生采用中医疗法救治，赢得广泛赞誉。
——在科威特，自１９７６年以来，当地活跃着一支来自中国的医疗队，他们从事传统中医治疗，为患者解除病痛，家喻户晓。
伴随着中国对外医疗援助的脚步，中医作为医疗队常用的诊治方法，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民众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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