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利益
—容闳《西学东渐记》

改革开放四十年，出国留学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身边亲戚朋友，总有人会送家里的小孩儿去国外读书。

记得早些年有本畅销书叫《地球是平的》，现如今，世界性的文化交流是很平常的现象，我们的学子走出去，异国的学子走进来。但你知道，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是谁吗？

有人立马要调侃了，我知道，玄奘法师啊，就是那个唐僧。嗯，好像也对，大唐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远赴天竺，学习佛法，历经千难万险，取回真经。但要这么说来，那猴哥、八戒、沙和尚也得算半个留学生了吧？

其实大名鼎鼎的陈道明也曾出演过留学生，而且对角色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就是钱钟书老先生笔下《围城》里的方鸿渐。

方鸿渐出生在江南乡绅家庭，父亲是前清举人。高中时期由家里做主订了婚，大学时期未婚妻英年早逝，准岳父见方鸿渐慰唁的长信情词深挚，便出钱送方鸿渐留洋读书。方鸿渐在欧洲交游甚广，心得全无，自然也没有读成学位。回国之前恐对长辈无法交待，于是便想尽办法淘换到一张假文凭，谎称自己获得“克莱登大学”博士学位，随后乘法国邮船回国了。

钱钟书老先生妙笔诙谐，极尽揶揄讽刺之能事，把一个混文凭的假留学生刻画得活脱脱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让人叫绝。

言归正传，那么近代中国，谁是最早出国留学的人呢？这个人就是容闳。

不得不说，在中国留学史上，容闳可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主持了“幼童赴美留学计划”，让国人得以接受西方教育，成为中国近代走向世界的第一批莘莘学子。

容闳七岁时，父亲把他送到澳门一所教会学校上学，学校的校长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人——勃朗牧师。在当时的中国，风气是学而优则仕，学习诗书礼仪，作八股文章，考取功名，出仕做官是正道。

眼界即人生，容父的远见改变了小容闳的人生轨迹。几年的教会学校教育，使容闳眼界大涨、火力全开，洞悉了西方历史、地理、文化，熟知了希腊神话、罗马帝国、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那么容闳等几个乡间穷小子，则是草根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林、魏看世界是自觉的，而容闳看世界则是自然的。

1846年，勃朗校长夫妇因病准备返美，临行前表示愿意带三五名学生一同赴美留学，问谁愿意跟着一起走。全班同学面面相觑，无人敢应，这时小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就这样，小容闳幸运地抓住了命运的橄榄枝，1847年秋天，与其他两位同学一起跟随勃朗校长从广州黄埔港搭乘轮船，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求学。

1850年，22岁的容闳考入耶鲁学院，成为学院中第一个中国学生。容闳刚进入大学时，对周遭的一切充满好奇。在入学不久的写给传教士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信中说：“大学生活对我来说是新鲜的……除了学习，来不及思考及分析。同学们都很兴奋……精神振奋。老耶鲁被进取心笼罩着……我从来没有受过如此激励。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学术氛围，太具感染力了！”

容闳在读书期间不仅刻苦努力，而且积极参与各种学生社团的活动，参加合唱团、美式足球、划船，并且在英语比赛中屡屡获奖。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并获得美国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裔。

他日甚一日地爱上了异国的文化文明——新大陆的自由之精神，活泼之思想已经一点点融入了他的血液。虽然美国的生活丰富多彩，但他仍时时忆起祖国，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喟于祖国的落后。最使他忧心不已的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仍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

他常常这样自问：“我将用自己的所学去做些什么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他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略图。他为自己定下了这样的人生目标：“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利益。”

我不仅要一个人享受先进的文明，我还要让我的同胞们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让他们也看看这外面的世界，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才会得以复兴，中华民族才有救。

怀揣着这样的理想，容闳毅然拒绝了《纽约时报》主编的邀请，放弃了光明的未来和优渥的生活。这年秋天，容闳自纽约乘船踏上归程，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祖国。他在心底暗下决心，要用自己所学的新知识改造这个旧世界。

容闳返回中国后，先后在广州担任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秘书、香港高等审判厅通译、上海海关翻译等。容闳在中国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1963年容闳成为曾国藩幕僚，他希望通过曾国藩推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1868年上奏设请立轮船局、选派幼童出洋留学等四条建议，但未被采纳。

此后，容闳于1870年再提幼童赴美留学建议，最后获得采纳，先后有120名幼童被官派美国留学，其中包括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香港行政局首任华人官守议员周寿臣等人。

幼童赴美留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新时代，也揭开了中国官派留学教育的序幕。国人的知识体系、文化追求乃至价值观由此产生巨变。因为留学——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涌入中国。当我们体认留学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时，也更加敬佩他那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和人格魅力。

1876年耶鲁大学授予容闳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肯定他在推动幼童赴美留学、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作用。容闳曾多次上书，提议在耶鲁设立一个中文教授，开始时遭到了耶鲁的拒绝，但听说容闳准备将自己的1200册中文藏书全部捐赠给哈佛时，耶鲁立时改变了主意，接受了容闳的捐赠，当然还有条件。

1877年秋天，耶鲁正式设立中文教授一职，这是美国大学里第一个教授中文的教职。容闳的捐书也为耶鲁东亚图书馆的成立打下基础，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耶鲁的东亚图书资料已经成为全世界知名馆藏之一。

尽管幼童赴美计划惨遭夭折，但令容闳颇感宽慰的是，这些他带出去的孩子没有让他失望，他们成了促进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著名外交官欧阳庚；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北洋海军舰队将领沈寿昌等等。说服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外交官梁诚。

容闳在晚年垂暮之际，欣慰地写道：“今此百十名学生，强半列身先要，名重一时。”1912年，这位传奇人物于美国逝世，享年84岁，去世前在病榻上还鼓励年轻人多走出去看看世界。《时代周刊》对他这样评价——他从头到脚，每根神经都是爱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