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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暗黑暗黑的阁楼》是马丁·麦克多纳创作中饱受争议的一部作品，旨在揭示一种关于殖民暴力文化的常态与无知。作者试图从19世纪感伤文学的视角来分析殖民暴力，从而挑战殖民背景下合理暴力的概念。

©Manuel Harlan | Johnetta Eula'Mae Ackles (Marjory) and Jim Broadbent (Hans)

马丁·麦克多纳（Martin McDonagh）《暗黑暗黑的阁楼》（A Very Very Very Dark Matter，以下简称《阁楼》）2018年10月19日首演于伦敦桥剧院（Bridge Theatre），首轮从10月12日预演开始，至2019年1月6日。故事为世界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在其哥本哈根家中阁楼间桃木箱中锁着一个为他写童话的刚果黑人女侏儒。这部虚构的后殖民戏剧，以时空穿越的场景、后现代的结构与颠覆精神，呈现了一个被囚禁、被断肢的刚果黑人女侏儒被迫为作家安徒生写童话的故事，也穿插了她被断肢、被剜目的妹妹在伦敦一间阁楼上为狄更斯写小说的剧情。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阁楼》的剧情非常非常黑暗，尤其是作者将暴力血腥的场景嵌入了殖民主义话语的叙事。与其之前回避政治的叙事风格不同，麦克多纳在写了批判英国司法和死刑制度的《绞刑手》（Hangmen）之后，又写了这部抨击19世纪欧洲血腥殖民统治的《阁楼》。

《阁楼》全剧共两幕十一场，第一幕（上集）为第一至六场，第二幕（下集）为第七至十一场。桥剧院演出时长为1. 5小时，无中场休息。第一场启幕后，“一根粗绳悬着一只三尺见方的大桃木箱从顶梁缓慢而夸张地摆动下降；箱子像钟摆般一前一后、一左一右缓缓摆动”。刚果黑人女侏儒玛乔丽被囚禁在丹麦哥本哈根安徒生家阁楼上一只桃木箱中，被锯了一只脚的她，每日在箱中为安徒生写童话故事，稿纸从箱板上的细槽间滑出。幕后响起叙述人的声音：“你可以称它为一道谜，或一首诗。我不会这么说，真的，但你可以。”[1]囚禁玛乔丽的箱子，一只关押着刚果土著妇女的箱子，钟摆似的来回摇动──一个殖民主义的挑衅性的形象，衡量着时间的流逝，衡量着人类文明史上被遗忘或被忽略的恐怖，它们已成为历史，却没有被赋予应有的定义和纪念。

第二场，在花园童话朗读会上，安徒生小丑般对着一群痴迷的“粉丝”朗读《小美人鱼》。他享受着人们对他的赞美和崇拜，发现两个浑身是血的“红人”在人群中凶狠地盯着他。第三场，阁楼上，安徒生和玛乔丽为《小美人鱼》的故事倾向争论。两人以时空穿越的视界，谈到了将死于30年后比利时刚果大屠杀的1000万名受害者。玛乔丽暗示自己是时空穿越从未来倒回此刻：“反正，我得等它到来……我的未来。”[2]《阁楼》中，时空穿越倒回安徒生时代的玛乔丽一直计划着逃脱囚禁，回到刚果，以阻止1000万人被屠戮的刚果大屠杀发生。

第三场结尾，玛乔丽告诉安徒生，她已经知道比利时“红人”要来刺杀她。第四场，巴利和德克两个“红人”的对话为观众厘清了这段时空穿越的叙事：巴利和德克也来自未来，要赶在30年后玛乔丽杀死他们之前干掉她；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对殖民地刚果的大屠杀正是为了掠夺更多橡胶。第五场、第六场又回到阁楼上。安徒生告诉玛乔丽要去伦敦拜访狄更斯。此刻，朗读会上从“红人”处得知暗黑阁楼秘密的新闻记者意外闯入。尽管他探明了真相，却立刻被安徒生用斧子砍死。新闻记者临死前告诉玛乔丽，她妹妹奥吉琪被囚禁在伦敦狄更斯家的阁楼上。

©Manuel Harlan | Johnetta Eula'Mae Ackles (Marjory)

第二幕，第七场是玛乔丽和妹妹奥吉琪之间梦境般的时空穿越，奥吉琪现身阁楼并弹奏那架鬼琴，这鬼琴是安徒生锯下玛乔丽的一只脚卖给吉卜赛人换来的。奥吉琪告诉姐姐，有朝一日玛乔丽也得弹奏这鬼琴。第八场是安徒生在伦敦狄更斯家中呆了五周，已招致狄更斯一家的极度厌恶，狄更斯最终告诉安徒生他的写作已陷入困境，但他矢口否认阁楼上锁着一个为他写小说的女侏儒。

第九场，“红人”巴利与德克来到阁楼上，他们同意在杀死玛乔丽之前让她演奏一曲：“考虑到刚果，我们可以满足你这点儿小要求。”[3]于是，玛乔丽开始演奏，“红人”们则开始倒计时。第十场又转回狄更斯家中。狄更斯的妻子凯瑟琳意外说出狄更斯占有一个女侏儒，但她已死，所以狄更斯无法完成《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此场结束时，安徒生还得知吉卜赛人给了奥吉琪一架鬼琴，琴中藏了一把机枪。第十一场，阁楼上行刑倒计时的最后瞬间，玛乔丽撕开鬼琴，用机枪扫射德克和巴利──一幅惊心动魄的暴力场景。片刻后，安徒生出现，他还想把玛乔丽锁回箱内，但最终答应让玛乔丽前往刚果去面对未来发生的大屠杀。

《阁楼》的叙事是两条情节线的交织：一条是玛乔丽最终离开阁楼返回刚果以阻止30年后的大屠杀；另一条是安徒生拜访狄更斯的旅程，最终他给予玛乔丽返回刚果的自由。剧作反复使用了时空穿越的手法。第二幕的四场戏是玛乔丽在阁楼上与安徒生在狄更斯家中两种场景间的转换，在叙事中以不同场景不同视角建立悬念，如第十场结束时安徒生得知奥吉琪的鬼琴中藏有机枪，第十一场玛乔丽就在阁楼上用机枪扫射“红人”。但有些评论家认为，《阁楼》虽在结构上保留了一些闹剧的特质，却显著地偏离闹剧而选择了一种非连贯性的叙事方式，改变了事件发展的时间线，这使得《阁楼》的叙事不是一个凝聚的整体，而是像一部无序的小品集，其碎片化、后现代、不连续、不舒适的风格令寻求宣泄的观众更加不安。

琼·菲茨帕特里克·迪安（Joan Fitzpatrick Dean）指出，《阁楼》以时空穿越突出其不连贯的叙事结构的风格迥然不同于麦克多纳20世纪90年代的两部三部曲，这两部三部曲“以时间顺序，通过表现性的戏剧性进行悬念驱动的叙事”[4]。从后现代的角度看，麦克多纳在《阁楼》的叙事结构中巧妙地注入了殖民历史与流行文化的参照：比利时“红人”德克和巴利从未来倒回追杀玛乔丽，因为她将在30年后的刚果大屠杀中反抗并杀死他们。

©Manuel Harlan | Jim Broadbent (Hans), James Roberts (Charles Jr), Regan Garcia (Walter), Audrey Hayhurst (Kate), Elizabeth Berrington (Catherine) & Phil Daniels (Dickens)

该剧在叙事中还注入了互文性和元戏剧性。剧中提到了安徒生的一些童话作品，如《小美人鱼》《丑小鸭》，玛乔丽和安徒生讨论童话中人物的黑暗面──在某种意义上暗指他们自身所处情景的黑暗面，安徒生却不断鼓励玛乔丽写出更“光明”[5]即更“正能量”的故事。剧作还利用观众对狄更斯文学创作史的了解，为那些熟悉经典文本的观众设置笑点，如狄更斯生前未能完成《艾德温·德鲁德之谜》、《中等前程》（即《远大前程》）等。[6]

《阁楼》首演后，反响十分热烈，有赞美，有抨击，负面评论甚至多于正面评论。三家英国主流媒体均给予四星佳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文章赞叹它为“一张漂亮的王牌，可以说是麦克多纳本世纪最具魅力之作”。《卫报》（The Guardian）的评论指出：“此剧证实麦克多纳为一真正的原创者，天赋惊人。”《泰晤士报》（The Times）的剧评人则直言：“此剧会有争议，可我还要再看。请勿带儿童。”

但恰如当年萨拉·凯恩（Sarah Kane）《摧毁》（Blasted）首演之夜，《阁楼》也令一些评论家和观众在走出桥剧院时深感像被一桶泔脚劈头盖脸地泼下而异常愤怒。如埃文斯·劳埃德（Evans Lloyd）对桥剧院首演的《阁楼》破口大骂：“卑鄙、糊涂、白痴和愚蠢”，“桥剧院短短历史上一个耻辱的低点”[7]。无疑，麦克多纳试图在《阁楼》中揭示一种关于殖民暴力文化的常态与无知，他将这种常态、无知与暴力并列于舞台之上，试图揭露并挑战这种暴力以及暴力文化的深入。这种舞台暴露的方式令人震惊而难以接受，这正是该剧招致抨击的原因，这种抨击是对剧本真实性厌恶的一种宣泄。评论家们似乎决心在该剧中发现麦克多纳创作力的衰退，指责其刻画暴力过度，某些人物呈现种族或性别歧视，为了廉价的笑料而采用极端粗俗的台词与暴力，对敏感的政治、文化问题蓄意或粗率处理。他们认为，麦克多纳黄金时期的作品是“丽南镇三部曲”和未完成的“阿伦岛三部曲”，《阁楼》的出现可能是作者江郎才尽的一种表现。

《阁楼》让那些对麦克多纳抱有期望的批评家感到沮丧。马特·特鲁曼（Matt Truman）在《综艺》（Variety）上的评论中指出：“尽管安徒生的文学遗产被‘白化’，但他不可能把一个侏儒女人囚禁在阁楼上的桃木箱中，迫使她为自己写童话。”显然，剧作对安徒生、狄更斯这类19世纪人文情感作家的后现代解构和颠覆激怒了众多文学评论家。特鲁曼竭力掩饰他对“蠢货安徒生”以及狄更斯被扭曲的人物形象的失望之情：“狄更斯被写成一个粗野的色鬼，甚至还睡了自己的代笔女侏儒。”[8]劳埃德也抨击剧作丑化安徒生，称《阁楼》为“关于安徒生的愚蠢、刻薄的小品”[9]。显然，批评家们愤怒的原因不仅在于剧中安徒生粗俗残忍、狄更斯狡猾易怒的令人震惊的表现，而且在于这种现象留给人的误读与反思，在于剧作将这两个人物简陋地表现为小丑，恰似玛丽·E.勒克赫斯特（Mary E. Luckhurst）批评《伊尼西莫岛的中尉》（The Lieutenant of Inishmore）将爱尔兰共和军塑造为“彻头彻尾的精神病患者”[10]。

©Manuel Harlan | Jim Broadbent (Hans) and Phil Daniels (Dickens)

亚历克斯·希尔兹（Aleks Sierz）在《直面戏剧：英国今日戏剧》（In-Yer-Face Theatre：British Drama Today）一书中指出，凯恩当年被称为“英国戏剧界的坏女孩儿”，而麦克多纳则一直被称为“英国戏剧界的坏小子”。他认为，凯恩与麦克多纳这些直面戏剧作家的舞台特质掩盖了他们文本的优点。这类文本内容与形式的价值和震撼力往往被主流文化归类于刻板的青年剧作家的先锋舞台而受到贬抑。凯恩生前一直遭受这种压力，直到她自杀之后，学术界才对她的《4. 48精神崩溃》（4. 48 Psychosis）和其他文本有了不同视角的探讨，并给出了高度评价。[11]

在殖民主义的背景下，暴力在《阁楼》中以多种形式出现，剧中首个暴力场景发生在安徒生用斧头砍杀新闻记者的时刻：当受伤流血的新闻记者告诉玛乔丽，她妹妹被锁在伦敦狄更斯家的阁楼上时，安徒生冲上前用斧头砍断了他的喉咙。在这一血腥暴力的行为中，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十分清晰──揭露殖民主义暴行的媒体立刻被割喉而噤声。安徒生要在玛乔丽得到奥吉琪太多信息之前让新闻记者闭嘴。这一暴行场景显示：暴力是作为统治者的工具来运作的。

剧中，安徒生不仅残酷使用暴力，还竭力粉饰和篡改殖民统治的历史。面对那些殖民暴行，他故意选择视而不见，或者实施同谋行为。当两个比利时“血人”来到他的《小美人鱼》朗读会上时，他选择无视他们，他甚至暗示，他们身上沾的不是血，而是果酱。《阁楼》揭露了安徒生拒绝承认殖民主义暴行和暴力，并对刚果发生的殖民暴行历史做正常性洗白和粉饰的心理。比如第三场，安徒生竭力洗白殖民历史：“《小美人鱼》。不提肤色。就是说，她是白人，你得接受。”[12]作者最终让安徒生向新闻记者承认了这种抹杀历史的伎俩──第六场，安徒生争辩自己与玛乔丽合著童话：“我自己不写，我改掉我不喜欢之处，然后去掉一切历史背景。我更像一个德国戏剧导演。”[13]

显然，《阁楼》显示了后殖民主义思想的不同视角，如殖民主义对文化的剥削，以及不断通过粉饰来控制历史的尝试。而代表主流文化的劳埃德则抨击《阁楼》“试图鹦鹉学舌，认为欧洲的财富是对非洲优越文化的掠夺”，认为麦克多纳这种观点是“暗淡、幼稚的轻浮”[14]。

©Manuel Harlan | Jim Broadbent (Hans)

《阁楼》无疑是一部充满分歧和争议的剧本，作者试图从19世纪感伤文学的视角来分析殖民暴力，从而挑战殖民背景下合理暴力的概念。鲜为人知的是，剧中提及比利时主导的刚果大屠杀，丹麦也参与了这场暴行。而这一时期被广为传颂的是安徒生和狄更斯的文学成就。杰吉·沃尔施莱格（Jackie Wollschläge）断言，安徒生的作品“已经在文化上渗透了西方的集体意识，易于为儿童们接受，也为成熟读者提供了有关逆境中的坚毅与美德的教化”[15] 。在这两位作者的情感文学之下，流淌着他们各自国家这一时期对许多殖民地实施的历史暴力的暗流。在考虑19世纪的情感文学时，安徒生和狄更斯的相遇正是这种验证。

安徒生与狄更斯的作品将19世纪的生活情感化，而麦克多纳的《阁楼》则引起人们对19世纪许多令人不适的事件的关注。安徒生与狄更斯的文学成功形成的这种情感，客观上造成了一种逃避和否认殖民主义的心态，麦克多纳《阁楼》的叙事显然要强调和消除这种心态，他在叙事中使用人物与地域的元戏剧元素来批判丹麦和英国的文学遗产，批评两个国家对各自民族的殖民历史缺乏歉意。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阁楼》剧终以安徒生坐在溅满鲜血的板壁前，面对骷髅骨架玩偶、新闻记者的腐尸、血泊中两具“红人”的尸体的定格场景，揭示了安徒生美丽童话背后殖民主义血腥的暴行。

麦克多纳以《阁楼》中的两位作家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提醒人们在记住著名文化人物的同时，不可忽略那个血腥扩张和侵略的殖民历史时代。在后殖民主义的今天，《阁楼》的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文学史上两位伟大作家各自家中的阁楼上都藏着一具殖民主义的“骷髅”。

2022年6月，纽约东河之滨芮枸公园

注释

[1]Martin McDonagh，A Very Very Very Dark Matter，London：Faber & Faber，2018.

[2]同注[1]。

[3]同注[1]。

[4]Joan Fitzpatrick Dean，“Martin McDonagh’s Stagecraft”，Richard Rankin Russell ed.，Martin McDonagh：A Casebook，New York：Routledge，2007，p. 31.

[5]同注[1]。

[6]同注[1]。

[7]Evans Lloyd，“Mean-Spirited，Muddled，Idiotic and Puerile：Martin McDonagh’s A Very Very Very Dark Matter ”，The Spectator Australia，2018-03-17.

[8]Matt Trueman，“London Theater Review：Martin McDonagh’s A Very Very Very Dark Matter”，Variety，2018-10-11.

[9]同注[7]。

[10]Marry E. Luckhurst，“Martin McDonagh’s Lieutenant of Inishmore：Selling（-out）to the English”，Contemporary Theatre Review，2004，p.14，pp. 34-41.

[11]Aleks Sierz，In-Yer-Face Theatre：British Drama Today，London：Faber & Faber，2001，p. 219.

[12]同注[1]。

[13]同注[1]。

[14]同注[7]。

[15]Jackie Wullschläger，Hans Christian Andersen：the Life of a Storytell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22年7月总第四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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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开奇：戏剧翻译家，戏剧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卡尔森戏剧中心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戏剧学院访问学者。著作有《戏剧集：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美国当代严肃戏剧1990―2013》《英国当代戏剧1990―2013》《新世纪百老汇名剧评析》等。译有《萨拉·凯恩戏剧集》《迈克·弗雷恩戏剧集》《枕头人：英国当代名剧集》《怀疑：普利策奖戏剧集》《山羊：阿尔比戏剧集》《渴求：英国当代直面戏剧名作选》《迷失：美国当代戏剧名作选》《丽南镇三部曲》《阿伦岛三部曲》《苍穹》《红色》《奥利安娜》《屠神》《艺术》《黑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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