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飞为爷爷“正名”，刘文彩是善人，难道历史搞错了？|刘小飞|刘文辉|刘氏|收租院|汉奸

不经意间，我看到了一篇题为《我的爷爷刘文彩》的文章，作者叫刘小飞。

刘小飞是刘文彩的孙子，生于1946年1月26日。他父亲刘元华，是刘文彩的次子，当年是一名川军少校营长，后来做了铁路工人。刘小飞初中毕业后，在川庆钻井公司工作，直到退休。

1973年刘小飞开始走上了对刘文彩的调查之路，1994年他为了给其爷爷“正名”，到大邑县安仁镇去实地调查“刘文彩的历史真相”。2016年刘小飞70岁时，写了这篇文章。

中间演讲者为刘小飞

其实，在《我的爷爷刘文彩》里，刘小飞并没有对其爷爷刘文彩的生平进行回顾，只是说了刘文彩去世前后的一些寻常事情。包括刘小飞二姑与军阀田颂尧之子田明骞的婚事、刘小飞奶奶在刘文彩死后，准备变卖家产去香港等。

表面看起来，这篇文章似乎不存在对刘文彩的“正名”问题。但是，细究一下，便能发现刘小飞在文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刘文彩是依附于其弟刘文辉，“是弟弟刘文辉的影子，终其一生都是刘文辉的助手，都是唯刘文辉之命是从。”

当年刘文彩的朋友劝他到香港，他没有去，因为是他弟弟刘文辉叫他不要去；刘文彩死后，其夫人准备要去香港，也没有去成，因为刘文辉叫她不要去。为什么刘文辉要求他们留下不走？因为1949年下半年，刘文辉准备率部起义了（该年12月，在四川彭县起义）。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文中特意指出，当年地下党的指挥机关就设在刘文彩的庄园里。这段话是刘小飞母亲私下“沉痛地”对刘小飞说的。为什么这样沉痛，因为刘文彩后来成为地主、官僚、恶霸、军阀的典型，是一些人“过河拆桥”的结果。

到这里，文章主题明显了：我爷爷刘文彩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跟刘文辉有关系，是有功之人，应该平反。

刘小飞是个固执的人，为其爷爷翻案不遗余力。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在地主庄园做起义务讲解员。不过，他领着参观庄园的游客，对庄园里陈列的实物，基本采取否定的态度。

有一篇题目叫做《我要为爷爷刘文彩正名》的文章中这样描述刘小飞的：“如果胸前再用挂绳系上一个牌子，他就更像一个导游了。小挎包，皮凉鞋，黝黑的皮肤和一副眼镜。当然，滔滔不绝的口水和不时冒出的两句脏话，着实让他看起来不像一个65岁的老人。”

那个时候，社会上似乎刮起了一股所谓还历史真相的的风，包括对英雄人物的质疑风，对汉奸式人物的翻案风，再就是对刘文彩式的正名风。一位作家所说，将扭曲的历史转正过来。

在刘文彩问题上，刘小飞倒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些人同样为刘文彩之事忙忙碌碌，摇旗呐喊。

这些文章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刘文彩人性的善良。文章所列举的例子，无非以下几个：刘文彩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是为其弟服务，因此他做的高收税、贩烟土等坏事情有可原；刘文彩修公路、建学校是造福当地百姓，因此他是大善人；刘文彩庄园里没有水牢，没有关过冷月英这样的穷苦人，因此他不是恶霸地主。总之，刘文彩不是罪恶的反派人物，而是有着人性光芒的“传统地主”。

刘文彩

刘文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刘文彩是一个大官僚

假若刘文彩没有做过官，也许他就成不了暴发户，也没有后来的大地主身份。

刘文彩，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生于1887年，死于1949年。少壮时靠赌博为生，深染流氓习气，人称“刘老虎”。

1920年10月，时在川军第八师任团长的刘文辉，带领他的队伍占领了叙府（今宜宾市），不久，他脱离第八师，扩大为独立旅，把叙府作为他的防区。为了方便就地筹饷来维持和扩大队伍，他叫来了五哥刘文彩，帮他打理经济上的一切事务。从此，刘文彩依靠其弟，名正言顺地做起了五花八门但油水十足的官。

从1922年到1931年，刘文彩在叙府担任过船捐局局长、百货税捐局局长、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叙南护商事务处长、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川南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叙南清乡司令等10余个正儿八经的官职。可以说，他的大部分财产就是在任上搜刮积累起来的。

刘文彩的财权有多大？统管81县的税收，当时四川全省146个县，他管辖的地方就占了一半以上。

刘文彩通过征税搞“创收”的手段是骇人听闻的。当时，农民缴纳的基本税捐是田赋和附加税，刘文彩就一个劲地搞“田赋预征”。到1932年他离开叙府时，叙府地区的田赋已预征至1957年。

刘文彩还是个税种发明家，他想出的税捐名目令人瞠目结舌。除了“天上飞的（风筝）不抽，地上走的（草鞋）不抽”外，其余如“锄头捐”、“扁担捐”、“厕所捐”等等几乎无所不抽。后来索性连草鞋也要收税了。

更加使人苦笑的是，刘文彩还另有绝招：“懒捐”和“乐捐”。如果哪个农民不再种植鸦片，刘文彩为了“整懒人”照样征收他的“烟苗捐”；如果一条马路修好了，除以前交的马路税外，还得交“乐捐”。刘文彩甚至在戏院出售的每一张戏票上，也加上了14种附加税费，包括弹压费、伤兵亡友费、荣军营养费、培修公园费等等。

据统计，刘文彩在川南税捐总局总办任上，向百姓征收了150种以上的税捐，大约每年征收近1200万银元的巨额税款，除大部分供其弟用于军费外，其余都进了了刘文彩的私囊，成了他日后不断兼并土地的资本。

民国时期叙府铜关渡口

刘文彩是一个大商人

假若刘文彩没有做过投机商，也许他攫取不了那么多的“私房钱”。

在刘文辉的防区内，刘文彩几乎垄断了所有赚钱的行业。1928年，他把经营的“人和”银号分成两大系统：一个是鸦片、药材、山货、棉纱的垄断系统；另一个是食盐运销的垄断系统。这两个系统拥有几十家商号，分布在叙府、自贡、叙永、五通桥、纳溪、乐山、重庆、昆明、上海等地。

垄断烟土市场是刘文彩牟取暴利的主要来源。他担任的“川南禁烟查缉总处长”，一方面查禁“私土”为占有，另一方面从贩卖“公土”中攫取财富。每年刘文彩要从云南采购大烟上万担，四川本土大烟也在万担以上，致使成千上万的人因吸食鸦片而家破人亡。刘文彩每年从鸦片上掠夺的捐税约800万元，占他在叙府每年掠夺捐税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他通过贩运烟土，每年就获利100万元左右。这笔钱直接落入他的口袋里了。

刘氏庄园

刘文彩是一个军阀

假若刘文彩手中没有武装，也许他就不能在川南只手遮天，横着走路。

1930年，刘文彩将护商大队扩充为一个团，编入24军18团，自任团长。他还把叙府团练局抓在手里，听凭他调用。之前叙府驻军为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可这位覃筱楼硬是被刘文彩软硬兼施，逼得走投无路，灰溜溜地从刘文辉那里领到一笔解职费跑路。

1932年1月，刘文彩当上了24军叙南清乡司令部司令，手下拥有两个团的兵力，刘文辉授他为中将。使之叙南地区的军、政、财权尽落刘文彩之手。

刘文彩是一个大恶霸

假若刘文彩不凭仗权势，独霸一方，也许他无力去镇压民运，杀害共产党人。

这里不说刘文彩是如何横征暴敛，走私贩烟，如何收租、逼租的。单单先举一例子：刘文彩的三姨太凌君如，带一大帮人外出游逛，“数车相连，横行街巷 ”。车行过处，路人得马上回避，“稍不慎即遭鞭笞”。她抱怨坐的包车的弹簧坐垫不够软，刘文彩就找一个胖女人做她的肉垫子。如果刘文彩不霸道，他的三姨太敢这样嚣张吗？

刘文彩回乡后，为实现“四方土地都姓刘”的愿望，首先建立黑社会组织。1941年，他大邑、邛崃一带的恶霸土匪头子李鹏举、郭保之等人网罗在自己的麾下，建立了四川省势力强大的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还组建了手枪连，既为大肆兼并土地，保护庄园提供了武力保障，致使刘文彩在较短的时间内，田产猛增到12500余亩，遍及大邑和川西平原十一个县，同时又为袭击地下党组织和地下武装举起了屠刀。刘氏庄园馆原馆长安师吕曾提到，刘文彩镇压川西武装暴动，先后杀害共产党员朱英汉、肖汝霖、李筱文等人。

1946年秋，肖汝霖受中共川康特委派遣，在大邑山区成立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武工队。他曾利用地主武装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建立共同防御为名，使刘文彩为武工队提供了一批枪支弹药。1947年，肖汝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委员会主任。当刘文彩得知肖汝霖的真实身份时，就毫不犹豫地对武工队进行围剿。1948 年9月，刘文彩派队袭击三河场武工队，肖汝霖不幸被捕杀害，年仅28岁。

肖汝霖

刘文彩是一个大地主

假若刘文彩只是传统地主，也许他就不存在高租、高押、高利贷的行为了。

1932年10月，刘湘用武力将叔叔刘文辉赶出了川南，刘文彩不得不回到老家大邑。他是衣锦还乡，20多条船装了4500只箱子，每只箱子里放着2000银元，总计900万元巨款。

回乡后，刘文彩自然继续大置地产，在华阳、温江、崇庆、双流等七县置田8000余亩。同时他还有13所公馆，380多间街房。其中在安仁镇上的刘文彩老公馆（现刘氏庄园），占地面积28亩，160多间房屋。他的地产、房产分布在川西、川南地区和成都一带。

刘文彩庄园

刘文彩不是一般的传统地主，他对佃农的残酷剥削，主要有三种形式：

高押金

贫苦农民向刘文彩租种土地，须在“租田之前需先交纳一笔无息押金，退佃时如数退还。”有一个叫符曹康的农民，租种了刘家三亩田，为了交足押金，卖掉了一头水牛。不到几年，刘文彩夺佃，退回来的那笔押金，已经不值钱了，只够给小孩买一碗花生米。通过“高押”给刘文彩提供了剥夺农民钱财的机会。

高额地租

作为地主，刘文彩照例要向佃农收取地租。他制定的地租额度，名为“铁板租”或“死租”，远远超过一般地主收取的额度。他规定：“上、中、下三等田，要分别交租一石一斗、一石、八斗。”这些租额往往高达当年产量的大半以上。而且，不管收成好坏，不问天灾人祸，租谷“均不得迟交亏欠”。如佃农遇荒年欠缴，没关系，高利贷等着呢。

高利贷

农民没钱没粮，生活过不下去，刘文彩可以借粮借钱给你。不过得先扣回全部利息，名为“砍头利”；债款拿到手后，利息三天加一次，名为“场场利”；每个月本利加一番，名为“滚滚利”。这样一来，许多农民到最后倾家荡产还抵不了欠款。于是，刘文彩乘机以田还债，兼并了农民的田。

收租院泥塑

刘文彩能被“正名”吗？

回过头再说刘小飞。他在刘氏庄园做义工，一开口就说“"我是刘文彩的孙子”，他从上世纪90年代起，自费调查刘文彩的生前身后事，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似乎调查不出一个或几个他的爷爷是一个开明士绅的“真相”。纵然他对当年造出一个“水牢”耿耿于怀，可面对水牢实际上是鸦片仓库的地方，他仍不肯承认，只含糊不清地说“可能吧......”

刘小飞要给爷爷恢复名誉，估计难上加难。就连刘文彩的另一个孙子刘世昭也说：“我爷爷当年的确是军阀，也贩鸦片。这都是历史，该承认咱就承认。刘文采远不是单纯的一个中国传统地主那么简单。他是集官僚、军阀、地主、恶霸于一身的综合体。刘小飞要为其祖父“正名”，许多人也发表文章要为刘文彩翻案。有篇文章甚至说：“刘文彩就是这样一个恪守中国传统的地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着普通人都可能有的人性弱点的中国传统地主。”

刘氏庄园俯瞰

刘文彩在川南大搞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在西康发动种植鸦片，又武装贩运鸦片，聚敛钱财。光这两条，就给百姓造成了巨痛和祸害，难道以替其弟办事这一句理由就能掩盖搪塞过去吗？

有的学者还拿《收租院》说事，认为这些泥塑所展示的场景故事，大有“夸张、捏造之处”，大部分没有人物原型，缺乏事实依据，纯粹属于艺术作品。这些人应该去认真读一遍《收租院创作回忆录》。

收租院照片

一些替刘文彩翻案的人，实在举不出货真价实的例子，只能重复刘文彩“善举”的例子，来证明刘文彩是一个“温厚的开明乡绅”的所谓历史真相。比如建学校，比如造公路，比如兴水利。

1942年修建的文彩中学，刘文彩作为发起人确实出了大部分银子，但是说他的出发点是重视当地教育事业，可能不是那么回事。他的善事并不证明他有善良之心。

刘文彩修公路是谣言。《大邑县志》中没有找到任何“刘文彩修筑大邑到成都的公路”的记载。县志上记载着：“1930年大邑县借了四川省政府修筑‘成温邛简易公路’的东风，县境内有了一段20公里的公路”，“其修路款项筹集的办法是随粮附征经费”。也就是说，大邑到成都的公路是四川省政府出面修筑的，与刘文彩没有关系。何况当时刘文彩还在叙府。

刘文彩兴水利是利己。

1933年刘文彩为灌溉他在安仁干江坝的一片土地，需引入崇庆县长达四里（约2000 米）的济民堰中的水，并要求佃户自带伙食和工具去修筑。食不果腹的佃户因无法忍受繁重的劳役，贫苦农民万吉山等起来反抗，刘家的打手竟然用乱石把他活活砸死。这条命名为“万成堰”的堰渠，终于在佃户们无偿的血和汗中筑成了。水引到了田里，而刘文彩追加的“水利费”也摊派到农民的身上。而且刘文彩还厚着脸皮给自己树了一个“功德碑”，上面刻着“泽及万民，功同李冰”等字样，真是既作强盗，又立牌坊。

假如这些“善举”是刘文彩这个人物的品质特征，只要做了善事就是好人，那么世界上恐怕就没有坏人了。汪精卫当汉奸前，也做过许多大善事，而且投降日军他是有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曲线救国”。他算好人还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