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社工介入成都市涉罪未成年人强制家庭教育指导项目是社会组织参与未成年司法保护，服务特殊困难家庭的创新手段。该项目在司法机关、妇联、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下，对监护失职、失误的监护人开展服务，帮助这些父母掌握教育抚养技能，在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重塑涉罪未成年家庭环境、助力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家庭教育为突破口
2016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妇联、武侯区妇联的指导支持下，以武侯区“妇女之家”红领空间为核心阵地，成都新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成都新空间”）作为专业社会力量，携手武侯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强制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开展主要针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在办案机关委托下，成都新空间的专业心理咨询师通过分析评估涉罪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形成、发展的相关因素，家庭情况，以及犯罪心理与家庭情况的内在联系，制定个性化指导方案，以家庭教育为突破口，干预涉罪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纠正犯罪行为，预防再犯罪，帮助其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中。
组织召开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培训，通过课程讲授、案例分析等形式促进学员专业成长，培育强制家庭教育指导人才。受访者供图
然而实际工作并非一帆风顺。“面对孩子的犯罪行为，家长往往会表现出以下心理：一是认为孩子涉罪是自己犯错，应该自己承担；二是因孩子涉罪遭受巨大的挫败感，引发愤怒、焦虑、恐惧等连锁情绪，对孩子采取更加极端的管教方法；三是因缺乏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方法而压力倍增。这些心理现象都使得家庭教育指导的有效开展变得非常艰难。”在成都新空间工作多年的心理咨询师缪娟说道。
有这样一个典型案例。3年前，15岁的男孩森宇（化名）因涉嫌抢劫被检察机关要求开展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经工作人员走访并评估，森宇涉罪主要是因为受不良朋辈群体影响所致，另外也存在同理心较弱、贪玩好耍的情况，而这一切的根源，与其复杂的家庭结构和成长背景密不可分。
森宇自幼就跟母亲分开，父亲常年不在身边，继母虽关心森宇生活，但缺乏有效交流。在教育方面，祖父母对森宇较为溺爱，教育以简单重复的说教为主；父亲简单粗暴，以打骂为主；继母想要管教森宇，但屡屡被祖父母阻止；生母在与森宇的互动中，由于夹杂亏欠、自责、弥补等复杂情绪，带有明显的放任色彩。种种经历导致森宇出现严重的安全感不足、自我评价较低等问题，在这些因素的促使下，森宇接触了不良朋辈群体并逐渐融入其中，进而导致犯罪。
成都新空间的工作人员为森宇家庭制定了专门的工作计划。一开始，进展并不顺利。成都新空间的副主任、心理咨询师徐茂菲介绍道：“困难在于，孩子父亲对孩子持放弃心理，认为孩子改变不了，后来又以服务地点较远为由拒绝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继母也对参加指导服务没有信心。”对此，武侯区人民检察院与森宇父亲进行了沟通，强调了强制性开展这一原则，武侯区妇联也帮忙协调了距离更近的服务地点。在接下来为期4个月的6次服务中，家庭教育知识讲解、体验活动、艺术表达、亲子游戏等服务内容得以顺利开展。
经过服务干预，森宇家庭的教育和沟通方式有了很大改观。令徐茂菲印象深刻的是，最后一次家庭服务正值暑假，森宇一家三口在分享环节分别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表达歉意，冰释前嫌。最终，检察机关对森宇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森宇和他的家庭都迎来了新生。
探索本土化涉罪未成年人再社会化工作路径
人才培训现场。受访者供图
在成都新空间，类似森宇家庭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项目实施至今，已累计为150个未成年人家庭提供400余次强制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项目也已从最开始的试点开展转变为各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常态工作之一，起到了良好的推广示范作用。
强制家庭教育指导是个新事物，项目开始实施时并无参考和标准，也遇到过很多困难和问题，但徐茂菲说，大家从未想过放弃。“重组家庭、单亲家庭、家庭内部矛盾突出的情况都很普遍，父母也没有意识到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至关重大。有些家长受文化环境、知识结构、个人特质的影响，一些固有观念很难松动。虽然困难重重，但只要父母爱孩子的本心在，总能找到一些切入点，只要能跟家长达成帮助孩子重新回归社会的一致意见，家庭教育指导就能进行下一步工作。看着每个孩子和家庭一点点变好，我们就能体会到自己的价值，感觉到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随着国家、社会、相关部门对未成年人司法心理工作认识的深化和重视，强制家庭教育指导需求增多。在实务工作开展基础上，成都新空间梳理强制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体系，培养强制家庭教育指导专业人才，组织和开展理论、实务、带教、督导等工作。2019年至今，项目已培育孵化70余名强制家庭教育指导专业人才，为成都周边区、市、县组建本土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业队伍提供了人才基础，为“妇女之家”“妇女微家”等妇联组织阵地创新了工作内容。
2020年，成都新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为成都市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实务实训人才培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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