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政治——综论民国思想

引论

民国时期，思想与政治紧密相关，这是明道以救世精神的延续和体现。1900年代，西学东渐，子学复兴，排满革命；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民国的思想与政治。

西学东渐，确立了两个基本思想维度——古今与中西。1900年代，进化论的传播，带来了古今观念的转变，这就为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开辟了道路。随着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191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1920年代科学与玄学的论战、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相继展开。

基于古今与中西，是有民国新宋学与“新墨学”。排满革命，政治与思想“反清复明”，宋明道学于民国重新成为显学；据以宋明道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是为“新宋学”。承接子学复兴与墨学复兴，中国传统之墨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新的表达形式，是称“新墨学”。如下所示：

中国传统之精神，基于家国天下，植根于先秦诸子学。宋明道学之道统，阳儒阴佛，袖手心性，悖于家国天下，是“伪道统”。清代思想本之道学反动，明道以救世，返于先秦诸子学；子学复兴与墨学复兴，回归家国天下，正是道学反动之成果。

1900年代，子学复兴与西学东渐，相因缘而并兴。民国鼎革，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新文化运动，承接子学复兴与西学东渐，破斥经学观念，主张子学与西学。承继或违背子学复兴的趋向，也就是坚持或反动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这决定了民国思想与政治的成败。

民国新宋学，自政治而思想，因袭宋明道学之“伪道统”，违背了子学复兴的趋向，是思想上的反动。民国新宋学，据以宋明道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的超越，背离了中国哲学的现世精神，是“伪中国哲学”。

新墨学，自思想而政治，承接子学复兴与新文化运动，融合子学与西学。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颠覆形而上学之超越而专注现世之实践，契合中国哲学的现世精神；新墨学，植根于中国的墨学传统，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新的表达形式。

新墨学，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墨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墨学精神，兼以易别；兼以易别之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人民解放。墨学传统，专注家国天下之社会；家国天下之社会，以马克思主义为新的表达形式，是“社会主义”。

一、古今与中西

二十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确立了两个基本思想维度——古今与中西。1900年代，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带来了古今观念的转变；进化中的古与今，今必胜古，而非古必胜今。西学为今，于是就应该输入并接受西学。随着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到底是古与今还是中与西？在人生观上应该如何选择？191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1920年代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相继展开。

于古今与中西，科学代表了今与西，于是就被普遍接受并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社会观，就被用于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社会的研究；这种研究结果，又被用于指导革命实践。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革命实践直接相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1.191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

1900年代，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随着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191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随即展开。

191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肇始于新文化运动[1]，新文化运动基于进化论[2]。“生存竞争之学说输入吾国以后，其流行速于置邮传命，十余年来社会事物之变迁，几无一不受此学说之影响。”[3]

依据进化论，进化中的古与今，今必胜古；相较而言，西方文化是今、为新，中国文化则是古、为旧。[4]推动新文化运动，拥护“德先生”、“赛先生”，就是引进西方文化，同时摒弃中国文化。陈独秀说：“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要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5]

新文化运动的主张，基于进化中的古与今，将中与西视为古与今的程度之差。但是，中与西，也许不是古与今的程度之差，而恰恰就是中与西的性质之异。“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6]

中与西，到底是程度之差，还是性质之异？中与西，如果是古与今的程度之差，那么中与西就统一于古与今；中为古、西为今，今必胜古，唯有“西化”。中与西，如果是性质之异，那么基于中与西，各有古与今；但是，中与西是性质之异，“中体”与“西体”之争，却又陷于古与今。[7]

新文化运动基于进化中的古与今，也就隐含了一种进步的信念。这种进步的信念，也契合了时代变革的期望。但是，新文化运动强调古与今的程度之差，却也容易忽视中与西的性质之异。忽视中与西的性质之异，就会导致“西化”的主张。而在中国革命中，忽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就会导致革命上的教条主义。

中与西，到底是程度之差，还是性质之异？于古今与中西，到底是古与今，还是中与西？经过了新文化运动与东西文化论战，国人亟需在人生观上进行选择。1920年代科学与玄学的论战，随即展开。

2.1920年代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经过新文化运动与东西文化论战，国人亟需在人生观上进行选择。《人生观》的讲演，适逢其时，于是就引起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张君劢的讲演，主张一种“玄学”的人生观。其理由在于：人生观与科学相对，关乎自由意志；而主张“玄学”的人生观，也呼应了欧洲反思科学的“新玄学”[8]思潮。但是，胡适说，只要你敢轻视科学，就是你的不对；欧洲是欧洲，中国是中国，中国需要发展科学，而非反思科学。[9]

经过新文化运动，科学派挟有“赛先生”的威风，底气十足。但张君劢仍可提倡“玄学”与“新玄学”。欧洲的“新玄学”，反思科学并重回形而上学[10]。中国的“玄学”，援引西方形而上学，是可成就中国的“新玄学”；这种“新玄学”，据以宋明理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也就是“新宋学”[11]。

但丁文江已然指出这种“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西方的“玄学”，也就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在科学的冲击下，已然穷途末路；而宋明理学，也已奄奄一息，现在却还要借“新玄学”死灰复燃。[12]

自张君劢提倡“新宋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以建构“新宋学”，却也逐渐成为风气。科玄论战，针锋相对，科学与形而上学却也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主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规模。

在科玄论战中，陈独秀倡导“唯物的历史观”；因应社会革命，“唯物史观”也迅速流行。“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13]

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这就引起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基于古今与中西的视域，开始于人生观，扩展至科学与形而上学，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规模；科玄论战，承上启下，承上新文化运动与东西文化论战，启下中国社会史论战。

3.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

在新文化运动中威风八面的“赛先生”，经过了人生观的论战，被广泛接受并认同。于古今与中西，科学代表了今与西，玄学则代表了古与中。在人生观上选择并认同科学，这基于进化之进步的信念。

科玄论战之后，一场“中国社会史论战”“正在造着枪林弹雨的混战”；“科学已成为常识的‘真’，玄学已成为常识的‘幻’”。[14]唯物史观，就是科学的社会观；运用科学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也就成为了基本的共识。这种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于是就引起了中国社会史论战。

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革命实践直接相关。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要回答并指导这样的问题：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又该如何采取行动？[15]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就要为判断中国革命的道路提供依据，同时也要直接接受革命实践的检验。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与方针。一旦中国革命的方向与方针得以确立，中国社会史的争论，也就退回到书斋中去。

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研究相结合、中国社会研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于古今与中西，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西之今，中国社会实际则代表了中之古。只认定西之今，而忽略了中之古，就会导致革命上的教条主义。

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就在于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融合了古今与中西。

二、民国新宋学

民国政治，国共斗争；国共彻底决裂，造端于所谓“孙文主义”。孙文主义之道统，是政治上的反动，自政治而思想，也是思想上的反动。由于政治上的反动，国共分道扬镳；由于思想上的反动，返于宋明道学。据以宋明道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是为“新宋学”[16]。

宋明道学之道统，悖于家国天下，是“伪道统”；新宋学自政治而思想，因袭宋明道学之“伪道统”。中国哲学的现世精神，迥异于西方形而上学的超越；新宋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称为“中国哲学”，其实是“伪中国哲学”。民国新宋学，因袭“伪道统”建构“伪中国哲学”，在精神上“阳中阴西”，正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

1.孙文主义之“伪道统”

民国鼎革，排满革命取得胜利，但却面临民权发生的难题。“革命之结果，仅为旧政权之溃烂解体而非其消灭。于是民国以来，武人弄权，地方割据，日转增长。”[17]“革命事业，只能收破坏之功，而不能成建设之业，故其结果不过仅得一中华民国之名也。悲乎！夫破坏之革命成功，而建设之革命失败，其故何也？”[18]

革命之出路，在于“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19]但革命尚未成功，孙先生竟患不治之症。乃立下遗嘱，“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20]；并致苏联遗书，“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21]。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鼓吹所谓“孙文主义”，国共彻底决裂。“乃共产党人，以幼稚之故，盲目模仿苏俄……视中国文化如敝屣，而专举其所模仿者为至高无上之准则。……其所主张之阶级斗争，更不合于吾党在理论上之主张与方法上之决定。……我总理全部之遗教，本党统称此种遗教曰‘孙文主义’。” [22]

孙文主义是政治上的反动，也就是反动共产党的主张；这种反动，违背了孙中山的遗愿，也就准备了失败。毛泽东说：“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23]

出于政治上的反动，孙文主义鼓吹所谓“道统”；孙中山作为承继道统的圣哲，蒋介石则成为继承孙中山的“领袖”。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中国继往开来的圣哲”[24]；“总理在中国的人格，政治上的道德，是要继承中国固有的道统”[25]；蒋介石“继承总理的全部精神志事……为继承总理的唯一的革命领袖”[26]。

孙文主义之道统，是政治上的反动；自政治而思想，承接排满革命之保种，恢复“旧道德”与“道统”。“推想到几百年前，中国的民族思想，完全没有了……只看见对于满洲的歌功颂德”；“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27]“孙先生谓中国思想自尧舜禹汤至孔孟而绝灭，我是出来承继这个道统的。”[28]

孙文主义所谓承继道统，就是因袭宋明道学之“伪道统”；返于宋明道学，为孙文主义之道统提供理论支持，则是政治的要求和需要。孙文主义之道统，是政治上的反动；自政治而思想，宋明道学在民国重新成为显学，则是思想上的反动。这种思想上的反动，违背了子学复兴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孙文主义之道统，因袭宋明道学之“伪道统”，是政治与思想的反动；孙文主义之道统，是“伪道统”。“就是革命潮流高涨的今日，试看所谓革命的中心人物还想上绍尧舜孔子的道统而建立其哲学基础，就知道这势力是怎样的顽强呢！”[29]

2.西方形而上学在中国

西方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传统；现代西方哲学，告别了形而上学。西方形而上学在中国，却被认定为哲学本身之定义。依据这种哲学定义，来建构所谓“中国哲学”，也就是以西方形而上学为范式，比附西方形而上学。

如本书上篇已述，西方形而上学源于一种永恒信念，包含永恒信念、本体论、认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理论转化为人生观，还需要人生哲学的建构；这种人生哲学，就是基于形而上学的人生论。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为，“哲学”包含“宇宙论”、“知识论”、“人生哲学”等。[30]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为，“哲学所包亦甚宽，如形而上学、认识论、人生哲学皆属之”[3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为，“哲学包涵三大部”，即“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此三分法，自柏拉图以后，至中世纪之末，普遍流行；即至近世，亦多用之。哲学之内容，大略如此。”[32]

所谓哲学，胡、梁、冯三先生，措辞略异但意见一致。所谓哲学，应包含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论；这种哲学，其实就是西方形而上学。诸先生将西方形而上学等同于哲学本身，西方形而上学就被认定为哲学之定义。依此定义来建构“中国哲学”，也就是以西方形而上学为范式，比附西方形而上学。

中国哲学，迥异于西方形而上学。西方形而上学寄托于超越之永恒，中国哲学则追求现世之永续。中国哲学的主张，传承积淀为传统；植根于传统，中国哲学的主张与行动一致，就是人生观。以西方形而上学为范式——也就是以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论为范式——建构所谓“中国哲学”，正是比附西方形而上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的“中国哲学”，背离了基于家国天下的中国哲学，是“伪中国哲学”。

“伪中国哲学”，以西方形而上学为范式，也就认同了西方中心主义，这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与此同时，现代西方哲学，却也告别了形而上学；“伪中国哲学”，停滞于比附西方形而上学，并不具备现代世界哲学的价值。

3.民国新宋学——“伪中国哲学”

比附西方形而上学的“中国哲学”，是“伪中国哲学”。民国新宋学，据以宋明道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正是“伪中国哲学”之典型。

在科玄论战中，张君劢提倡“新宋学”，也就是据以宋明理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孙文主义之“伪道统”，是政治上的反动；新宋学的主张，能够迎合这种政治的要求和需要[33]。返于宋明道学，可以为孙文主义提供理论支持，这是政治上的需要；据以宋明道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可以成就理论之新，也能够激发学者的兴趣与热情。自政治而思想，新宋学的建构，于是成为风气[34]。

冯友兰云：“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35]而冯先生欲以建构之“新理学”，“要经过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而重新建立形上学”[36]。但是，维也纳学派的主题，却是解构形而上学。

熊十力则以为，“必有建本立根之形而上学，才是哲学之极诣”[37]；《新体用论》“针对西洋哲学思想以立言，而完成东方哲学的骨髓与形貌”[38]。吕澂或致书云：“如玄哲学、本体论、宇宙论等云云，不过西欧学人据其所有者分判，逾此范围，宁即无学可以自存，而必推孔、佛之言入其陷阱？此发轫即错者也。”[39]

民国新宋学，据以宋明道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是“伪中国哲学”。“伪中国哲学”，背离了基于家国天下的中国哲学，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民国新宋学，作为“伪中国哲学”，同时却也标榜所谓中华道统；民国新宋学，在精神上“阳中阴西”。

民国新宋学，是“伪中国哲学”，在精神上“阳中阴西”。大陆解放后，民国新宋学遗存于港台地区，是为“港台新宋学”；1980年代以来，港台新宋学在大陆逐渐流行。港台新宋学在大陆-港台新宋学-民国新宋学，沿袭因循，也就因袭了“伪中国哲学”、“阳中阴西”的特征。

三、“新墨学”

辛亥革命，确定共和；共和之名，需有民权之实。民国鼎革，承继新民，继续革命，以促进民权。新民以革命，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推动国民运动，实行自下而上之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民以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导新青年，实行阶级斗争，实现人民解放。

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契合了新民以革命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张，形成为新青年的人生观，则源于中国的墨学传统。植根于墨学传统，兼以易别，反对压迫，追求解放；摩顶放踵，不畏牺牲，革命到底。中国传统的墨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新的表达形式，是称“新墨学”。

1.新民以革命

晚清以降，内忧外患，士人思以救治，明道以救世。“总括之：《格致汇编》也，命之曰制造；《经世文续编》也，命之曰洋务；《盛世危言》也，命之曰时务；《时务报》也，命之曰变法；《清议报》也，命之曰保皇；《新民丛报》也，命之曰立宪（此语似强）。”[40]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立宪与革命之论争如火如荼。立宪与新民、革命与保种，于推翻帝制，立宪为保守、革命为进步；于民权之发生，新民为进步、保种为保守。辛亥革命，革命竟成！新民得以摆脱帝制之桎梏，保种则成为促进民权之障碍。承继新民，继续革命，以促进民权；民国鼎革，新民以革命，蔚为风潮。

新民以革命，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承继新民之“道德革命”[41]，造就新青年。“道德革命”之新文化，承接子学复兴与西学东渐，打倒“孔家店”[42]，主张子学与西学；自思想而政治[43]，新民以革命，推动“国民运动”，实行自下而上之革命。党派运动，自上而下；国民运动，自下而上。“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自一九一六年始。”[44]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5]陈独秀与李大钊欢呼“庶民的胜利”[46]，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张，通过阶级斗争达成庶民的胜利，契合新民以革命的革命道路，也就是自下而上的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

新民以革命，发动新文化运动，造就新青年；推动国民运动，实行自下而上之革命。五四运动，是新青年觉醒的标志；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唤起民众”，实行阶级斗争，实现自下而上的人民解放。

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契合新民以革命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也成为了革命行动的指南。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奋斗，则源于中国的墨学传统。蔡和森致信毛泽东：“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47]

2.“新墨学”

于人生观之形成，西方形而上学与中国传统有其区别。在西方形而上学中，理论是人生观的源头；在中国传统中，传统是人生观的根源。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为本体论与认识论，理论转化为人生观，还需要人生哲学的建构；西方形而上学的人生观，理论-人生哲学-认同并行动，理论是人生观的源头。中国传统，传统积淀为内在的自觉，内在的自觉转化为积极的行动；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传统-内在自觉-积极行动，传统是人生观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契合新民以革命的方向，也就是自下而上的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形成为新青年的人生观，则源于中国的墨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于是成为行动的主张与指南。

俄国革命之后，梁启超即指出墨学与“最新之主义”的关联。“墨教之根本义，在肯牺牲自己……至墨子之经济理想，与今世最新之主义多吻合”；“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人民，的确是实行墨子‘兼以易别’的理想之一部分……已足证明墨子的学说，并非‘善而不可用’了”。[48]

墨学精神，兼以易别，正是天下大同的思想根源[49]。毛泽东说：“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50]

实现大同，在中国革命阶段，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正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说：“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51]

墨学精神，兼以易别，实现大同。大同社会，表达为共产主义；实现大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阶段，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传统的墨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新的表达形式；接受并认同马克思主义，同时转化为无私无畏的革命行动，正是源于传统的墨学精神。

墨学精神，兼以易别，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无私无畏。墨学传统，积淀为内在的自觉；内在的自觉，转化为积极的革命行动。植根于墨学传统，兼以易别，反对压迫，追求解放；摩顶放踵，不畏牺牲，革命到底。

毛泽东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52]中国传统的墨学，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作为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墨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于是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指南。植根于中国的墨学传统，中国传统的墨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新的表达形式，是为“新墨学”。

新墨学，承接子学复兴与墨学复兴，植根于中国的墨学传统。子学复兴与墨学复兴，回归家国天下，正是道学反动之成果。民国新宋学，自政治而思想，因袭宋明道学之“伪道统”，违背了子学复兴的趋向。新墨学，承接子学复兴与墨学复兴，明道以救世。

西学东渐，是有古今与中西。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先秦诸子学。新墨学，植根于中国的墨学传统，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新的表达形式，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合古今与中西，植根于先秦诸子学，返本开新。

新墨学，植根于中国的墨学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墨学传统，专注家国天下之社会；家国天下之社会，以马克思主义为新的表达形式，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植根于家国天下，亲民利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兼以易别，打倒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进行兼以易别的革命与改造，既包括政治经济，也包括思想文化。中国社会主义，奠基于兼以易别的革命与改造；中国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亲民利民，共同富裕。

[1] “因为所谓文化运动的原故，我们时常可以在口头上听到、或在笔墨上看到‘东西文化’这类名词。”（《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1页。）“新文化运动进行方锐之际，对于本国旧有文化思想道德，每不免为颇当之抨击，笃旧者已不能无反感。欧战以后，彼中之自讼其短者，时亦称道东方以寄慨。由是而东、西文化之争论遂起。”（《国学概论》，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7月第1版，第341页。）按：新文化运动，承接子学复兴与西学东渐，主张子学与西学；新文化运动主张西学，参与并推动东西文化论战。

[2] 新文化运动承继新民，新民即基于进化论。严复具述“物竞天择”之理，进而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新民之说，即承继严复之论而多有发挥。“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06-107页。又见《严复集》第1566页。）“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新民说·释新民之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22-123页。）

[3] 伧父（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30页。

[4] “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巴罗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巴罗文明。”（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4页。）“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今日所当决定者，处此列族竞存时代，究竟新者与吾相适，抑旧者与吾相适？”（汪淑潜《新旧问题》。《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10页。）

[5]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81页。

[6] 伧父（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24页。

[7] “西体”之说，基于古与今，以“全盘西化”为极端；“中体”之说，无法抗拒古与今，则流于“阳中阴西”。中与西，并行不悖；基于古与今的中与西，有其相合相成之因素，是可融合古今与中西。

[8] “要之，此二三十年之欧洲思潮，名曰反机械主义可也，名曰反主智主义可也，名曰反定命主义可也，名曰反非宗教论亦可也。……吾必名之曰新玄学时代。”（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92页。）

[9]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序二第9、11页。）

[10] “科学家所以反对形上学者，由于其习于分科，故不求宇宙之综合的观察……各分科之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人类活动之根源之自由意志问题，非在形上学中，不能了解。”（《人生观之论战序》。《中西印哲学文集》，张君劢著，程文熙编，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6月初版，第998页。）

[11] “抑自理论、实际两方观之，宋明理学有昌明之必要二。惟以心为实在也，故勤加拂拭则努力精进之勇必异乎常人。……所谓理论上之必要者此也。……当此人欲横流之际……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所谓实际上之必要者此也。……东西合璧之玄学……柏氏倭氏言有与理学足资发明者，此正东西人心之冥合，不必以地理之隔绝而摈弃之。……若夫国事鼎沸纲纪凌夷之日……吾之所以欲提倡宋学者，其微意在此。……心性之发展，为形上的真理之启示，故当提倡新宋学。”（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07-109页。）

[12] “玄学（Metaphysics）这个名词，是纂辑亚里斯多德遗书的安德龙聂克士（Andronicus）造出来的。……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不怕玄学终久不投降。……（理学）这种无信仰的宗教，无方法的哲学，被前清的科学经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不曾完全打倒；不幸到了今日，欧洲玄学的余毒传染到中国来，宋元明言心言性的余烬又有死灰复燃的样子了！”（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

》。《科学与人生观》，第46-47、54页。）

[13]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序一第7页。张君劢说：“陈独秀序文的意思，是借科学与玄学的讨论来提倡唯物史观……在我们今日之中国，正是崇拜西洋科学，又是大家想望社会革命的时候，所以唯物主义的学说，在中国能如此的流行，是不足为奇的。”（《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中西印哲学文集》，张君劢著，程文熙编，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6月初版，第1006-1007页。）

[14]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民国丛书》第二编79，《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序第5-6页。

[15] “如果谁把握了正确的唯物辩证法，谁就能解答中国社会形式的史的发展如何？中国现在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并且还可以解答‘中国革命的路向如何？我们应当怎样走？’”（王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民国丛书》第二编79，《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二辑。）

[16] 冯友兰云：“唐代佛学称盛，而宋明道学家，即近所谓新儒家之学，亦即萌芽于此时。”（《中国哲学史》，下册，第197页。）民国所谓“新儒家之学”，即指宋明道学；据以宋明道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是称“新宋学”。以“新儒学”指称宋明道学，“新宋学”是可称为“新新儒学”；径以“民国新儒学”指称“民国新宋学”，则直接以宋明道学指称儒学。“新宋学”之称谓，是民国习说，表明其沿袭宋明道学；“民国新儒学”之称谓，矫以宋明道学等同儒学，自夸道统并自命正统。

[17] 《国史大纲》（修订本），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修订第3版，引论第29页。

[18] 《孙文学说·能知必能行》。《孙中山选集》，第157-158页。

[19] 《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孙中山选集》，第472页。

[20] 《遗嘱》。《孙中山选集》，第921页。

[21] 《致苏联遗书》。《孙中山选集》，第922页。

[22]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519、521、528页。

[23] 《新民主主义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毛泽东选集》，第691-692页。

[24]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403页。

[25] 蒋介石《军人的精神教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592页。

[26] 陈诚《领袖言行体系讲授大纲初稿》。《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637页。

[27]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第615、649页。

[28]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的演讲词》。《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第439页。

[29]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古史辨》，海南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四册，序第7页。

[30]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陈平原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5页。

[31]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75页。

[32] 《中国哲学史》，上册，第3-4页。

[33] 张君劢于四十年之后，仍然宣称“承受孔、孟、周、程、张、朱、陆、王以来之遗产者，毅然宣告思想独立之为得乎”。（《人生观论战之回顾——四十年来西方哲学界之思想家》。《中西印哲学文集》，张君劢著，程文熙编，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6月初版，第1087页。）

[34]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陈寅恪《邓广铭

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

[35] 《中国哲学史》，上册，第6页。

[36] 《新知言·新理学的方法》。《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2版，第五卷，第194页。

[37] 《十力语要》卷首《印行十力丛书记》。《熊十力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四卷，第5页。

[38] 《十力语要》卷二《答君毅》。《熊十力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四卷，第178页。

[39] 吕澂《辨佛学根本问题》。《中国哲学》第十一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出版，第170页。

[40] 《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743页。

[41] 梁启超主张新民，有“道德革命”之论。“今世士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今日正当过渡时代，青黄不接……老师宿儒，或忧之，劬劬焉欲持宋元之余论以遏其流，岂知优胜劣败，固无可逃……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吾所不惧，吾所不辞。”（《新民说·论公德》。《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27页。）陈独秀在1902年3月“于安庆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在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即有打倒孔家店与新文化运动之萌芽。（《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20-21、32页。）

[42] “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胡适《

序》。《吴虞文录》，黄山书社，2008年5月第1版，序第4页。）胡适打倒“孔家店”，在于破斥经学观念，夷孔子于诸子之列。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云：“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陈平原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页。）

[43] “洎夫民国创建，而政象杌陧，国运依然，乃进而谋社会文化思想道德之革新，以蕲夫一切之改造；始专意为西方思想之输入。此则民五以来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是也。……而新文化运动之自身，亦自改进社会文化思想道德方面，仍转而入于政治之途。”（《国学概论》，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7月第1版，第333、339页。）

[44]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独秀文存》，第35-36页。

[45]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471页。

[46] “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五四运动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三联书店，1959年7月第1版，第176页。）

[47] 《蔡林彬给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八月）》。《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上册，第16页。

[48] 梁启超《墨子学案》。《饮冰室合集》第8册《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九》，第二自序、第11页。

[49] “今考《礼运》大同说，与其他儒家言不甚合，而与《墨子》书不但意义多符，即文句亦无甚远。”（伍非百《墨子大义述》。《十家论墨》，蔡尚思主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8月第1版，第84页。）按：大同之说，出于《礼运》，源于兼以易别；儒、墨学说，以阶级而论，代表了不同阶级，墨学精神多体现于农民起义之中。“墨本刑徒之称，墨家正类近世有劳工党，乃以刑徒苦作自律。……儒者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正犹墨为刑徒苦役，亦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也。儒者称搢绅先生，而墨则讥为摩顶放踵。”（钱穆《古史辨第四册·钱序》。《古史辨》，海南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四册，序第15页。）“从历代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某些意识形态的共同特征看……毋宁说与墨家的特色相接近。这种特色以最突出和最完备的形态出现在近代太平天国运动中。”（李泽厚《墨家初探本》。《中国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72页。）

[50]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471页。

[51] 《

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605、609页。

[52] 《新民主主义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707页。按：民族形式，视之表里，民族是里、形式是表；民族形式，揭示了基于中国文化的表里关系，有别于一般-特殊的叙事模式。一般-特殊的叙事模式，只能止于中国特色；基于中国文化的表里关系，才能达成中国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