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这一年对于已经31岁的戚本禹而言,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从籍籍无名到家喻户晓,全赖于一篇文章的发表。
1962年的年底,《历史研究》的编辑部收到了这样一篇文章,名为《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戚本禹,彼时的他还只是办公厅信访局的一个普通干部,在文化界和社会上都没有什么名气。
而他文章标题里所列出的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当时在文化界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在本领域里面可谓是首屈一指的专家,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
戚本禹寄给编辑部的那篇文章,开篇的内容可谓是颇为大胆: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 ,在1864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 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 ,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 ‘自白书 ’。
在当时的主流界看来,李秀成是一个“英雄人物”,是一个值得歌颂和赞许的人物。而围绕在他身上的一个争议点,就是他被老曾俘虏后,所写的那万字的“自白书”,到底是劝降老曾呢?还是实实在在的投降?
就这一点,哪怕是如今,也是颇有些争议的。
戚本禹虽然文凭不高,只有高中学历,但是对于历史研究也是很有一些心得。而起行文颇为老练,并非是刻意抹黑和无中生有。
编辑部的人看过这篇文章后,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确定要不要发表。
最后找到主编黎澍,让他拿个主意。
黎澍看过文章后,也是有些头大,如果只是从学术讨论的角度而言,这篇文章是完全可以发表的。
但是文章的观点在当时是有些大胆的,就怕发表以后,生出什么事端就难以把控了。
黎澍只好找到田家英,就把文章送给田家英过目。
或许有读者就奇怪了,田家英又不是《历史研究》的在编人员,为何要找他这个“外人”来审核文章呢?
这里,我就多嘴解释一下,《历史研究》是当时少有的权威“学术性刊物”,发行量最高的时候,达到了30多万份。
不过,《历史研究》自打创刊之后,就一直实行的是外部审查。所以,作为主编的黎澍,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会找更高级别的人来审核。
这次之所以找到田家英,是因为戚本禹刚工作的时候,就被分配在田家英所管理的秘书室工作。
田家英初始很欣赏他的文笔和才能,就把戚本禹调到自己身边工作,也就相当于是自己的助理了。
后来,信访科那边缺人,田家英就推荐了戚本禹过去。
这时候,田家英还是很赞许和欣赏戚本禹的,不过,后来更多更深入的接触后,对于戚本禹的为人,田家英就大到折扣了。
李锐,是田家英生前的挚友,在他的文章里,记述了田家英对自己的妻子抱怨,直呼戚本禹是个小人。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家英去世的情况......家英对她说,他当时面对着“陈、江”两个大敌,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
——来源:《大地》杂志,“怀念田家英”,1980年第1期,李锐。
文章里提到的董边,是田家英的第二任妻子。
根据好友李锐和妻子的董边的表述,田家英对戚本禹的为人,和一些行为处事,就没有当初的那种好印象了。
所以,当《历史研究》的主编黎澍,把戚本禹的文章推过来的时候,田家英一看署名是“戚本禹”三个字,也不由得皱了眉头。
看过文章之后,田家英给出的态度是,仅从学术上进行探讨是有益的,不过,鉴于戚本禹的为人,文章还是压一压再发表。
田家英的原话比较刺耳,不如我这般的表述得委婉。
但戚本禹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文章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表。
——来源:《历史研究》,“从戚本禹批李秀成说起”,2010年7月版,徐思彦。
有了田家英的表态,戚本禹的这篇文章,最后于1963年发表在《历史研究》的第4期上。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学术界、文化界、史学界,掀起了很大的讨论。
很多学者对于戚本禹抛出来的观点,持有反对的态度,这一度让戚本禹有一段时间,在批评的浪潮中,显得有些狼狈。
后来,还是伟人看到了他的文章,给予了赞许,这才让戚本禹翻了身。
当然,伟人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要允许年轻一代的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哪怕是错误的,也要宽容。不能搞文化垄断,以资历来打压年轻人。
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传到下面就变了味。
风评从一边倒的批评,变成了几乎一边倒的赞许,在这种情况下,戚本禹趁热又写了第二篇关于李秀成的文章。
如果说,他的第一篇文章是从学术的角度来探讨的话,那这第二篇文章就完全变了味,用别人的话来说,就是“抓住一点,不断上纲上线”。
在我看来,或许从这一刻开始,戚本禹就知道往后的仕途该如何走了。也就是,文章即为工具,要为自己的仕途服务。
而有着传统文人秉性的田家英,或许正是看不上戚本禹身上的这种“功利心”,才由最初的赞许,到后面的渐行渐远了吧。
至于“功利心”这东西,也不能说是全好或者全坏,就像是一把双刃剑,掌控得好,确实能让自己往前迈上一大步;而一旦被反客为主,那就只能面对鲜血淋漓的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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