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即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因唐朝人许嵩在《建康实录》书中系统记载了这六个朝代的史实而得名；之后北宋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以此六朝作为正统编年纪事，由此世称六朝。

六朝教育制度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图/南京六朝博物馆 来源于网络

自东汉王朝分崩离析后，中国社会陷于长期分裂，南方的六朝政权亦未能幸免。但是，纵观此段历史，六朝社会对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坚持并未完全中断或放弃，频频受到历朝统治者的推崇，特别是文人学者在战乱不堪的大背景下，依然顽强地坚守初心，在文化、教育、科技等各种基础性工作层面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六朝官学不断受宠出圈也就顺理成章了。

众所周知，六朝政权更替频繁，六朝官学恢复与发展时断时续，但每当新朝初建，政局甫定，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央政府直接主持的国子学、太学的恢复重建，总能很快提上新朝廷的议事议程。基于秦汉时期制度的延续及其时代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六朝时期不断形成了更为进步与完善的教育制度与机构体系，即官学为主、私学为辅，二者统一架构起封建统治取士与入仕的体制根基。

六朝的“大学校长”，

都是全能型人才

六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正是六朝官学的核心地带，当然各地也都有自己的地方官学体系。

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建立东吴。第二年，“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

图/六朝建康城地形图（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制图）

来源：南京六朝博物馆

“都讲祭酒”一职，仿汉代太学最高教育管理官员“祭酒”，实际上就是东吴太学中集授课与管理于一身的具体负责人，类似今天的公办大学校长，既是管理者又是教授、博导。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在《南朝太学考》（《史学杂志》1929年第5期）就论道：“南朝有国学，肇自孙吴。”

由此可见，“都讲祭酒”也是东吴国学乃至六朝国学的发端。

六朝皇帝有多重视教育？

督促将领多读书

然而，因文化落后于北方及政局动荡不安等因素，直到吴景帝孙休永安元年（258）才正式下诏书，立学官，置五经博士，命令文武官吏子弟有志好学者入学学习。据《三国志·吴书·孙休传》载：“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之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

此诏下后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宋书·礼志》记载“于是立学”，而《通典·礼十三》则说“不行也”。不过，迫于形势的需要，孙吴统治者面对不同声音，还是选择并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吴主孙权以身作则，熟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及诸兵家之书，还为长子孙登延揽名师，让他每日耕读《汉书》，以史明理，以史为镜，厚积薄发。三子孙和十四岁时，派中书令阚泽教以书艺。立太子后，又广招四方英才，以丞相顾雍之孙、才华过人的顾谭讲学左右。

图/孙权 来源于网络

孙权还督促吴军将领加强学习。

屡建军功的开国大将吕蒙以“军中常苦多务”为由不愿读书，孙权劝告他“宜学问自开益”，“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据《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载：从此，吕蒙挤时间学习，“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吕蒙发愤勤学的事迹，也成为中国古代“将勤补拙、笃志力学”的典范，还诞生了“士别三日，刮目相待”等相关历史典故。

教育与职业规划，两手都要抓！

孙权极为关心部队大院子弟的教育与职业规划，不失时机地为东吴培养后备军地两用人才。

东吴开国元勋凌统病逝后，孙权抚养其二子于宫内官学学府，以其父“亲贤礼士、轻财重义，有国士之风”家学传承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三国志·吴书·凌统传》载：孙权“爱待如诸子同”。长至八九岁后，“令葛光教之读书”。吴宗室孙奂命部队子弟学习，后来有数十人得到朝廷和军队重用。吴景帝孙休虽贵为一国之主，仍好学不倦，善于汲取读百家之言，据《三国志·吴书·孙休传》载：常“欲与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道艺。”

除中央官学外，孙吴也设有地方官学。据《三国志·吴书·宗室传》记载：孙瑜为笃学好古的马普设立学校，招纳“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逐立学官，临飨讲肄。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而瑜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

图/六朝博物馆展示城墙遗址

来源：南京六朝博物馆

寒门子弟,出头有多难？

东晋自取得淝水之战重大胜利后，政局日趋安定，教育事业有所发展。太元九年，在淝水之战中出任征讨大都督，后因功迁中军将军、尚书令的谢石，上书孝武帝请求恢复官学。谢石上书指出：“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据《宋书·礼志》记载：孝武帝准其所奏，下诏“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另据《晋书·孝武帝纪》载：“增置太学生百人。”

高门独占，寒门难以问津是六朝官学的弊端。太元十年（385）二月，孝武帝命立国子学，命侍中车胤领国子学士。据《宋书·礼志》记载：“孝武时，以太学在（淮）水南悬远，有司议依升平元年，于中堂权立行太学。于时无复国子生。有司奏应须二学生百二十人，太学生取见人六十，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迄罢，奏可。”可见当时太学尚无正式校舍，以中堂充任而已。从孝武帝于中堂立太学，太学生和国子生各取六十人看，国子学与太学同时并列，地位相当。但录取的学生都是权贵子弟，与寒门无关。

图 人面纹瓦当 来源：南京六朝博物馆

六朝官学，可学？可不学？

此后，南朝宋、齐、梁、陈，亦十分重视官学，还出现类似今天科学研究机构性质的“四学馆”。

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彼时统治阶层真正重视的是门阀子弟教育特权问题，完全不顾学习效果，这与门阀统治阶级的腐朽不无关系。正如《宋书》卷十四《礼志一》所言：“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至南朝梁后，其弊端更是暴露无遗，那些出身在封建社会与门阀统治阶级时代的寒门士人，一旦有机会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就会毫不犹豫地把门阀阶级“读书入世，升官发财”这种“既得特权”维持下去。

可见，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葩，我们在肯定六朝官学教育制度进步性的同时，也应深刻认识到其颇受封建门阀政治影响的时代性历史局限，以及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制度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