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江西老人汪康夫因病去世。

在他80年的人生里，有44年都在申诉洗刷自己的强奸罪名。

很难过看到这条新闻。

对汪康夫来说，漫长的煎熬终于结束了。

让人遗憾的是，最后他也没能等到属于自己的正义。

01

故事要从56年前讲起。

1966年，24岁的汪康夫，正在江西省莲花县琴水小学，担任五年级语文老师。

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学校工作了7年，他上课认真负责，受到学生欢迎。

这7年，是他生命中最舒展的岁月，身为国民党中校的儿子，他为自己被新社会接纳而高兴。

然而工作上的努力和低调，并没有让他躲过时代的风暴。

1966年5月的一天，教导主任带着当地社教工作队，将24岁的汪康夫带走，理由是家庭成分不好。

然而到了拘留所，汪康夫才知道，罪名是有人举报，说他强奸了12名女学生。

汪康夫拒不认罪。

一周后，《关于汪康夫犯罪行为的调查情况》等三份由学生具名画押的调查材料，摆在了他面前。

随后，莲花县人民法院以强奸女学生两名、猥亵女学生十名的犯罪事实，对汪康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汪康夫表示不服，上诉至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在法庭上，汪康夫不认罪，他在二审宣判笔录上写下：“我没有强奸女同学。”

同年年底，吉安地区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从此，汪康夫开始了10年劳改生活。

02

1975年出狱后，汪康夫无法面对周围人的指指点点，整日把自己关在家里，极度痛苦。

用他的话讲：

“在农村生活，大家都认识，信誉比什么都重要。我身败名裂了，出狱以后的生活是生不如死，度日如年。”

在家一关就是整整三年。

这根刺，扎得汪康夫太深了，他入狱前的土地被邻里分去，出狱后也不敢索要。

直到1978年风暴过去，全国下发文件，要平反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

汪康夫觉得自己的罪名可以洗清了，便开始联系曾经指证他的女学生，尝试着翻案。

1978年，汪康夫委托律师，帮他从法院调取案宗。

查看后方知，当年判他入狱的证据，仅仅为口述证据。

一份《关于汪康夫强奸女学生的调查报告》，外加一份社教工作组的总结，并无作案工具及证人出庭指证。

而更加荒唐的是，汪康夫联系到的2名受害者，并不知晓汪康夫入狱是与自己有关，都以为当年汪康夫的突然消失，是被学校调动到其他地方工作了。

后来，汪康夫当时的班长，联系到了10名涉案学生（另外2人，1人死亡，1人失联），均否认被强奸。

10人一同供述当年发生的事情：她们被教导主任带走，手把手写下被强奸的供词，甚至有些还不知道自己“被强奸”过。

受害者亲口承认，强奸、猥亵都是凭空捏造。

汪康夫看到了希望，他整理好材料，去法院申诉，然而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被拒绝。

1980年，虽然有疑点，但法院还是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驳回了汪康夫的申诉。

在第一次申诉失败之前的1979年，石市小学校长觉得汪康夫是个老实人，又深知他的教学水平，邀请他做语文代课老师。

汪康夫再次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几年后，汪康夫被选拔到县里比赛，获得“全县小学语文最佳一堂课”一等奖。

他也迎娶了妻子周三英。结婚前，周三英问汪康夫：“当年你到底有没有碰过女学生？”

汪康夫回道：“没有，哪怕到死，我也会继续申诉。”

1986年，在汪康夫的持续申诉下，江西省吉安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了此案。

但很诡异的是，在1987年，法院又驳回了申诉，称汪康夫的申诉，是与被害女同学串通取得的，不能作为申诉证据。

汪康夫不服，继续申诉。

几十年间，汪康夫聘请过6位律师，申诉信在莲花县人民法院、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等机构往复辗转。

03

一直到2016年，江西电视台把汪康夫的故事，搬上了荧屏。

那些“受害”的女生，也面对镜头说出了当年的情况。

“受害人”洪仔妹说：“强奸我，我还会嫁得这么近啊？”

“受害人”李莲新说：“是教导主任强加给我的”

李莲欣回忆说，当时一位老师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必须交代问题才能出去。

李莲欣发现女学生们手写的是关于汪康夫的检举信。“照着抄了两行”，“我把‘奸’写成了‘歼’，老师还帮我纠正”。

“受害人”尹福贞说：“汪老师是正派人”。

后来师生终于见面，“被强奸”的女生尹福贞泪流满面，汪康夫笑着安慰她。

视频收获上亿的播放量，传遍全国，媒体，律师行业广泛关注。

期间北京大学法学院刑诉法、证据法教授陈永生，在认真看过汪康夫的案卷材料后认为：

案件唯一的一份证据是被害人的陈述，违反“孤证不能定案”的规则；且被害人现又指出当时是在威胁的情况下陈诉的，视为新的证据。

就法院所指出的汪康夫和被害女学生的信件往来是串通行为的说法，陈永生认为：

即使司法机关有这种怀疑，只能是启动再审以后，经过审查确认，不能没有启动再审就直接否定掉新的证据。

到了2020年5月，也就是距离汪康夫入狱的51年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该案进行复查。

但离奇的事情，又出现在了汪康夫老先生申诉的道路上。2020年7月，江西省检察院终止案件审查。

汪康夫打电话去问，得到的回答是：“管案卷的人得了眼疾，请假看病了，他们打不开保险柜。等调阅到原案案卷材料时，即行恢复审查。”

可汪康夫已经等不下去了。

2021年12月，汪康夫心脏病发作，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

2022年1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下达，对汪康夫的申诉不予支持。

驳回的理由中有一条，原审被害人虽然改变陈述，但其改变陈述不能认为具有合理理由，不足以认定为“新的证据”。

04

汪康夫说：“我不责怪任何人。只是希望法律可以还我一个迟来的正义，让我清清白白地离开这个人世。”

10月18日，他还在微博写道：

王飞律师第十六次寄给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葛院长的信件已签收。

10月24日，这个悲怆的声音戛然而止。

汪康夫的一生，终究成了一个灰色注脚。

在凤凰网的视频中，汪康夫面对镜头说出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法院从来没有拿过任何证据证明我有罪，而我用一辈子来证明自己无罪。”

然而，汪康夫老人用了一辈子，还是没有能证明自己无罪。

人生有很多无奈，汪康夫老人是其一。

时代的洪流，终究还是把他埋在了沙土里。

这是一个带有时代色彩的旧案，掺杂了特定的历史因素。

那个时代口供就能定罪，也许是个错误；

但今天他的申诉如何处理、新旧法律的适用，这可能是现实的无奈。

汪康夫曾自述说，“我只做了二十四年的人，之后的五十五年都生不如死”。

遥想1966年，他风华正茂，在某个深夜，随着几个人的推门而入，自此陷入了无尽的深渊。

对于一个老师，一个知识分子，也许清白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对汪康夫而言，申诉到后来，心理意义是否大于实际意义？

没人知道。

只能猜测，在不停歇的努力中，他或许实现了某种自我救赎。

哲学家尼采提倡，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汪康夫像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他的精神意志始终不肯坠落。

他需要一个真相，他的坚持看似已没有实际的经济意义，甚至有些偏执。

但这种坚持的行为却能在思想上给世人以警醒，一定程度上促进法治及社会的进步。

所以我发自内心地，希望他能得到想要的真相及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