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一直有着“环保斗士”的称号。

20世纪90年代的媒体从业经历让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污染问题，2006年马军创立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致力于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污染防治。20多年来，已经成为生态环境部特邀观察员的他与伙伴们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分析环境信息，每天他都会坚持在社交平台上公布当天的空气情况、雾霾区域等。

马军认为，大气污染治理需要社会广泛参与，环保方面的监测数据大规模地公开，体现了中国向污染宣战的政治决心。

新京报贝壳财经：未来十年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蓝天的主动权？

马军：未来十年是非常关键的。现在北京的空气质量以及周边的空气质量，改善幅度非常大，PM2.5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89.5微克降至2021年的33微克，今年到目前的累计均值不到30微克，周边有的城市的年均值更是直降上百微克，这对公众健康保护和生活质量提升都有巨大作用。

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重点地区重污染天气还没有完全消除，一些不利的气象条件下，依然会出现雾霾这种空气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地区，臭氧的问题有所加重。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去努力解决的。

问题的解决是需要借鉴前期十年大气污染治理的成功经验，以充分监测和发布作为基础，完善多元参与的治理机制，提升预警应急和健康提示能力。同时，从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两个维度确定并披露污染源。

后期，我们还要和双碳行动结合起来，减污降碳要协同增效。借助双碳行动的结构调整，为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和低碳的转型提供的强大的动力，推减部分降碳，然后确保在2030年前实现高质量的碳达峰，同时实现空气质量的进一步改善。

通过更加广泛的社会参与，调动市场力量，推动产业、能源、交通、民用等领域的结构调整，经过测算，中国的绝大多数的城市都能够实现达成10微克以下的PM2.5，这样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就能够推动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

新京报贝壳财经：在一些发达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的情况下，我国应该如何去坚持应对气候变化？

马军：我国的大气污染有一个快速改进的过程，但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大气污染是在加重，像印度，空气污染是非常严重；全球气候形势也非常严峻，极端天气频发，包过极端高温、极端低温、极端干旱、极端降水等几类，这也会使得很多地区空气污染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正通过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积极推进双碳进程。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全球很多经济体的重心也在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稳定、经济增长这样的一个方向上，有些国家和地区对近期目标进行了调整，这些额外增加的排放会对巴黎协定所设定的控制全球的温升在2摄氏度以内、争取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带来巨大的压力。在我们收集的数据中可以看到，2021年全球碳排放出现了历史最大反弹，今年整体趋势依然不容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更需要推动企业来发挥出它的主体作用。作为世界工厂，我国碳排放总量里有68%和企业的生产活动相关联。我们正在通过蔚蓝双碳地图的构建，协助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更多地采用市场化手段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从巴黎到格拉斯哥，越来越多的企业做出了零碳的承诺，但是否落实，需要加强监督。同时，我们也需要推动公众去广泛地参与治理大气污染、水污染，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支持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加强监管，提高气候治理力度。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赵方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