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诸多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征收过一些奇怪的税。比如你可能听说过“单身税”、“懦弱税”，甚至是“胡须税”。但你听说过对女人的乳房征税吗？信不信由你，总之在19世纪的早期，印度喀拉拉邦的低种姓妇女，就被征收了这种税。
在特拉凡科尔邦盛行的乳房税，被当地人称为Mulakkaram，被强加于达利特人（指印度低等人）和落后阶级妇女。它尤其适用于阿瓦尔纳的女性，因为她们属于较低的种姓。
这些妇女如果想用一块布遮住自己的胸部，那么就必须为自己的胸部交税。在那些日子里，低种姓的女性袒胸露乳，还被认为是对像婆罗门这样的高种姓的尊重。
巴拉拉马·瓦尔玛一世统治期间
在巴拉拉马·瓦尔玛一世（Balarama Varma I，1798-1810），Gowri Lakshmi Bayi女王（1810-1815），至Uthradom Thirunal Marthanda Varma II（1846-1860）的统治期间，乳房税盛行。甚至是Ezhava和Nadar社区等低种姓的男女，都不被允许在高种姓成员面前遮胸。
由于喀拉拉邦当时的种姓制度非常具有压迫性，因此低种姓的人无权穿任何上衣。在那个年代，衣服还成为了富有的象征。
作家塞缪尔·马特尔在他的《特拉凡科的土著生活》一书中声称，低种姓的人背负着沉重的税收，一直处于债务和贫困之中。然而，婆罗门和奈尔等高种姓的人却很富裕。
奈尔族妇女也不被允许遮盖她们的胸部
根据一篇文章中声称，特拉瓦科的官员会走访每户人家，从任何过了青春期年龄的低种姓妇女那里，收取乳房税。也有报道称，税金的多少还取决于胸部的大小。
然而有趣的是，奈尔族妇女在进入寺庙或在婆罗门面前时，也不允许遮胸。因此，特拉凡科尔邦的低种姓人民，受到了全面的压迫。
南布迪里女性可以遮住自己的胸部
与低种姓妇女完全相反的是，南布迪里妇女可以用上半身的布遮住她们的胸部。然而，这些妇女大多也是被限制在家里的内室里。
除了丈夫和直系亲属，南布迪里妇女不能和任何人说话。而在极少的情况下，当他们被允许外出时，她们必须要用一把棕榈伞遮住自己的脸。
R Raman Nair和L Sulochana Devi在一本关于奈尔族妇女的书《Chattampi Swam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中，他们说当一个奈尔族妇女如果穿着衣服出现在南布迪里人面前时，她的乳房就会被切掉。
叙利亚基督教或罗马天主教社区的兴起
19世纪早期也见证了叙利亚基督教或罗马天主教社区的崛起。1813年，在王后Gowri Lakshmi Bayi统治期间，门罗（John Munro）上校是特拉凡科尔邦宫廷的高级官员。
为了宣传基督教并获得纳达尔人的信任，门罗上校提出了一项解决乳房税的方案。他发布了一项命令，说如果纳达尔人皈依基督教，他们的妇女就可以用上半身的布遮盖住她们的胸部。
但这一命令惹恼了当时女王和当时的宫廷，不过他们的抗议很快就被忽视了。因此，纳达尔妇女从此被允许穿类似叙利亚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长衬衫。
皈依了基督教
然而，后来为了逃避皇室的压迫，低种姓的人们越来越多地皈依基督教，过上体面的生活。从那时起，皈依基督教的女性可以自由地用上衣或斗篷来遮住她们的胸部。
然而，上层种姓拒绝允许克里斯蒂安·纳达尔妇女穿类似于奈尔族妇女的上衣。因为当时奈尔族的妇女们才有权以一种特殊的风格，将一块布裹在她们的身体上。
这样做是为了保留种姓的等级制度
这个想法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保留两个族群之间的等级制度。但是克里斯蒂安·纳达尔的妇女们起来抗议，很快她们就也被允许穿类似奈尔族妇女的衣服。随着基督教影响力的增加，对上层种姓的怨恨开始增长。之后，特拉凡科发生了暴力冲突。
恰纳尔的反抗
这些抗议和冲突，后来也被称为恰纳尔起义。在随后发生的诸多暴力事件中，穿着上衣或衬衫的低种姓妇女被扒光了衣服，教堂和低种姓人的房子也被夷为平地。
据《南亚的宗教与社会冲突》一书的记载，在当时位于马德拉斯的英国总督介入后，特拉凡科发布了两项宣言。第一次是在1859年，由大王公乌特拉姆·蒂鲁纳尔发布的。第二次是由大王公阿依利亚姆·蒂鲁纳尔在1865年发布的。
宣布废除乳房税
这两项宣言都最终废除乳房税，并取消了对穿内衣的所有限制。但这些都来得太晚了。
一个叫南杰丽的低种姓女人的勇敢
在1803年，一个名叫南杰丽的低种姓妇女的勇敢，便成了争取妇女权利的象征。她来自喀拉拉邦中部一个叫Cherthala的村庄。在19世纪的那一年，南杰丽严厉地反抗了来到她家收取乳房税的人。
当收税员向她施压时，她毫不退缩地切下自己的乳房，把它们放在收税员面前的香蕉叶上。最终，她因失血过多而死。得知此事后，南杰丽的丈夫也自杀了。
后来，她居住的地方被命名为Mulachiparambu，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有乳房的女人的土地”。
喀拉拉邦的官方历史中没有提及这件事
尽管南杰丽的牺牲故事传遍了整个邦，但在喀拉拉邦的官方历史中却没有被提及。
在整个喀拉拉邦，这次事件之后产生的各种抗议活动，可以被视为是妇女解放的先驱之一。历史学家Joy Balan Vlaathangara在他名为《Vaikuntaswamiyum Samoohika Navothanavum》的书中，写到这次抗议的影响，他说这次的抗议在全国都引发了更多的骚动。
其他一些抗议活动，是要求在公共道路上行走的权利、进入寺庙的权利，以及反对无报酬工作的权利。结果，喀拉拉邦的面貌很快就得到了改善。但令人遗憾的是，哥伦比亚教育学院在其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删除了关于喀拉拉邦种姓历史的章节。
此外，在《特拉凡科的百年，1806-1906：过去一个世纪伦敦传教士协会，在南印度特拉凡科所做的工作的历史和描述》一书中，也没有提到乳房税。这反映了官方对这场改变了今天喀拉拉邦种姓结构事件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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